新时期贵州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准新定位，创造好环境，积累与不断扩大新比较优势，力气下在制度创新上，把贵州导入发展的新境界。
3月6日，“智谷趋势”发了一篇公众微信，说到3月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阐释京津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和东北发展的关系，透露出了中国经济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将由“东-西”演进为“南-北”的新信息。这促动我找到新华社直播的徐绍史现场问答文字，反复琢磨。
为消除这个东西差距，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在城乡改革取得进展、特别是沿海地区与西部进一步拉开差距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形成了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大板块“东-西”走向的布局。而徐绍史透露出的变化，是指他在讲 “抓新的增长带”时，清晰地由北向南分出了四个“发展带”：“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南边的珠江经济增长带。他阐述的“四带”：第一，京津冀――环渤海――东北一线，包括京津冀、山东、东三省和内蒙古。第二，“一带一路”的陆地“带”主要沿陇海线，包括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直至境外。第三，“长江经济带”，包括长江流域沿线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市，发展的依托是长江上中下游一个三角洲和三大城市群。其四，珠江经济带，包括广东和广西以及泛珠9+2地区。一方水土一方人，这意味着贵州至少出现了纳入国家视野的加入长江、珠江两带发展战略的新机遇；也意味着贵州有望同时从长江经济带和珠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受益。
其实，四大板块也好，特意将最南边的珠江经济走廊归为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平行的第四个经济带也好，实质都有发展差距即广义的东西部问题。区别只是四大板块是区域与区域的落差，四个经济带是区域内的落差。徐绍史每说一带，都使用一句话：“自东向西梯度开发”。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同样也深深地印刻在四带的带内区域中，其开发仍然是运用带内经济横向联合，用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集团化来消除东西差异，实现互动互补。2007年，我和张子云、于武合著由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了《横向布局中国――泛流域经济带崛起思考》，其中提出打破东西部既有格局，沿中国境内流域实现大区组团发展的思路。而今8年了，中国经济的区域化发展，终于在走向世界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带动下，又走出了所谓“南-北”的四个新的增长极、增长点，发展带之路。这使贵州这样的后发省份的发展，“一不小心”，出现了清晰亮点。
方向“亮”了，带内互动多赢格局清晰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减速成定局的情况下，带内的增长极、增长点，“自东向西梯度开发”怎么开发？
琢磨下来，我觉得徐绍史已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回答。一是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出口、消费量相对难变的情况下，重头戏只能是投资。这与国际智库的研判相一致。二是需要靠改革来解决更关键的“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摆平里面的效率、效益、公平、法制等等一系列复杂甚至尖锐的问题。不容回避的重点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抢抓机遇，其负面清单显然应该有不能在城镇化中玩土豪砸钱制造鬼城，也不能复制库存加剧产能过剩，更不能盲目尾随简单复制东部曾经走过的牺牲环境换发展的老路。随着高端人才、高铁、高速公路、天然气与石油管道、互联网+等等一系列现代发展元素的有效注入，贵州已然来到依靠地缘区位后发比较优势与带内龙头发达地区，共同推进现代化的新时期。新时期贵州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准新定位，创造好环境，积累与不断扩大新比较优势，力气下在制度创新上，把贵州导入发展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