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衍（978-1057年），字世昌，封祁国公，世称杜祁公，北宋著名政治家，仕真宗、仁宗两朝，历任地方和中央要职。宋仁宗庆历年间，初任枢密副使、枢密使，庆历新政后期，任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人品高，官风正，能力强，善决大事，所至政声皆佳，特别是在庆历新政中为相，最受时贤和史家颂美。
宰相乃封建时代辅助皇帝，统领群僚，总揽国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时政之美恶，常取决于宰相。好的宰相，主观上必须德才超群，客观上也须有一定时间，让其施展抱负，历朝历代的名相贤相，大多如此。杜衍为相仅120天，史称“百日宰相”。
杜衍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罢相，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庆历七年正月致仕。宋代著名史学家、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在庆历七年九月写给杜衍的信中，赞美杜衍任宰相时的所作所为，与“古之良宰相者无异焉”，虽说因任相时间太短，“不充其志”，功德却不可胜道，无愧于尧舜之时、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盛世的名相。
南宋史学家洪迈《容斋续笔》卷16《贤宰相遭谗》条，将杜衍与唐代名相褚遂良、张九龄、裴度和宋代名相赵普、寇准等并列，称之为“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对其遭邪人谗言陷害，不得尽展相才，深为痛惜。
宋仁宗一朝，共任相23人，元代修《宋史》，特将杜衍和李迪、王曾、张知白为一“贤相”合传，称四人“皆贤相也。”传末发论，极尽颂美，曰：“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汉魏相，唐宋Z、杨绾，岂得专美哉！”
一、庆历新政，砥柱中流
近数十年出版的一些通史，谈到庆历新政，大都主要记叙范仲淹、欧阳修的事迹，兼及富弼，顺便提及韩琦和杜衍，有的甚至不提杜衍。实则在宋人眼中，杜衍才是庆历新政主要也是最高领导者。宋神宗熙宁年间陈师锡任监察御史，在奏言中，就希望宋神宗像宋仁宗“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成庆历、嘉v之治”一样，“以兴治功。”宋神宗“善其言。”（《宋史・陈师锡传》）陈师锡所指，包括了宋仁宗两个时期的治功，一为庆历之治，一为距庆历新政11年之后的嘉v之治，嘉v之治，富弼、韩琦主之；庆历之治，杜衍、范仲淹主之。宋神宗一生都在革新，更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与陈师锡这次对话，距庆历新政不过20余年，其看法的准确性当属无疑。
历史的真实的确如此。在皇权专制，官制等级森严的时代，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变革，既必须得到皇权的支持，变革主持者也必须获得相权，否则，在皇权和变革主持者中间，必然横着一道相权梗阻，给变革之路平添无尽麻烦，山重水复，险象叠加，难有所成。
北宋政务由中书门下掌之，最高长官为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称参知政事；军务由枢密院掌之，最高长官为枢密使，次为枢密副使。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为宰辅，统领全国政务和军务，而以宰相为首，枢密使次之，庆历年间，宰相还一度兼枢密使。在庆历新政期间――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到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最活跃的范仲淹的职务是参知政事，富弼和韩琦的职务是枢密副使，欧阳修的主要职务，先是知谏院，后是河北都转运使、权真定府，已不在朝廷。