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国立虚岁60的生日聚会上，冯小刚当着所有人的面感谢了米家山和他执导的电影《顽主》。他说：“《顽主》才是《甲方乙方》、《私人订制》这种模式的祖师爷。”不久之前，冯小刚导演的《私人订制》获得了很多批评；说完这句话的两周后，是冯小刚导演的春晚播出的日子。这名著名电影导演、贺岁片领域的统治者损失了贺岁片上的部分声誉，同时获得了来自国家层面的认可。
冯小刚的笑话不时逗得全场哈哈大笑，张国立按照顺序介绍了自己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尤其是米家山，到现在为止，米家山的每条短信、每个电话他都会回。张国立和妻子邓婕谈到这些年的辛苦，都掉了眼泪。
电影《顽主》上映的26年之后，昔日饰演嘻嘻哈哈不靠谱青年的那批人如今已经成为行业的台柱，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小说和电影里，青年们喝着啤酒和二锅头，而在这次聚会上，他们杯中装着红酒。
但由《顽主》发轫、被冯小刚发扬光大的电影模式遭到了不少批评。王朔重新出马担任编剧的《私人订制》，被视作《甲方乙方》的升级版，采用的也是“替人达成愿望”的模式。这部作品在商业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却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认为看不懂和莫名其妙的人不少。
二十多年前引人欢呼的《顽主》模式，在今天看起来已经有些吃力，那些能够听得懂旧式“文革”政治梗的人正在老去。
有必要回到26年前的《顽主》，一群人梦开始的地方一探究竟。
米家山和他横空出世的作品
《顽主》和同期作品似乎完全不同，它抛弃了戏里死人吓观众或者女星露个肩膀的路数，取而代之的是雄奇的想象力和言语狂欢，如一帮说书先生当中乱入了’一个马尔克斯。
1988电影上映之前，米家山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放映棚里给学生们提前放映了《顽主》。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刚搬到现在所在的学院路校区，学校里还没有电影放映间。“那时候是一个棚，先放了一个同班同学的片子，后来电影棚里挤得得满满的。”米家山告诉《博客天下》。
除了活活把人吓死的惊悚片，那个时代更多的电影是在探讨关于民族信仰的严肃话题，前一部片子有些枯燥，学生们开始起哄，“快―点，不放了”的声音此起彼伏。
如果《顽主》不好看，等了一个半小时的观众估计不会放过米家山。没人是奔葛优、张国立、梁天来的，他们那会儿都还没有名气。最有名气的，反倒是影片中表现不好的潘虹。
米家山曾和全剧组一起去工体看了一场摇滚演唱会，在那之后他买下了摇滚歌手王迪的《忧心忡忡者说》。“王迪那首歌的音乐一起来，就是那节奏一起来，全场就开始鼓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塞得满满的。中间被数十次掌声打断了，人们大笑，出来以后都很兴奋，然后都跑来向我祝贺。”多年之后，米家山向《博客天下》回忆起那场放映时仍然激动不已。
“当天我就说，我这一生我就拍这一部片子，我以后不干这行都可以了，我觉得足够了。”米家山说。此前的米家山和峨眉电影制片厂立下了军令状一纯利润达不到40万，就两年不拍片，而目停发工资。
由于装错胶片带来的成本超支，米家山真的没挣出那么多钱。他的工资真的没了.直到《顽主》得了几个外国电影节的奖，厂里才重新发了工资。
1988年的大学生很难对付，无论成绩好坏，他们基本上都会阅读尼采或者谈论文学。此前的几年，中美关系不错，产生了“出国潮”，各种思想汇聚在了一起，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社会的激烈变化一没有跟上的人在那几年掉队了。
