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延安大学参加了一次“陕北民俗文化研讨会延安论坛”，其间参观了“路遥文学馆”，与曹谷溪先生面谈后，我想写写我眼中的路遥。又加之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负责人梁向阳先生热情约稿，遂提笔将我与路遥相处日子中的二三事撰文，以示对他的怀念。 初识路遥
路遥，原名王卫国，小名卫，是延川县中学初六六级乙班的学生，是正宗的“老三届”。
当时，我就读于设立在延川县文安驿镇，下文安驿村的延川县农业中学春班。1966年暑假期间，全县的教师，在延川县城参加了规模宏大的“教师集训会”，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为了贯彻落实当时党中央下发的“5・16”通知精神。
集训会结束后，全县各中学选派学生代表去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被选定去北京的学生代表返回延川县时，每人的左臂上都佩戴一副红布做的“红卫兵”袖章，同时带回了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信息;全县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正如当时中央的“5・16”通知中指出的：“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年学生，将成为这次运动的主力军。”之后，红卫兵大串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席卷了全县各个角落。随之而出现了破四旧，立四新，很多有价值的各种文化艺术品遭到破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1966年10月初，延川县农业中学由下文安驿村搬迁到距延川县城北3公里处的黑龙关。与延川县示范繁殖农场、延川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延川县种子站合并办学。
农中迁到县城后，参加过集训会的学校领导、教师被划为右派的，下放到延川县拐峁村参加劳动，接受批判改造。学生全部参加到停课闹革命的行列。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认识了延川中学的王卫国、贺仲民、薛延庆等一批观点相同的学生。
当时，在延川县城进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运动，开始主要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对象是文化领域的学术权威。点名的有邓拓、吴晗、廖沫沙等文化名人。后来运动的焦点集中在对当时延川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上，逐步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最后焦点集中在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同志身上。
以“延川县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为主的一派群众组织，认为张史杰是延川县最大的走资派，应打倒;以“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为主的一派群众组织认为，张史杰是当权派，但不是走资派，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能打倒，而应保护支持。以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为基础，形成了两大派。即当时人们所称的“司令部”、“四野”。 路遥很有文学才能
1967年11月3日，是延川县文化大革命由“文斗”转向“武斗”的转折点的日子，后来简称“11・3”事件。
路遥当时是“四野”派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我与他的交往自然就多了起来。可以说，在那一段时间内，我与路遥是同吃同住同革命的战友。路遥的文学才华当时就显露出来了。当时“四野”派的大多数宣传材料，出自路遥与贺仲民之手。有一篇由路遥起草的文章，至今令我记忆犹新，题目是：《十字街摆下控诉台，土皇帝大骂造反派》。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四野”派撤出延川县城后，“司令部”进城，利用本县籍的一位县级领导人，在延川县城当时最繁华的地段十字街，作表态性演说，其演说的内容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可想而知了。路遥的这篇文章被刻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为“四野”派赢得了多数城乡民众的支持。 路遥家境贫寒
路遥与我同样是由农村考进县城上中学的，家庭生活都是较困难的。不过，我当时的情况稍微比路遥好一点。因为我的三哥在西安电力部门工作，他时常能给我邮寄一些钱物供我念书。路遥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延川郭家沟的养父母，就显得特别艰难了。