范仲淹和富弼虽受宋仁宗委任，具体主持新政的制订和实施，但这期间，他们头上还有三位宰相，章得象、晏殊、杜衍，章得象和晏殊均不支持新政。晏殊在新政急需言官造势的关头，故意将知谏院的欧阳修由朝廷外派地方。章得象尤为阴毒，既授意几个追随他的言官攻击范仲淹和富弼，又暗中使坏，最终误导宋仁宗罢掉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而以范仲淹的政敌宋庠代之。唯有杜衍对新政积极支持，热情参与，特别是在范仲淹和富弼被流言所污，被迫离京，而宋仁宗又开始动摇，想免去范、富二人政事之时，偌大一个中央朝廷，唯杜衍一人，砥柱中流，充分利用其宰相和枢密使的地位、职权和影响，对变革和变革者“独左右之。”（《宋史・杜衍传》）范仲淹和富弼相继于庆历四年六月、八月外出任宣抚使，自此到庆历五年正月新政戛然告终的七个月时间里，只有先任枢密使，后又升任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的杜衍和枢密副使韩琦在京。显然，所谓庆历新政，最后的也是其整个历程近一半时间，主要主持者就是杜衍，既非范仲淹，也不可能是韩琦和富弼，当然更不会是欧阳修。欧阳修当时的职务，离中央政务核心领导圈――宰辅，尚有相当大的距离。事实上，欧阳修对庆历新政的贡献，主要也就是发发议论，写写文章，造造舆论而已。
二、令青史生辉的“但道杜衍不可”
范仲淹和富弼拟定的新政十项内容，核心是改革吏治，革新吏治的核心，则是抑制侥幸。而侥的根源，却是皇帝的“恩降”，对官吏任命、升迁，不走正常程序，而是皇帝直接下一诏旨，由枢密院和中书门下奉旨落实。吏治昏乱和腐败，竟由皇帝带头！很显然，要刹住这股歪风，作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干不了，作为枢密副使的富弼和韩琦更干不了，唯有宰相兼枢密使的杜衍了。杜衍当仁不让，大义凛然地和皇帝叫上了板。宋仁宗一方面批准新政，下诏要“明黜陟，抑侥”，一方面又继续皇恩浩荡，“多恩赐，请求无不从”。杜衍针锋相对，“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举凡皇帝批的任官条子，一律挡住，拒不执行，等积累到十几张，便径直交还给皇帝。宋仁宗有个重要姻亲，想求一官，宋仁宗碍于面情，批条恩准。杜衍头天见到御批，第二天一上朝，就拿着条子质问宋仁宗：“昨日何忽又降此批？”宋仁宗心内有愧，只好说：“卿止勉行此一批，盖中有无可奈何者。”语中颇含乞求。皇帝已这样了，宰相杜衍却原则依旧，“正色奏曰：但道杜衍不可！”宋仁宗只得将自己的御批收回作罢。后来，宋仁宗凡遇私下向他讨官者，都要说：“朕无不可，但这白须老子不肯！”白胡子老头儿，即指杜衍。宋仁宗曾对欧阳修感叹道：外间都知道杜衍封还我批出的任官条子吧？其实，我在内宫，有向我请求恩泽的，我常常以“杜某不答应”而拒绝，这种情况，比杜衍封还我的条子还要多。在抑制侥方面，杜衍“助我多矣！” 从此，杜衍拒“恩降”，遂成为吏治史上的经典，被广为传颂和取鉴。南宋高宗时，一次“内降差除四人”。殿中侍御史周葵奏言：“愿陛下以仁祖为法，大臣以杜衍为法。”宋宁宗时，国子录王介上疏批评当时任免官员“悉出内批”，称赞“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宋理宗淳v二年，杜范任右丞相，“时亲王近戚多求降恩泽”，杜范“引前朝杜衍例”，将皇帝此类内批“皆封还。”
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向各路（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选派转运按察使，由其选任该路的知州，再由知州选任该州的知县，将原来不称职的州、县官一律罢免。范仲淹为了选好转运按察使，严审预选名单，将不合格者一笔勾掉。富弼觉得范仲淹搞得过于严格，建议道：您一笔勾去很容易，可被勾者一家人会因此而哭呢。范仲淹反问：“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坚持标准不放松。这个故事，一直传为吏治美谈，近年来更被一些文章频繁援引。但范仲淹“明黜陟”，是以副相的身份审查、敲定省级干部任命，把关虽严，却是居高临下，挥笔即定。杜衍“抑侥”，则是直面皇帝，以下纠上，要冒天大风险，没有极大的担当精神和超人的胆识勇毅，不能为，也不敢为。“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固然掷地有声，“但道杜衍不可”却尤令青史生辉。