让那个时代的青年满意不容易，在王朔的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当中，社会青年看着大学礼堂台上慷慨激昂的演讲者会冷冷地说“胶鞋脑袋，长得跟教育似的。”
米家山也有点忐忑。1988年有四部王朔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报纸评论说：这是一个“王朔年”。浪子回头色彩浓烈的言情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似乎最适合拍成电影，而米家山抢到的，是王朔的《顽主》。
他们开动脑筋，放开手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客户各种稀奇古怪的需求，并借此对社会上病态的人格和行为极尽嘲讽和戏耍，依靠不多的收入支付公司特种经营所需缴纳的高额税款，努力维系着这个异想天开、浑身是胆的奇特经济体。
这部作品甚至和过去的王朔作品都有着一种划线般的意义。此前，王朔以《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样主讲爱情的小说见长，虽然男主角会特别贫，跟女主角抖机灵，但总体来说还是言情小说。
《顽主》则是三个男人的戏，王朔挑选了一个小群体，他们被视为“社会边缘人”，正在学习他们完全没有见过的市场经济规则。
一群不靠谱的人用完全不靠谱的办法做着靠谱的、助人的事，成了《顽主》系列的典型特点。
王朔在1989年发表了《顽主》的续篇《一点正经没有》，这个第一人称的故事（“我”应该就是王朔自己）里仍然有于观、马青、杨重、丁小鲁和刘美萍等角色。
这部小说后来被冯小刚拍成了1997年的贺岁片《甲方乙方》，这是冯氏贺岁片崛起的起点，不过三位主角变成了钱康、姚远和梁子。冯小刚扮演的钱康牵头的“好梦一日游”以“成全别人，陶冶自己”为宗旨，为找上门的客户实现千奇百怪的“梦想”。
《甲方乙方》没有王朔的署名，也没有提到改编自王朔的小说。根据冯小刚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的说法，当时的他有点惊弓之鸟的意思。之前的几部作品没有通过审查，而王朔这个名字一度是审查者眼中的敏感词，所以这一次，在跟王朔商量后，他没有给王朔署名。
王朔天生善于把一个小群体和整个社会的压力、冲突用故事和对话勾勒出来。他曾经成功写过两个群体，一个是1960年代那群“混不吝”的大院子弟们，姜文拍出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另一个群体则是1980年代那批回城之后不知所措，用调侃和解构来应对社会突变的“顽主”一代，米家山拍出了《顽主》。
有趣的是，这两个群体其实可能是同一代人，同一代人在两个时代的两种形态。
而《顽主》这部电影勾连起了一个新的群体，这个名单包括但不限于《顽主》的原著和编剧王朔、编剧和导演米家山、主演张国立、葛优和梁天，“反派”宝康的扮演者李耕，以及念念不忘致敬这部作品的冯小刚，还有差了一点，和张国立扮演的角色擦肩而过的谢园。
“顽主”们事业的开始
对葛优、梁天和张国立来说，《顽主》都是他们事业的大转折。
1988年，当坐上去往成都的飞机时，葛优还是全总文工团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出现在―些影视作品当中，没词的角色居多，而且基本匕都是坏人。
葛优告诉《博客天下》记者，自己是托了关系进的文工团，他的父亲葛存壮是前辈老演员，艺术生涯中长期饰演各种配角。
已在《二子开店》中塑造过“麻秆儿”一角的梁天当时还是北京市服装八厂的一名仓库管理员，而扮演“作家宝康”的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的李耕也只是在朋友的片子中演演不正经的配角，过过戏瘾。
当时在成都筹备影片的导演米家山在选角上有着不同于以往的规定：不要好看的，只要有意思的。所以当他拿到副导演从北京带回的照片时，一眼便相中了那个坐在窗边、长得有点怪、有点秃顶的“小脑袋”――葛优，并当即为他订了机票。
