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反脆弱？熟悉哈耶克的读者将立刻联想到适应性效率：尽管西方社会的秩序作为一个整体，似乎不如官僚制度甚至计划经济自上而下的统制（典型的脆弱性）理性和井然有序。但正是这种去中心化的多样性社会网络，促使西方成为创新、自由的温床。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就观察到：尽管帝国的边境防御可以十分强悍，但一旦被突破边境，游牧民族就会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相反，对于欧洲堡垒林立、支离破碎的封建社会而言，侵略者可以很轻松的进入国境，想要征服整个国家却十分困难。
无疑，从静态分析的角度来看，城堡层立、人人武装的社会是分工不足、资源没有最优配置的体现。一国之内的资源、人力，被重复的投入军事目的。
帝国在有限的时间内往往声势壮大，扩张极猛，就在于她可以最大程度发挥集权制度的规模经济效应，最大限度降低防卫成本：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致命弱点。
于是我们往往能够观察到帝国逐渐的削弱，最终在致命一击下迅速崩溃。相反，历史上的中世纪欧洲，尽管数次遭到严重打击，但从来没有经历整体性的社会解体，甚至黑死病这种在其它社会会导致文明衰退的大打击，反而促进了中世纪社会变异出现代文明。
中世纪的和平是短暂的，中世纪的武士野蛮好斗，但正是在维持一定秩序（避免过度的波动与风险）的前提下容纳了尽可能多的多样性（相对独立、彼此竞争的子系统），使得欧洲在面对有限和压力（既不能太大，也不能没有）的情况下急速发展：这就是反脆弱性活生生的例子。
自从丹尼尔卡尼曼在行为和心理上开创性研究以来，我们对于人的认知机制和学习机制造成的系统性认知偏差有了越来越丰富的认识。这使得不少人认为认知偏差是不好的，不理性的，乃至需要避免的。
但这些怪异的机制是进化之手赋予我们的工具盒子，它们不是为了（在信息充足、环境确定的条件下）进行概率估计、命题演算、理性博弈。这些工具是让人类个体在因果链极其复杂而信息极其不足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做出适应性的行为，也是为了人类整体构成的社会获得最大程度的适应性或者用塔勒布的话说，反脆弱性。
美国被称作破产之国，每天都有无数的企业成立、破产，人们从不认为破产是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情（参见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这种过度自信放在个体角度可能是不够理性，但（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缺少这些不够理性、不够鲁莽的个体。我们所歌颂的市场经济创造性破坏，恐怕也就不会那么兴盛。
同样，启发式思考尽管在确定的简单条件下会造成系统性偏差，但在千钧一发的决策环境中，则经常是唯一的办法：你当然可能因为它的不理性而失败，但你大概不会愿意放弃幸存的机会，更不必提启发式思考无中生有的特点对创新的决定性重要了。也许从反脆弱性中我们能反思一下自己偶尔高高在上的傲慢：比之鄙夷造物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太多不完美痕迹，不如想想如何将自己独一无二的天赋利用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