三、对新政骨干无私的“扶持树植”
曾巩在《上杜相公书》中，极赞杜衍在庆历新政期间为相，“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当“豪杰魁垒”之士遭“邪者恶之，庸者忌之，亦甚矣”之时，独有杜衍“唱而助之”，百般呵护，使其“皆若素由门下以出”，与之一起力行新政，辅佐人主“致天下治”。当英才们备遭庸众排挤诽议，杜衍“复毅然坚金石之断，周旋上下，扶持树植，欲使其有成”。实在无力回天，“则引身而退，与之俱否”。
诚如曾巩所述，庆历新政中的一些骨干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孙甫，都得到过杜衍的热情栽培、大力提携和竭诚维护。
范仲淹因力揭宰相吕夷简弄权误国，深深得罪吕夷简，被贬官数年。好不容易被起用知延州，负责西北边事，又因在处理西夏问题上，被朝中大臣误解，让政敌找到了攻击的话柄。吕夷简为相20多年，手段阴狠老辣，私下怂恿参知政事宋庠，在皇帝面前恶毒诬陷范仲淹，说：“范仲淹可斩！”时为庆历元年，杜衍正任枢密副使，力为范仲淹辩解，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为朝廷招叛虏耳，何可深罪？”义正词严，与宋庠“争之甚切。”宋庠辩不过杜衍，以为吕夷简会帮他说话。岂知吕夷简已被杜衍的正义和正气震慑，一直“默然，终无一语。”直到宋仁宗问他的意见，才开口说道：“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范仲淹这才得免大难，要不然，就不会有两年以后的庆历新政，也不会有著名的《岳阳楼记》。
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都是名副其实的热血君子，以天下为己任，而不顾其他，同是为国为民，对具体的人和事，却常有不同看法，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依不饶，乃至出语伤人。诸人中，杜衍官位最高，年龄也最长，大范仲淹11岁、孙甫20岁、欧阳修29岁。诸人素常对杜衍既敬仰，又感恩，以父辈事之。但在议论和处理军国大事上，范仲淹、欧阳修、孙甫曾误解过，乃至恶语伤害过杜衍，杜衍均不计较，照样真诚关爱，呵护有加，情怀之博大，境界之高迈，在华夏数千年政治家中，堪称一流。
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宣抚陕西、河东，误以为辽朝将发兵侵宋，欲发大兵备之。杜衍时任枢密使，不同意范仲淹的判断，认为辽兵绝不会来，宋兵不可妄出。范仲淹发怒，与杜衍“争议帝前，诋衍，语甚切。”此前，范仲淹一直“以父行事衍”，如今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这般放肆无礼，如对仇雠，这要放在一般人，肯定要对范仲淹打击报复，至少也要记仇怀恨，断绝交往，杜衍却“不为恨”。特别当退朝以后，范仲淹牛脾气继续发作，力争不已。而事实很快就明了：辽兵根本就未动，杜衍拒不发兵，绝对正确，范仲淹的判断绝对错误。即便如此，杜衍对范仲淹仍关爱如初。
较之范仲淹，欧阳修更曾多次“触犯”杜衍。宋仁宗嘉v八年（1063年），杜衍已去世六年，欧阳修于这年所作《跋杜祁公书》中，深情怀念与杜衍的初次相见：“公当景v中为御史中丞，时余以镇南军掌书记为馆阁校勘，始登公门，遂见知奖。”然而，欧阳修给杜衍送上的见面礼，却是一枝带着利刺的玫瑰。时在宋仁宗景v二年（1035年），杜衍刚任御史中丞，征辟石介为御史台主簿，石介还未到任，他的一封上疏已得罪皇帝，朝廷因此撤销了对他的征召。欧阳修是石介的挚友，此时刚任馆阁校勘，竟然写信给杜衍，指责杜衍未能替石介辩护，言辞颇为激烈：“介一贱士，用之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举动也。”这年欧阳修29岁，杜衍58岁。欧阳修入仕才数年，刚由地方进京，仅为从七品的低级小官，杜衍则是从三品的大官高官，为人为政，早已名动朝野。从哪方面说，欧阳修都有些冒失，言辞明显过头而且失礼。杜衍虽不同意欧阳修的批评，对其勇于言事的精神，却很是欣赏，两人从此结下浓厚的师生之情，“久而愈笃”。