“我问他演过什么，他说当时也演过电视剧，但是都是配角，在剧院里也是在舞台上换几套服装。”时至今日，米家山对与葛优的初次见面依然印象深刻，“我记得他讲得特逗，说话稍稍有点结巴，永远有点游离状态。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笑，你会觉得他肯定不是因为你的话在笑，是因为别的在笑。”
十分钟后，米家山便定下了由葛优出演杨重，全然忘了那张照片上的另一个人也是副导演推荐的演员。
“当时站着和导演聊了会儿，摄像机转着，拍了些录像。”葛优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然后这个角色就定了。就是杨重。”
王朔写小说的时候酣畅淋漓。单从小说里看，除了能看出于观是个带头的，马青和杨重的话看着很像，而在电影里，必须把人物区分出来。
在米家山看来，杨重是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说出来的跟脑子里想的不―样，让人猜不透。而短暂试镜中，葛优若即若离的表现正中他的下怀。
在当时美男子统治的电影市场中，《顽主》为葛优打开了一扇门，因相貌较为“出众”而难以摆脱龙套宿命的他第一次站上了主角的位置。
葛优因为《顽主》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而且是唯一提名，不过终于没有拿到这个奖。
“一点都没失望，觉得提名已经非常惊喜了。”葛优说。
杨重在《顽主》后很快便初尝出名的滋味。一次骑车经过木樨地时，葛优远远地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杨重！”。虽然表面上不说，但是他“心里偷着乐”。葛优记得特别清楚的另一次是一个人在燕京饭店吃饭时，旁桌坐着的小孩子认出了他，不停地指他。“呦，给我高兴的我跟你说，那真是高兴。”
在此之后，葛优连续接演了《围城》、《过年》、《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霸王别姬》、《活着》、《我爱我家》等一系列热门影视作品。在成功塑造《编辑部的故事》中又贫又善良又痴情的摄影记者李冬宝后，葛优总算体会到了被要签名、求合影的走红方式。而电影《活着》虽未能在国内公映，却为他直接戴上了戛纳影帝的桂冠。
梁天的人生也许被《顽主》改变得更多，这部戏让他成为职业演员，也才有了后来《我爱我家》中的“二叔”贾志新。
1980年底，刚从部队复员的梁天几乎报考了北京所有的专业文艺团体。之前他在部队里担任二炮手，这是坦克部队里装填炮弹的士兵，需要有力气，个头又不能大。前二炮手梁天在艺考中全面失利。
失望至极的他在母亲的帮助下进入北京市服装八厂当起了仓库管理员，一待就是8年。1987年，在陈佩斯父子策划的电影《二子开店》中，梁天得偿所愿地饰演了“麻秆儿”一角。
在拍摄中，因为工厂的工作而耽误了时间的他被陈佩斯大骂了一顿：“你这个业余演员是玩票的，该干嘛干嘛去，最好还是回工厂你永远是个跑龙套的命！”
一年之后，当时还是梁天女友的孙凤英（在电影里扮演林蓓，潘虹扮演的丁小鲁的朋友，戏里“作家宝康”在追求她）将他推荐给了正在选角的《顽主》副导演，情侣二人双双进组，梁天从龙套直接变成了联合主演。
“吊儿郎当”的梁天很令米家山满意。“马青就相当于一个催巴儿，什么都得跟在后面起哄，什么事都得有他，又老在斤斤计较。”米家山向《博客天下》回忆道，“梁天一看就特别符合这个形象。”
马青和杨重的一个区别，在后来米家山特意加上的那段“于观撞汽车玻璃”的戏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没有照顾好住院的老太太，三T公司被顾客投诉了，必须要赔钱，否则就关门。于观被迫接下一个电影剧组特技演员的活，道具组准备的糖化玻璃因为天热融化了’马青和杨重拦住车舔了舔，发现玻璃不甜，敲了敲，发现是真玻璃。 杨重带着点结巴，伸出五根手指：“加钱！五万港纸！”马青则心急火燎地喊道：“加钱也不能干！那不是玩儿命吗！”相比于看着老实、实际“人精”的杨重，胆小惜命的马青更关心于观的性命。