记得一天中午，我们与路遥在学生宿舍内讨论有关事宜。听见院子外边传来“卫”、“卫”的叫喊声（路遥的小名叫卫）。路遥急忙跑出去。原来是他的养母来县城赶集，给他送干粮等物品，路遥的养母我是第一次见到，她中等个子，脸膛呈淡红色，身体健壮，是一位地道的陕北很能干的农村家庭主妇，她的着装也是当时陕北农妇常见的装束：右手提一只野榆条编织的小筐，内放几块玉米团子，上面盖着一块半新的白羊肚子毛巾。左手提一个装煤油的小黑釉瓷罐。
我们将路遥的养母迎进宿舍，请她坐到炕上休息，并打来开水，倒在碗内，端给她喝。稍后，我们在场的同学都分享了一块路遥母亲送来的干粮。路遥的母亲临走时，给路遥手中塞了一张五毛的纸币，说这是她今天卖了一点洋扁豆根（一种药材），让路遥拿上零用。 不分你我
我与路遥在延川中学共同生活了大约九个月，白天一起参与文化大革命，夜间同睡一炕。这期间的生活开销不分你我，谁有饭票与钱就主动买饭，当然我买的次数比路遥多得多，当时我们谁也不计较这些生活小事。
当时全县各中学虽然都在停课闹革命，但伙食团正常开，每日三餐按时开饭。早饭我与路遥基本不吃，中午饭菜品种有挑选的余地。主食有白面馍馍、玉米团子、小米干饭。副食有甲乙丙三种烩菜，甲菜是黑豆芽、粉条、萝卜片与少量猪肉片合成的大烩菜，三角钱一份;乙菜是萝卜片、土豆块、粉条烩菜，菜汤中漂浮少量红油花，一角钱一份;丙菜是水煮土豆、萝卜、白菜片，菜汤中有少量油花，五分钱一份。我和路遥每天能保持吃一份甲菜，两份乙菜，每人吃一个白馍，不足部分只能吃玉米团子或小米干饭。下午饭每人喝一份豆钱稀饭，吃一个玉米团子与小菜就算完事。
在那段日子里，我三哥的资助起了很大作用，他除过给我不时地邮寄钱粮票外，还邮寄过几次全省通用的油票。路遥喜欢吃油泼辣子，我拿油票在延川县城关粮站买来小麻油，路遥的母亲送些自家加工的上好辣面，我们制成香辣可口的油泼辣子，为我们宿舍的学生带来了美味。
到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升级，各派城乡大联合后，各自有了固定的营地。“四野”派的营地在延川县城，“司令部”的营地在永坪镇，并各自设立统一的灶房，专供当时参与人员用餐。这样我们也不用每天为吃喝费心了。 撤出县城分散活动
大概是1968年的清明节前夕的一天早晨，武斗的枪声划破了延川县城的宁静。一会儿哨兵报告：司令部的人马已打到黑龙关，来势很猛。“四野”总部立即做出尽快撤离的决定。撤离方案一是先组织部分武装人员到拐峁村山头打掩护，保证总部与有关人员安全撤离，不到万不得已，不准正面与对方交火。二是紧急动员向县城的南面撤离。大约到上午11时许，“四野”派全部人员顺利撤出，当日双方无人员伤亡。之后，路遥随总部撤到西安，住在西安东郊韩森寨的一家东方红旅馆。我与部分人员留守在延安县境内，我记得有张益民、李玉龙、陈春斌等十几人。任务主要是保护照顾隐居延安县境内农村的张史杰同志。
大约在1968年9月中旬至10月初，在支左部队的斡旋下，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路遥以群众组织的代表身份，被推任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同年11月初，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在延川县城体育场，就是后来的延川县招待所，当时叫井滩的城隍庙东南角前，举行了隆重的“延川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会”。凡各学校的老三届学生全部下乡，到农村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接参加到战天斗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当时延川县革命委员会给每位上山下乡的学生送了一套红皮《毛泽东选集》，时称红宝书。一把老镢头，一块新白羊肚子毛巾，作饯行礼物。 到路遥家做客
我回到原籍农村，参加了一段农业社的生产劳动。老是安不下心来，总想外出。好在已是深秋了，农活也不甚忙。经生产队长批准，获得了外出的机会。
在延川县城找到路遥，我与他谈话中得知他当时的情况也不甚好，主要是对自己的前途深感渺茫。虽然他当时身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整天无所事事。很不习惯那种无聊的生活与工作。我说：“你现在已是相当于县太爷的地位了，还不顺心，那我们返乡回家修地球的同学们该怎么办呢？”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天生就不是吃官饭的料子。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多看书。每读完一本书，就深感我们是多么的无知。只有不断地读书，充实自己，才能创造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本钱。”我随即问道，“那你的未来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呢？”他说：“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到后来才明白，我与路遥当时的心态不只是我们俩的心态，而是那个年代整个老三届学生的心态，没过多久，一大批北京市的老三届学生也来到陕北延川等地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的这种心态才逐渐消除了。
