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景气，日本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贸易方面，出口额在战前的1913年为84500万日元，1919年达到了324000万日元，增长了约2.8倍；在此期间的进口额则由95100万日元增加到了290900万日元，增加了约2.1倍。整个外贸形势由入超变为了出超。此外，对外债务由1914年的19亿日元减为1920年的16亿日元；而同期的对外债权则由8.1亿日元增加到了43.7亿日元。日本一下子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大战期间日本的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业人口逐渐向工业人口转变，从1910年到1920年，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由64.3%激减至52.8%，已经十分接近所谓“农业人口五成”的理想工业化状态（[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二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5页）。
伴随着经济繁荣的是物价的腾贵和社会的动荡。根据日本银行的调查，以1900年10月为标准（100）的东京重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为126.31，1917年为194.5，1918年则为254.77。内务省社会调查局统计的劳资纠纷数量和参加人数为：1914年50件，7904人；1917年398件，57309人；1918年417件，66457人。1912年创立的平民互助组织“友爱会”（工会的前身，工会日文为“劳动组合”）的会员，1913年为1326人，1918年则达到了3万人（[日]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走向大东亚战争的道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物价腾贵最直接也最有影响的表现就是主食大米价格的高涨。米价的高涨令一些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出现了问题。考虑到国家存米不足，日本政府积极进口外来大米并对这些大米实施廉价供应政策。1918年4月，政府颁布《外米管理令》，指定三井物产、铃木商店等7家企业大量进口国外大米并进行低价销售。另一方面，为了打击不法奸商趁机哄抬米价，政府还专门于1917年8月30日制定并公布了《暴利取缔令》，其中规定商家不得对米谷类、铁类、煤炭、棉丝及棉布、纸类、染料和药品这7项事关一般民众生活的商品进行不法牟利，否则将遭到3月以下拘役或者100日元以下的罚款。此外，政府还鼓励民众除了大米之外更多食用杂粮和山芋等食物，希望借此来减少大米的消耗。
尽管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但大米的价格仍旧不减涨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为了对刚爆发革命的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准备向西伯利亚出兵，军队囤积了大量大米作为军粮，而这直接导致了民用大米的进一步短缺。
有资料称，到了1918年的七八月间，大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了第二次大隈内阁时期（1914―1916年）最低米价的3倍以上。根据大阪堂岛米会所的记录，1918年1月的米价为每石15日元，到了6月就已涨到了每石20日元，7月17日的米价甚至达到了每石20日元以上。东京市内1到5等白米的零售市价在7月25日基本维持在每石34至39日元，但在随后几天基本都以平均每两天升1日元的速度疯涨；进入8月后，涨价速度更是达到了平均每天升1日元，8月10日各等白米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每石45日元上下（资料来源：《资料日本近代史》，国风会1933年版。注：1石=100升，当时日本人每月工资一般为18至25日元）。
局势的不断恶化终于导致了波及日本全国的大规模“米骚动”事件。所谓的“米骚动”经常见之于中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主要表现为大米短缺或价格腾贵之后的民众暴动。这里所说的“米骚动”则是特指1918年下半年发生于日本的抢米风潮事件。根据井上清和渡部氐摹睹咨Ф研究》，早在1918年7月上旬，“米骚动”就已发端。但是，真正有组织的展开还是从7月下旬开始的，而其最先的发源地是位于北陆地区的富山县。
1918年（大正七年）7月22日夜里，富山县下新川郡鱼津町的鱼津港内，一艘名为“伊吹丸”的货船正在装米准备运往北海道。而在囤积大米的十二银行（即后来的北陆银行）仓库前，十几个女工人聚集在了一起。她们希望货主不要把米运上“伊吹丸”，而是卖给当地居民。尽管这些妇女当时被巡逻的警察劝了回去，却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聚集起来要求将大米卖给他们。到了8月3日，另一个村子中新川郡西水桥町又有不到200名居民聚集起来要求米店老板把大米卖给他们。8月6日以后，事态一发不可收拾。附近更多村庄的居民卷入了要求卖米的请愿队伍，规模最大的集会人数甚至超过了1000人。8月9日的当地报纸《高冈新报》将这次运动称为“越中女子起义”，由此拉开了全国规模“米骚动”的序幕。
8月10日，京都市和名古屋市成为了全国规模“米骚动”首先发生的大城市。10日夜，在名古屋市的鹤舞公园有两万多人参加集会；而在京都市的柳原町则发生了强行要求米店以低于市场价出售大米的暴力事件。
8月12日上午开始，神户各处专司卖米的铃木商店遭到了100人以上规模的暴力袭击。这些人殴打店员和前来劝导的警官，最后甚至放火焚烧店铺。中午以后，混乱扩展到了大阪市内。在出动警察镇抚无效的情况下，当地的卫戍司令终于在当晚10时下令出动步兵第八联队的两个中队和骑兵第四联队的一个中队前往警察局总部进行防卫弹压。神户和大阪的暴乱最终演变为了流血冲突。