而这个“撞可以，得加钱”的提出者，正是―脸无奈的于观本人。
张国立在《顽主》之后离开四川，抛下了梅花奖得主和西南第一小生的光环，来到了北京发展。
于观一角最初的人选是谢园，但因档期排不开，当时作为备选的副导演张国立便被推到了幕前。和葛优、梁天不同，当时的张国立经验比另外二位丰富得多，出演了多部电视剧，且和米家山合作了多年。
1983年，在筹拍日后获得飞天奖的电视剧《弯弯的石径》时，导演米家山在产床边找到了张国立，当时张默出生才第二天。而这部戏也成为了张国立的处女作。
《顽主》中，张国立―不小心成了那个最浓眉大眼的人。按照米家山的设计，他所饰演的于观“是三T公司的头儿，是那个看上去相对诚实可靠，可以团结群众，顾全大局的人”。
张国立也在戏中展现了他的幽默感。翻越栏杆被交警叫住时，他把自己伪装成从安定医院刚跑出来的病人，让潘虹扮演的丁小鲁去领走自己，临走还对询问二人关系的交警说：“我是她舅舅。”
在筹划“手绢柜台组长刘美萍”的人选时，米家山想起了他曾看过的一部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电视剧，剧中马晓晴又傻又愣又真诚的模样让米家山―下子记住了她。他认定马晓晴就是刘美萍。
副导演将剧本寄往马晓晴当时就读的上海戏剧学院，几天后，一封回信就送到了峨眉电影制片厂。“那信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给剧组所有的人看都笑了。”
米家山想起这件事还是忍不住地乐。马晓晴在信中的措辞很霸道：“刘美萍必须由我演，否则就拿把刀（像今天爱用QQ表情的青年一样，马晓晴画了一把刀的图案），杀上峨眉山（其实峨眉电影制片厂不是真的在山上）去。”
上戏规定大一的学生不得外出接戏，为了《顽主》，正在念大一的马晓晴头也不回地退了学。《顽主》之后，马晓晴出演了多部电影，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也让她红了好几年。
不靠谱的队伍最强大有争议的编剧、总被毙片子的导演和一群业余演员诞生了最强大的生产力。
“葛优是很认真的一个人，他演《顽主》是用了心思的，不像我们，嘻嘻哈哈的就完了，他喜欢琢磨。”作家宝康的扮演者李耕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回忆道，“因为这是一个群戏，即使仅有几句话的配角也都很生动，所以葛优―直在琢磨如何在这么多人里面展现出他不同的味道，他研究出来的就是说话慢条斯理，有点儿调侃。”
李耕现在任职于张国立旗下的国力常升影视文化公司，主要负责后期制作。和三位主演相比，他是真正的“学院出身”，北京电影学院美术专业。
王朔的战友周大伟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葛优的声音。“基本上就是王朔平时讲话的调子。”他告诉，《博客天下》。而那时的葛优，甚至还没见过王朔。
米家山眼中的葛优“特别放松”，这个演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紧张。
葛优还记得在拍《顽主》时最紧张的那场戏。和侯耀华扮演的侃爷神侃“万人大餐厅”那场戏是他第一次经历现场同期收音，“紧张坏了'感觉跟上了舞台演戏似的”。
在米家山的印象中，出现在片场的葛优极其安静，总是拿着台词琢磨，既不和人搭话也不对词，只是自己嘴里念念有词。哪怕一句“我走了”他都会颠过来掉过去地不停调换重音，想要说得有意思一点。
这给了10岁就成为小童星的马晓晴极大的压力，她曾找到米家山，拉着他直喊“抗议”，说没法再跟葛优拍戏了。那场戏一共拍了四条，葛优的每一条表现得都不一样，马晓睛跟不上他的变化，总是慢一步。
“其实马晓晴特别出色。”米家山在回忆起《顽主》里的这些演员时充满了溢美之词，“她现场把握特别特别准，像是吃冰淇淋那场戏就是一条过，我在一边看着都是种享受。”米家山建议马晓晴向葛优学习，多琢磨。
