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张之洞生于贵州，长于贵州，其一生中最为关键的读书受教育阶段是在贵州度过的，包括他应对科举考试的准备工作，也是在贵州完成的。可以说是贵州的山水养育了他，是贵州的早年生活铸就了他的品格，奠定了其一生成就的基础。正因如此，对其12岁回河北祖籍参加县试，并从18岁起再未踏上过贵州的土地，坊间便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有的说他是嫌贵州贫穷落后，“羞为贵州人”，有的说他是瞧不起贵州，“不承认贵州人身份”、“不认同与贵州的关系”等等，对张颇有微词。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揣测之言。真实的情况是，当年张之洞所以要回祖籍应考，实属科举制度下的无奈之举；而其成年之后虽再没回过贵州，但并未忘记贵州的养育之恩，且对贵州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张之洞祖籍河北南皮，其父张A1826年分发到贵州任知县，先后履职贵筑、德江、榕江等县。1837年9月，张之洞出生于贵阳南明河畔的六洞桥边。1841年，张A调任兴义知府，4岁的张之洞随父迁到兴义府治安龙，并接受启蒙教育。张之洞聪明而又好学，在一批名儒的教导下，他9岁读完四书五经；11岁读完《春秋》经传及历代诗词，时年作七百余言的《半山亭记》，令人赞叹不已；12岁他在贵阳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天香阁课草》，一时声名远扬，被称为神童。
但是书读得再好，学问再大，要走仕途，都必须经过科举考试择优录取。清代的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道路上，要经过院试（县一级）考秀才、乡试（省一级）考举人、会试（国家级）考进士这三个重要步骤。考中秀才就可进县学继续深造，虽说还不是官，但也算国家的人了，不仅被免除了赋税，见了县太爷不用下跪，成绩优秀者（[生）还由国家发给口粮；考中举人名字就被记入了吏部的名册，有了做官的资格，再进京考进士，费用也由国家承担；考中进士就直接可以做官了，若没留京任职，分发到地方起码也得弄个七品县官当当。因此这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是颇具吸引力的。但这科举考试也不是谁想考就可以考的，读书人要参加科考，首先得通过由本县知县和知府主持的县试和府试以取得童生的身份，有了童生的身份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考。而清代科举制规定，读书人要取得童生身份和考秀才、考举人，都必须于户籍所在地应试才行。正是这条规定，迫使生于贵州、长于贵州的张之洞，不得不在12岁那年告别父母，千里迢迢地回到南皮祖籍去参加县试。
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既然张之洞的父亲已在贵州当官多年，张之洞又生长于贵州，在贵州接受了多年的教育，那他为什么不入贵州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说说清代的科举户籍制了。
清代的科举户籍制与明代相近，其基本规则是，全国按不同区域拨给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考生则凭所拥有的户籍获取应试的资格。所以要按不同区域来分配录取名额，主要是要体现公平的原则。清代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包括贵州在内的西部边远省份，文化教育水平远低于中东部地区，如果不考虑这种差距，而用全国统一的文化考试标准来录取秀才、举人，那么落后地区的学子是很难跟发达地区的学子比拼的。鉴于此，清廷在科举考试上对欠发达地区实行政策性倾斜，拨给固定的录取名额，以确保一定数额的学子可以中举。这项政策确实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公平正义。但问题是，由于按不同区域拨给录取名额，各地区应考人数的多少与最后录取比例的关系极大，文化发达地区动辄几千上万人赴考，竞争十分激烈；而落后地区应试者则明显要少得多，竞争对手少，胜出的几率则大得多。有学者做过粗略统计，雍正年间贵州乡试的中举率高出文化大省江苏7倍还要多，由此可见这种按区域划定中举名额的政策，对文化发达地区的考生并不公平。
于是那些享有照顾政策、科举中举率高的地区，便成了一些发达地区学子们的向往之地，“高考移民”的现象便时有发生。正是为了阻止有人到外地去参加考试挤占他省录取名额的投机行为，清政府做出了考生必须于祖籍参加考试的规定。其具体措施是，在科考的第一步即童生考秀才这个环节，把确认考生的籍贯身份作为首要，要求应试童生亲自到本县衙署的礼房（教育主管部门）报名，填写上溯三代的履历，并由本县[生出面作保，担保该考生家庭清白和户籍的真实，绝无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经礼房核实后方取得考试资格。待开考时还须对考生进一步验明正身，即由学政（一省主管教育的官员）照册点名，担保人近前辨认，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场应试。无论在哪个环节，一旦发现有假冒籍贯报考者，就以“冒籍”论处，不仅“冒籍”者本人被遣送回祖籍并取消若干年的报考资格，连那些伙同其作假及把关不严的官员，也都将受到严厉惩处。由此可见科举户籍制在管控上的严密。正是这种将户籍与科考紧密捆绑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高考移民”现象的发生。