当晚在县城电影放映站我们看了一场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电影。第二天一大早，应路遥之邀，我们徒步去郭家沟路遥的家。大概走了一小时多一点就到了。路遥的家人刚起床。见我们赶早回来，自然很高兴，忙着生火做饭。
路遥家的生活状况，与大多数陕北的农家一样的艰难。当时陕北广大农村有这样一句名言：“贼来不怕，客来怕。”意思是说家中贫的没有值钱的东西，不怕小偷小摸的人，而家中来了客人，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尽管这样，路遥的母亲尽其家中所有，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饭，主食是糜子团子、小米豆钱钱稀饭，还另外烙了几张白面饼子，配菜是一碗开水泡鲜萝卜干、一碗炒鸡蛋，再加上饭盘子中的各种农家小菜，就显得很丰盛了。
我与路遥在他们家住了两天，我俩山南海北地聊了很多，也很过瘾。但“黑夜梦想千条道，白天照样卖豆腐”的无情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各自走各自的路。 学习班见路遥
1968年的腊月中旬，在我国东北珍宝岛事件的枪炮声中，延川县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我积极地报名应征。体检后，我就到县城找路遥，希望他也报名应征与我一块参军为国效力。在县城我找了一整天，几经打问，才得知他在县城北的黑龙关农中参加了学习班，对外界很是保密，也不许外人随便进出。因为我是农中毕业的学生，况且我也曾经有点名，所以我没费多大周折，就见到了路遥。
一见面，我就大声问：“你们搞什么鬼名堂，这么神秘，连个大活人也找不到。”他说现在情况有变，自上而下都举办三原学习班，主要审查每个领导干部，凡参加学习班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认识、问题向组织说清楚，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组织结论，以便今后重新工作。他又问我，有什么事抓紧说，我只请了15分钟的假。我一看他这么紧，就直接说：“现在开始征兵了，我已报了名，体验也合格，希望咱们一块去当兵，为保卫祖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你是如何打算的。”他说，开始我也很想报名当兵，但人家说按规定我走不成，后来就到这参加学习班，看来，今年我是走不成，你就先走吧，我以后再说。
新兵乘坐的卡车行至黑龙关农中大门口时，我从车上看见路遥他们也站在门口欢送新兵，我大声喊他的名字，并使劲招手，路遥也看见我了，向我不停地招手打招呼，他呼喊什么，我听不清楚，就这样与他分别后，很长时间未能见到他。 九・一三事件后，给路遥写信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沙丘。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使国人口惊目呆，一时无法接受。后来，在党中央的部署下，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传达了这个事件。 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971年10月5日，给路遥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内容大致分四层：首先叙说了我当时所了解到的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些经过;二是写了我个人对这一事件的理解与认识;三是我们今后用实际行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四是希望我们都能清醒头脑，认清形势，不要站错队。信的最后说了一些我所在部队的军营生活等。
过了大约一个月时间，路遥给我回了一封信，他的信比较短一些。他在信中说了他对“九・一三事件”的看法与理解，其中有一段文字至今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这种“假如当年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的事件在我国古代就发生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一件草绿色军上衣
马家店小学，坐落在该村东北侧500米处。依山临河坐落在与通往延川县城东西走向的公路一侧。学校由东西一排新圈石窑洞组成。
路遥的办公室位于中间，我进门后，看见他正坐在办公桌前忙碌着，头也没抬。“王老师，你好忙呀。”我刚说完，他抬起头，因为在窑洞内往外看，正好是逆光，加之我们分别了三年，他想不到是我，一时还认不出，瞪了一会后才认出。他站起来，在我胸前给了一拳。“你小子多时回来的？”“回来三天了，请了一周探亲假，今天特意来看你哩。”我简单地回答。
路遥当时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制服上衣、土灰色的裤子，脚穿一双方口布鞋。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我们聊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我说，这次回家主要是家人想我，临时请假回来看一看。我是一个穷当兵的，也没给你带什么东西，现在地方上的年轻人都爱军装，正好带回几件。我便从挂包内取出一件新的二号草绿色军上衣，递给他，路遥高兴地试穿了起来，肥瘦大小正合身。他穿上军装立马显得精神多了。 一块复习同进考场