葛优和马晓晴的合作机会在1990年代还有几次，效果越来越好。在北京电视台曾经播放过的一个小品《今夜我们相识》（编剧是冯小刚）中，人们可以发现葛优忘词或者状态飘忽时，马晓晴总能将戏及时地拉回来，托住。
但是对剧组中的老演员来说，这个过程就有些煎熬。
张国立拍着戏一度着起了急。之前他参演的都是正剧，比如《八卦莲花掌》，那种主角带着一脸正气一掌把人推出七八米客气地说承让承让的戏和不靠谱青年距离很远。
可能是对身为剧中“一号人物”的概念过于敏感，他始终无法像葛优、梁天一样放松的演戏。后来在米家山、葛优和梁天的协助下，他才艮慢地找到了感觉。
此后的张国立来到北京发展，和李耕一起拍MTV，偶尔也拍广告，屠洪刚的《霸王别姬》就是张国立的导演作品。
张国立真正走红是在1996年播出的《宰相刘罗锅》之后，同年他还凭借《混在北京》获得百花奖最佳男演员。虽然之前也以长不大、没眼力见的男青年“永刚”形象出现在众星云集的《编辑部的故事》中，但张国立―直是一个正剧演员，即使在登上春晚舞台担任主持人时也是如此。
和张国立对手戏最多的潘虹并不适合这部戏，她不是那种幽默的类型，这位上海演员显不出北京的气味。电影上映后她所饰演的丁小鲁也的确受到了不少批评。
米家山最后也不得不承认选择自己当时的妻子潘虹属于失误，这是米家山担心拷贝卖得不好才加上的一道保险栓，而潘虹为夫君的事业出演了一部自己不适合的作品。
王朔小说里的全部情节无法撑起90分钟的电影，作为导演的米家山必须进行二次创作。王朔忙着去写新的小说了。
在原著中，颁奖晚会之后，一群人奔向餐厅喝酒结束，而电影中，米家山必须用更强烈的镜头来刺激观众，为此他选择了时装表演。当时，他在国展租下场地，搭台，请时装模特来演出。 这场戏因为装错了胶片重拍过一次，造成了经费的严重超支，而这种窘迫的情况不止一次出现。电影拍摄到末尾，米家山手上只剩400尺的胶片，这是一个危险线下的数字。
“那个时候有胶片比，定预算的时候就定下来，”葛优对《博客天下》说，“穷的剧组是一比三，就是三条里必须拍出一条有用的，宽裕点的是一比五。现在都没有这个问题了'胶片不再是问题，撒开了拍了。”
手上还有400尺胶片的米家山此时已经和王朔一起挖苦了待业青年、舞蹈演员、老革命父辈、德育教授、作家等各个社会群体。
“我说了你半天，我也说我自己，不光你不是东西，我也不是东西。”在《顽主》中，把能嘲讽的嘲讽了一溜够的米家山没忘了让他又爱又恨的电影圈。
他临时起意加了一场于观当临时演员撞车的戏中戏。
已经没钱了。剧组的房租已经到期，火车票也已订好，大部队即将撤退。米家山用最后几盏灯在小区的停车场围了一个圈，剧组剩下的人开始拍这场最后的撞车戏。
“当时已经到什么程度，练词，跟机位，跟焦点，走一遍，走五六遍，没问题了，然后才预备开始，听着机器响心里就紧张。感觉差不多够用了，停。一停了，马上报，‘18尺’，然后好，一条过，又开始。400尺胶片剪了18尺了，还300多尺。”米家山讲起当年拍摄时的紧张状态，语气不自觉地跟着急促起来，“最后这场戏基本上一个镜头拍一条，最后听着那个机器‘咔嚓’―声的时候，虽然还有一些想法，但那个时候心里面彻底就轻松了，反正就是它了。”
米家山此时面临着因为成本增加而完不成任务的局面，和张国立扮演的要还债救公司的于观一样，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气质。
无良剧组将说好的糖化玻璃偷偷换成真玻璃，却被马青、杨重发现，知道了实情的于观也毅然决然决定撞，“撞！就是得加钱。”
当米家山开始讽刺自己和自己的同行的那一刹那，王朔的顽主精神打通了这部戏的任督二脉。张国立撞玻璃的镜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悲情效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顽主》之前放的纪录片都有张国立冲向汽车玻璃的画面。