但清代并不是不允许移民和变更户籍，一些寄居于异乡的人户，若在寄居地申请入籍并获得批准，这寄居地也被视为“祖籍”，读书人就可凭这被认可的户籍获得参加科考的资格。只是这异地入籍的条件十分苛刻。除随军人或因罪被流放者一道迁往异地的子孙可以获准在寄居地入籍外，其他人若要在寄居地申请入籍，必须在当地有祖坟，且置有房产、地产和纳税满20年以上者方可；之后更限定为考生本人在寄居地生活满20年者，才准其入籍参加科考。对官员子弟来说，若父辈死在任上，而本人又一直寄居于父辈任职地，且无力返回祖籍者，经所在地官方核实后方可申请入籍，取得科考的资格。异地入籍的门槛这样高，不仅断了一些试图移民他乡参加科考者的念想，也使一些按情理说本该享有参加科考资格的学子，不得不回祖籍去报名应试了，张之洞就属这种情况。虽说他父亲已在贵州做官多年，他又生长于贵州，在贵州接受的教育，但根据科举户籍制的规定，他不具备入贵州籍的法定条件，也就无法在贵州获取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要走仕途，只有回祖籍去应试这条路可走。
可以想见，当年在是否让年仅12岁的张之洞回南皮去应试的问题上，张A的内心是何等的矛盾：让他去吧，孩子年幼且身体瘦弱，路途遥远且充满凶险，怎能让为父的放心？不让他去吧，眼见孩子才学出众，志向远大，不趁此去博取功名，恐怕会耽误了他的前程。一番纠结之后，张A最终还是决定让儿子回老家去应试。准备妥当之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中秋之后，张之洞在老家人张喜的陪伴下，踏上了千里迢迢的回乡路。 当下为张之洞作传者不乏其人，对张的这趟回乡路也各有精彩的描述。或说他兴趣盎然地坐在轿车内，眺望着窗外的景物，感到新奇和振奋；或说他一路走来览山川，阅名胜，心旷神怡，感慨万端等等。这纯粹是小说家言。迢迢数千里，张之洞当然有乘车船、观景物的时候，但大多情况下他走得相当的艰辛。张之洞曾对他的好友章永康（贵州大方人，咸丰进士）说起过这趟令他刻骨铭心的赶考路，他说他走的是由黔东经湖南往北这条道，正值秋冬季，整日冷风细雨，虽披了蓑衣，衣裤也难有干的时候，常常冷得瑟瑟发抖；山路崎岖泥泞，脚板被磨出血泡，每走一步都痛得钻心；跌跤是常事，有几次还险些滚下山崖。由黔东过湘西这段路是最令人提心吊胆的，除了路难走，还有劫匪出没，好在张喜处事活络，或在客栈邀约过客结伴同行，或花几个钱找当地人护送一程，总算没发生什么意外。历经3个多月的跋涉，张之洞于第二年的春节过后回到了故乡南皮县。想必是这趟回乡路让他吃尽了苦头，所以他此后进出贵州再没有走黔东这条线，而改走了北出四川这条路。章永康比张之洞要年长几岁，他对所处时代的“路难行”有更深的感触，为此他曾作《行路难》古乐府诗十余章赠给张之洞，张一直将其珍藏在身边，这已是后话了。
毋庸置疑，但凡能在贵州参加科考，张A是决不会让年幼的儿子冒这么大的风险跑回老家去的；而张之洞一个黄口少年也不会有因瞧不起贵州而非要回南皮去参加科考的冲动。回祖籍去应考，实属科举制度下的无奈之举。
回南皮赶考的张之洞没有辜负父亲及家人的期望，没有辜负贵州一批名儒的悉心指教，在接下来的县试中名列榜首，中了秀才，稍后又在顺天府乡试中考中举人第一名，高中解元。一个由贵州边远山乡走出的少年竟能在科考中连拔头筹，使京师官员和市井百姓都为之哗然。中举后的张之洞在京城滞留了一些时日后，便于咸丰三年（1853年）秋南下贵州省亲去了。
第二年早春时节，16岁的张之洞回到了离别已近4年的安龙。见到家人，见到恩师，见到乡邻及儿时的伙伴，他兴奋异常；漫步于招堤、半山亭，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令他感到亲切。他原本是想在这里安心读书以准备参加京城会试的，却因民军风起围攻兴义，他便披挂上阵与父兄一道担起了守城安邦之责，待民军溃退后，又遵父命与都匀知府石煦的女儿结为连理，两年来忙忙碌碌，难得有读书的时间。又是一个秋季来临，在父亲的催促下，18岁的张之洞匆匆北上应考去了，此后，他再未踏上过贵州这片土地。但未来的几十年间，他都对这片乡土怀有无法割舍的情感。
有关张之洞在显达之后不忘乡情和感念贵州养育之恩的事例，已有学者撰文做过详尽介绍，故不再赘述。这里想要说的是，张之洞为官五十载，两袖清风，不蓄私财，至死没有为自己和家人置过一间房，购过一分田，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他却捐银数千两为贵州兴建新式学堂，购大批图书教材和仪器派专人送达贵州，并在其儿时的家园安龙置田租作为经办新式学堂的费用等等，仅此一端就可看出他对第二故乡的浓重情怀，何来“不认同与贵州的关系”之说？仅因张之洞早年遵父命回河北老家去参加科举考试，并在成年后再没回过贵州，就说什么“之洞腾达，耻为贵州人”云云，着实是对这位先辈的误解和不敬。清晚期，由贵州走出去的学子在朝廷为官者不乏其人，他们大都重乡情，念乡谊，回报乡里，为贵州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其中，张之洞无疑是最应受到后人尊敬和颂扬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