庆历新政期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也常与杜衍意见相左。如在处理边将滕宗谅、张亢使用边费不当问题上，杜衍力主重惩，欧阳修和范仲淹则坚决反对，认为两人没错，最后只好折中，给了两人较轻的处罚。在如何对待辽朝驸马刘三嘏叛辽投宋问题上，欧阳修和几位宰相都主张厚待之，“以诘契丹阴事”。杜衍则主张拒不接纳，纳之于国不利。最后杜衍获胜，将刘三嘏遣返辽朝。从当时军国大局来看，杜衍的意见，无疑要比欧阳修和范仲淹等正确得多。杜衍去世后，欧阳修在为杜衍所作墓志铭中，对杜衍立朝“善决大事”，也是由衷佩服。而杜衍也从未反感过欧阳修一次又一次的“冒犯”，总是以长者之态，谅解之，关爱之。欧阳修在《再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中述及此，感慨颇深：“公之知人推奖，未有若修之勤者；修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
孙甫一直被杜衍看好，在其还只是个知县时，以刑部侍郎知永兴军的杜衍，即将其辟为司录，事无大小，都放心地交其主办。如此信任，孙甫却不领情，以为杜衍小瞧了他，竟耍起牛脾气，说什么“待我如此，可以去矣！”杜衍得知，就再不拿小事烦他了。而且愈发器重他，主动与之结为忘年交，高兴地说：“吾辟属，乃得益友。”杜衍升任枢密副使后，又举荐孙甫为秘阁校理。不久，保州发生兵变，孙甫按循职问责的思路，上言“枢密使副当得罪”，应向杜衍问责。重用之，屡荐之，得到的回报却是“不少假借”，要朝廷处罚知己。这要放在别人，能不恨之入骨，报之以牙还牙吗？杜衍却不，他因此更看重孙甫的“鲠亮不私”。秘阁校理为朝廷谏官，职在言事，孙甫一心为国，言事不避不忌，敢于碰硬。宋仁宗欲任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孙甫与同事蔡襄争着上言阻止，曰：“执中刚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孙甫又指斥皇帝近臣丁度言事怀私心，“请属吏”，要宋仁宗予以严惩。陈执中和丁度人品既差，又是庆历新政的反对派，岂能容得孙甫等人如此？立即予以回击，在皇帝面前极言孙甫和蔡襄之短，两人被逼，只得请求外任。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事下中书省，杜衍时任宰相，在其影响下，中书省以谏院缺人为由，上奏皇帝，留二人继续担任谏官，宋仁宗听罢，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杜衍回到中书府，立即召吏员拟就子：令蔡襄、孙甫照旧供职。按程序，子须几位宰相和参知政事都署名，方能执行。杜衍和另一位宰相章得象署名后，吏员拿着子请参知政事陈执中署名，陈执中恨透了孙甫和蔡襄，拒不署名，还说刚才皇上并无明确旨意，应当再次上奏，怎能着急如此！话语中，明显露出阴狠和威胁。吏员回来告诉杜衍，杜衍已觉察到宋仁宗轻信了陈执中和丁度的谗言，再奏必遭否定，本想利用一下皇上刚才的暧昧态度，尽最大可能保护孙甫和蔡襄，可惜其间苦衷，竟被陈执中识破。只得取过子烧了。杜衍不知道，就在此时，被谗言搞昏的宋仁宗，已对范仲淹和富弼及其主持的新政心生反感，而杜衍又处处庇护二人，所以，一面下诏罢免范仲淹和富弼宰辅职务，一面正令翰林学士院锁院草制，罢免杜衍的宰相之职，贬官地方。执笔者，正是被孙甫刚痛斥过的翰林学士承旨丁度。第二天，杜衍就被贬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而且“即日发遣”，不容在京城稍留。杜衍既已遭贬，孙、蔡二人再也无人救援，很快，蔡襄就被贬福州，孙甫被贬邓州。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随之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