在《我是王朔》一书中，王朔坦言，从《顽主》开始，他作品中温情的东西没有了，开始了彻底的调侃。他也同时表达了对米家山拍摄的《顽主》的看法：“语言效果基本完成了，电影后半部分把这故事落到了自我怀疑上……这样做会破坏那种放射的捉摸不定的意境。”
但这部《顽主》依然颠覆了主流电影审美，为米家山迎来了诸多赞誉，在当年的飞天奖一举夺得六项提名，并让葛优、梁天、马晓晴一炮而红。
《顽主》对梁天影响不小，此后的梁天一直寻找自己的三人队伍。
“拍完《顽主》，梁天找我说现在需要咱们这种长得歪瓜裂枣的，咱们搭个班一块儿。我说不行，对不起，我得回去画动画片去。”李耕回忆道，“现在回想，当时我要是跟他们一起混的话，估计怎么着也成了二、三线的明星了吧。”
李耕后来在《我爱我家》中客串过“张国荣先生的经纪人”。他和张国立的私交很好，后来出现在每一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每次扮演一个贪官，基本最后都要被判死刑。
梁天最后和谢园、葛优组成了一个组合，在全国各地走穴演小品《学生和老师》。谢园演老师的角色，类似于于观，而葛优和梁天则演比老师高明的学生。
“本子是谢园写的，”葛优非常怀念那段时光，“我们那会儿多开心啊，挣点小钱，我们仨手拉手上去，无论前面有谁的节目，无论后面有谁的节目，我们的节目都最火。”
网上能找到这个小品的视频版本，三个人清瘦的身体在肥大的西装当中直晃荡。
致敬祖师爷 冯小刚把《私人订制》里葛优的角色命名为杨重，是致敬《顽主》，也是对《甲方乙方》没有继续三人组合名字的―种补偿。
“《顽主》才是《甲方乙方》、《私人订制》这种模式的祖师爷。”在张国立的生日聚会上，冯小刚当着所有人的面如是说。
此前冯小刚就曾经在《私人订制》的发布会上表示过同样的意思，而这一次是对米家山的当面致敬。冯小刚在《顽主》中认识了葛优，后来和王朔一起去找葛优演李东宝。
米家山只拍了《顽主》这么一部喜剧片，逆反的选角标准出乎意料地为上世纪90年代的喜剧热潮提供了薪火，并为九年后引发电影市场回温的贺岁片提供了易学易操作的范本。
1997年公映的《甲方乙方》打开了内地市场贺岁片的先河，也开启了冯小刚和葛优固若金汤的合作关系。
和梁天、葛优、谢园的三人组合类似，1994年，王朔、冯小刚、彭晓林三人也成立了“好梦公司”，分任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公司主营影视策划咨询服务。
当时，除王朔是自由人以外，冯小刚、彭晓林皆已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为了方便拍剧，他们便想出了体外循环，合开公司的主意，并让王朔做法人代表。
“‘好梦公司’这名字是王朔想的，其实是受三T公司的影响。替你排忧解难毕竟得是你有难事、有困难的时候。好梦公司就是更喜剧一些，就是帮你去圆那个好梦，私人订制，而不是说你有什么困难，帮你解决困难。”时任好梦公司财务总监的彭晓林向《博客天下》解释。
为了拉投资拍片子，三人经常结伴外出赴宴。席间的分工非常明确，王朔负责扮清高，冯小刚主司套近乎，彭晓林只管付账。
吃多了饭，钱就少了。三人曾经搞过一次大规模的抽奖活动，把自己演艺圈的朋友们叫来吃饭，吃饭前先抽奖，彭晓林记得刘欢抽中了一万元，正高兴的时候才听到解释，这是化缘，抽中一万元就投资一万元当股东。朋友们觉得这也很好玩，哈哈一笑就把钱给了。
好梦公司获得投资之后连续上马了六部片子：《―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我是你爸爸》、《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月亮背面》。
到1996年，这六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却有一半都胎死腹中。“枪毙”原因各不相同。 无奈的王朔选择远走美国。
那时冯小刚的心情也是一片灰暗，他把自己关在了京郊别墅里，想了好几个关于假丑恶的题材，甚至一度想直接将电影事业从地上转到地下。