1973年的元月份，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延川县武装部报到后，就回到农村老家。3月份在我的好朋友刘新民、杨春茂的联系下，我到当时的延川县军管小组即公安局报到干起了内勤。这时路遥也被借调在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即延川县剧团，担任编剧工作，我俩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
没过多久，报纸与广播发布了1973年全国各大学招生的消息，老三届学生是当时报名考试的重点对象。激发了包括路遥在内的一大批外地、本地的插队返乡的知识青年的热情。为了实现各自的远大理想都开始努力复习积极备考。
我与路遥一有时间，就到一处找资料复习。路遥对文史课的复习显得很轻松，对时政题也十拿九稳;可是数理化就显得很吃力。我们一道找老师辅导，我的数学老师南海锋为辅导我与路遥费了不少心血。
1973年暑假期间，延川县的招生考点设在延川中学，参加考试的大概近一千余名报考者，其中北京的插队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当时的招生政策是文化考试与社会推荐相结合，但政治审查关也很严格。
路遥的文化考试成绩在当时来讲是过了关的，但录取有一定难度，不过路遥是算很幸运的。时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易同志，多方联系斡旋。路遥当年被延安大学中文系录取，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我没有被录取。1974年9月，经过同样的程序，在延川县招生办张思俊、杨春茂、刘贤文与延安地区招生办高虎等同志的斡旋下，最终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 三次不期而遇的见面
1975年暑假临近，按照我们的教学计划，中共党史的部分课程内容，要到延安进行现场教学。我们到延安后，住在延安大学原学生大食堂北侧的三层楼房。其间我找了几次路遥但都未果。紧张的教学任务完成后，我相约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游览延大当时的校园与周边环境。我们走到延大老校门口时，巧遇路遥。我立马将路遥介绍给我们同学。当时路遥的文学作品已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也算小有名气了。我们互相寒暄之后，一块在大门口、物理系教学楼前，合影留念，并一起进城，在延安大桥食堂吃了一顿小笼包子。
可惜的是，那次的底片被冲洗坏了，造成了终身遗憾和无法弥补的损失。
他不戴帽子，上身穿时髦的浅灰色宽松夹克衫，下身穿深色制服裤，脚蹬一双运动鞋，右肩挂一深色大背包，显得很沉重，里面大概装了不少物品，可能是书刊之类的东西。
当他得知我也要回延安，并没有买到票时，对我说“不要排队了，跟我走”，并拉住我的左袖管，出了售票间，径直进入汽车站内停车场。让我站在边上不要乱动，在这等候。不一会他就返回到我面前，手里拿两张车票，让我跟他上了一辆当时为数不多的高靠背大客车。我说“你真行”，买了个好座位，咱们今天要享福了。他说：“我有记者证，买票很方便。我们坐到下午六点多钟，顺利到达延安汽车站，次日，我返回延川，路遥去了榆林地区的神木县，去完成他的创作。
《人生》发表后，在全国反响很大，我当然也很高兴。1983年8月的中旬，西安电影制片厂《人生》摄制组，在吴天明导演的率领下，进驻延川县城。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领着我的孩子在县城影剧院广场闲玩。当我走进延川县招待所，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招待所的一层窑洞传出。我托着孩子在一排坐北向南的窑洞前辨听这熟悉的声音。当我走到第11号窑洞时，确定了熟悉的声音正是从这儿传出。我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路遥坐在里边靠左墙的床铺上，靠窗口放一张办公桌，桌前坐一位未卸装的、非常面熟的演员。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实力派演员高保成先生。经路遥介绍后，高保成热情地站起来与我握手，让座，并递过来一支嫦娥牌香烟。
学生时代，我是一个影迷，看过很多国产故事片。其中高保成先生参加拍摄的电影有《狼牙山五壮士》《暴风骤雨》《上甘岭》等20余部，所以我一见到他就感觉很面熟。我与路遥简单寒暄之后，他说，今天下午我没事，特意看望一下我的“德顺爷爷”。高保成先生在《人生》电影中扮演德顺爷爷。随后路遥指着我托着的孩子问道：“你可以呀，接班人已长大了。”
我们三个人聊了一会后，我提出想让高保成先生给我签名，以做留念。高保成先生很乐意地满足了我的请求。在我随身带的红皮塑料笔记本上，用圆珠笔娴熟认真地写下“八一电影制片厂高保成1983.9.5”字样。我很珍贵地一直保存到现在。
自从那次延川县城见面后，我就很少与路遥见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