8月17日以后，“米骚动”的火星甚至还点燃了北九州和山口县等地煤矿工人的暴动。其中在山口县冲之山煤矿发生的暴动有包括矿工和附近居民在内数千人参加，他们攻击了米店和仓库，甚至还纵火焚烧游乐场所。他们的行为导致了军队的出动，其中有13人死于与军队的对抗。
8月20日以后，“米骚动”扩展到了全国。各地暴动事件频发，流血冲突不断。直到9月12日这些暴动才被全部镇压下去。
整个“米骚动”持续了约50天，全国计有369个地方发生过骚乱，总参加人数超过了100万人。而政府出动镇压的总兵力也超过了10万人次。事件结束后受到检举的人数超过2.5万人，其中有8200多人受到了刑事处分，和歌山县有两人因为涉嫌煽动组织民众闹事而被处以死刑。 为了应对“米骚动”，大正天皇夫妇曾于8月13日通过寺内内阁下赐内帑金（也就是天皇的私房钱）300万日元，而政府在同一天也制订计划，准备拨出1000万日元来平抑米价。但是，这一计划只执行了不到一半就于8月28日被取消。到1918年底，尽管米价仍然还在上涨，但随着民众工资的普遍提高，因米价高企所导致的恐慌竟然逐渐平息了下去。
“米骚动”的发生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事件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政党或社会异议人士进行过组织。但是，在报纸等媒体所制造的米价恐慌以及对各地事态的详细报道之下，民众的情绪被带动了起来，“米骚动”终于演变为了全国范围的“米暴动”。在日本近代著名检察官兼作家吉河光贞1939年所著的《所谓米骚动事件的研究》一书中就写道：
大正七年，当时的我国新闻界已经非常发达，东京、大阪的著名大报社均有全国的通讯网和读者网，形成为一种社会的势力，而且全国各地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地方报社并存，竞相报道新奇的新闻和言论。全国的这些报刊的论调……均追逐时代的潮流，对“民主”采取共鸣的态度，在政治上支持所谓护宪运动而制造反政府的气氛，把以米价为主的一般物价飞涨所造成的一般民众的生活困难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漫加评论，而且对“米骚动”始终抱着过度同情的态度加以大书特书，所以对骚乱的蔓延实际上发生了没有意想到的重大影响（转引自[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二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8页）。
由此看来，与其说“米骚动”是因民众对米价的不满所产生的单纯抗议行动，还不如说这是以米价高涨为导火索而引发的民众对政府各种不满情绪的总爆发，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加速催化作用，而这一总爆发的背后隐含着民主自由乃至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以及“大正民主”这一日本近代史上最为接近民主主义的时代总背景。
当时掌权的寺内内阁基本都是由官僚组成，较少政党色彩，由于其秉持所谓的“非立宪”态度，因此又被称为“非立宪内阁”。上文已经述及，臭名昭著的西伯利亚出兵就是这届内阁决定发起的。以这一事件为首，包括著名的对华“西原借款”，寺内内阁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招致了媒体和一般民众的广泛不满。“米骚动”可以说是为这一不满情绪的发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秉承日本政府一贯对新闻媒体打压的传统，寺内内阁在骚动开始后严密监视和控制新闻媒体。随着骚动风潮的不断升级，政府终于决定禁止媒体报道关于“米骚动”的一切新闻。为此，东京新闻社的干部组织“春秋会”于1918年8月15日在筑地精养轩召开会议，决定向当时的内相水野b太郎发出备忘录，要求取消这一禁止令。该备忘录内容如下：
对于有关骚扰事件报道禁止令的春秋会评议员会决议，以及委员诸君所陈述的希望之宗旨，须待谅解之处颇多。作为当局者，为了不令各报纸所出现的煽动和夸大性报道对各地产生恶劣影响，仅从维持治安的角度不得已暂时公布了上述禁令。
因此，对于各新闻通讯社希望各地骚扰能够迅速平息下来这一点，当局者是相信并且渴望得到媒体帮助的。兹取消上述禁令，媒体今后将登载以内务省发表的公报及以其为基础的事实性内容（译自[日]伊藤正德著：《报纸五十年史》，鳟书房1943年版，第233页）。
此后，记者抗议的浪潮迅速波及近畿、东海、横滨、福井、石川和九州等地。8月25日，来自84家报社的记者在大阪举行关西记者大会，反对寺内内阁对报界的压制，要求言论自由。《大阪朝日新闻》报道此事使用了“白虹贯日”一语，政府以此语暗示革命、影射天皇为名将当天报纸停止发行。社长村山龙平辞职，撰稿记者和发行人入狱。这就是著名的“大阪朝日新闻笔祸事件”。
记者们抗议的结果换来了水野内相如下的回复性备忘录：
1.因米价腾贵所导致各地骚扰的报道必须以公报和基于公报的事实为基础。
2.对于公报以外对事实进行报道及未对事实进行夸大、未进行煽动的报道，（政府）无意对其进行禁止，但由于其中事实关系重大，希望报道方对此予以充分的注意（出处同前）。
政府对新闻界作出了退让，而“米骚动”风波此时也已大半褪去，更为重要的是，饱受争议和抨击的寺内内阁终于要寿终正寝了。1918年9月29日，来自政党立宪政友会的“平民宰相”原敬受命组阁，正式取代了寺内内阁。日本的“大正民主”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米骚动”早已过去，但通过考察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我们不得不对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稍作反思。如何使用好媒体这柄双刃剑，令其在保证社会公共信息传播畅通的前提下不至于激化那些本不该激化的矛盾，这应该也是时下的媒体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