1997年春节刚过，在和韩三平聊天的过程中，冯小刚听出了北影厂鼓励他重新开始拍戏的意向。韩三平告诉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拍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冯小刚立刻想起了―本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
韩三平和米家山曾一起去北影进修导演，毕业时他们联合执导的电影没有通过审查，他对审查和通过审查有深切的感受。
最终冯小刚拿出了《甲方乙方》，开拓了事业的第二战线。
接受了冯小刚“祖师爷”致敬的米家山表示了对冯小刚的欣赏，而他有两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片子没能通过审查。
“小刚不光是聪明，他这种毅力、执着我也是很佩服的。这是我根本做不到的。他和国立那种不弃不离、什么条件下都做下去的精神，是顺应潮流、顺应市场经济的，甚至是委曲求全的。我非常尊重他们。”米家山说。
回不去的顽主
和《顽主》的时代相比，那套调侃旧式政治语言的笑料正在逐步淡出人们视野。更年轻的一代演员也将接过主角的位置，用他们的人生经历替换顽主一代的那种淡淡忧愁。
《顽主》刚公映不久，曾经有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感慨道：“好羡慕这些人，无忧无虑。”
当时，各种思潮进入中国，见证着转变和开放的大学生毕业后仍然要加入分配，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于观、杨重、马青在体制外生存，行走在社会边缘，没有工作，远离家庭，视规则如粪土，对一切事物加以毫不留情的嘲讽，一点儿正经没有。
―位给王朔的朋友郑勇安装燃气热水器的工人师傅曾经提到，自己工作时犯困看了夜场电影《顽主》：“这片子也怪了，又不开打又不上床的，看着真他妈过瘾，写这片子的师傅准跟我们这样的人_起混过。姓王，名字那字不认识。反正，只要是这位王师傅的电影，我非看不可。”
米家山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他的看法。他认为《顽主》的主人公其实更加豁达，对生活有较为成熟的看法。他们没职业、没工作，就自找出路、自办公司，替人排忧解难，管一些没人爱管的事。“他们并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那么崇高伟大，也没有所谓的使命感。”他解释说，“他们是在踏踏实实、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地生活。”
但是这种吸引人的特质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太多的人已经走出了昔日的牢笼。
“这次其实有点儿觉得重复了，不觉得那么好玩了……好像有点儿耍不开的意思，有点儿拘着。”葛优对《博客天下》说。
但是《私人订制》当中，57岁的葛优要和白百合、李小璐这样与自己差了一代人的女演员对戏，做的又是同样的“不靠谱组合”。
葛优心中惦记着另外一个可以构成不靠谱组合的人。
“刘蓓。”葛优说。
但是对商业考虑来说，更合适的是年轻观众喜欢的年轻女演员，最符合“顽主”气质的女演员应该让位给票房号召力更高的女明星。
和再次接续《顽主》可能导致失败不同，《顽主》本身已经成了一部经典。这部北京人王朔原著、四川省电影厂投资、祖籍山西的成都人米家山、天津人张国立、北京人葛优、梁天和上海人马晓晴拍摄的五湖四海京味片，已经成了许多北京年轻人寻找昔日北京的一座纪念碑和活化石。
在那里有着北京最后的古典美，有葛优和张国立最初的青涩，有一堆老是老点，但绝对听懂的、人喊过瘾的经典段子，以及一群大胆开放、敢于自嘲、无忧无虑、渴望一切可能性的有趣青年，对于即将迎来的那个高歌猛进的大时代以及未来即将达到的成就，当年的这些人都还没有意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