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山至今不确定王朔对电影《顽主》的评价。当时媒体上盛传两种说法，一种说这是最忠实于原著的“王朔电影”，一种说这是拍的最好的“王朔电影”。无论哪种说法，米家山都没有听王朔亲口提起过。
对米家山来说，《顽主》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并为他赢得了作为电影导演所期待的成功一影片能见到观众，并受到喜爱。
1988年，电影制作完成后，曾有一次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内公映。电影还没开始，放映棚里就已经被迫不及待的学生塞得满满当当，“连那个门上，都挤满了人头。”米家山对《博客天下》回忆道。当王迪沙哑而又不羁的声音唱起“你想做的事情他都无法去做，可不想干的事情它却罗哩罗嗦”时，全场突然爆发的掌声吓了米家山一跳。随着电影的放映，他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掌声和大笑。走出放映棚，米家山被兴奋的人群和一波又一波的祝贺包围。“当天我就说，我这一生就拍这一部片子，以后不干这行都可以了，我觉得都足够了。”
然而在一年前，40岁的米家山还非常郁闷。
作为国内首位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新晋导演，满腔创作欲望的他却在长iS--年的停工期中郁郁寡欢。
1976年从山西艺术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毕业的米家山本是峨眉电影厂的一名美工。为了获得电影导演资格，1983年，他和当时的同事韩三平一起前往北京电影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进修。根据峨眉厂的规定，职工毕业后的第一部电影必须联合拍摄，米家山便和韩三平共同导演了一部献给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的《不沉的地平线》。
在米家山看来，拍摄于1986年的《不沉的地平线》讲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主旋律的故事：已经成为将军的老红军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重返草地，偶遇来此写生的四个美院学生。在向年轻人回忆往事的过程中，这位土匪出身的老红军为自己在长征中的动摇、退缩以及自私感到深深的内疚。
影片用意识流的方式设置了三条平行线索，并在新旧时空中不断转换，企图用一种包容的态度呈现个体的差异，并且没有给行为下定结论。这与当时非黑即白的主旋律影片比起来，无论在形式还是思想上都是相当先锋的。
“看起来很主旋律，但其实是在反思，是在讲信仰。”米家山说，“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信仰、对价值观是怀疑的。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年代，传统的思想、新的思想、外来的思想本该是互相包容的，但实际却相互冲突。”
当时的苏联影协主席看过片子后，激动的鼓了半分钟的掌，并当即邀请《不沉的地平线》参加苏联的电影节。没想到的是，虽然成为了第一部走上国际电影节舞台，并成功获奖的中国电影，《不沉的地平线》还是未能在国内上映。
现在的米家山说起这些往事，依然有些激动，而当时期盼凭借这第一部片子一炮打响的他，更是“直接懵了”。
厂里投资的片子被毙，损失70多万，“始作俑者”之一的米家山整整歇了一年没法拍片。
《顽主》中蒸蒸日上的三T公司濒临破产，一向相对沉稳的于观憋着一肚子火没处撒：“我要打人，我真他妈想打人。”而1987年的米家山和于观―样，满腔的不满无处释放。
在这一年中，他不断怀疑自己的创作是否适合当时的电影市场，并不断寻觅一个证明自己能力，且为峨眉厂挽回损失的机会。
1987年的一个下午，米家山收到了当年第六期《收获》。在晚上打开杂志前，给他带来迄今为止一生之中最辉煌成就的机会就静静躺在他的桌上。
王朔的《顽主》发表在这期杂志上，米家山一眼相中了它。“当时我想就是它，就是这个东西。”米家山告诉《博客天下》，“从《顽主》开始，王朔有了一个颠覆性的叛逆。他开始彻底的用幽默的方式，嘲弄各种各样神圣的东西，拿所有值得敬仰和尊重的东西开涮。我觉得这特别好！”
米家山的压抑与不满在《顽主》中突然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为了尽快找王朔拿到剧本，他在峨眉厂领导的面前签下了全中国第一份“导演责任合同”。在此之前，导演和影片之间没有责任关系。导演按月份领工资，而电影的收益全靠电影厂卖出的拷贝数量决定，走的是计划经济的套路。
然而这一次，《顽主》这个不着四六的故事让峨眉厂的老领导犯了糊涂。除了三个分不清谁是谁的人在那儿一通胡侃，当时电影要求的故事主线、主要人物、典型人物、典型环节一个都没有。
“我是用他们的观念来判断我的选择正不正确，”米家山当时的叛逆在他的回忆过程中一览无遗，“这种强烈的反对，更增强我对这个题材的认定。”
这个在当年近乎苛刻的合同堵住了别人批评米家山的嘴。其他人再跟厂领导抱怨时，领导就会拿出“军令状”，说出诸如“你行你也上”的话。
自此开始，米家山的“顽主”之路一帆风顺。他赶到北京，抢在张艺谋之前花5000块钱从王朔手中买下了《顽主》的剧本，在原作大量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设计视觉内容，并买下了另一篇小说一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的版权，补充进剧本。
被老化的电影市场束缚已久的米家山这一次要彻底的挣脱禁锢，他开始走上一条“彻底叛逆”的新路。 “我就想开玩笑，我就想怎么跟你们对着来，怎么好玩我怎么拍，我就拿你们开涮。”他说。
在演员的选择上，米家山彻底颠覆当时电影界沿袭的传统美学。帅哥美男，贤妻良母，通通被拒之门外，而长的怪，长的逗，长的有特点的则被迎进剧组。于是葛优、梁天这些因长相限制，未能走出配角舞台的演员，出乎意料的被这个之前素未谋面的导演招致麾下，成为剧组的顶梁柱。而张国立成了这些演员中第二浓眉大眼的人，仅次于德育老师“赵尧舜”的扮演者。
米家山不给演员分镜头剧本，所有的调度和笔记都在拍摄现场完成。他鼓励演员即兴发挥，按自己的理解演。在他看来，王朔笔下描述的和年轻人的想法非常合拍，演员一看，都觉得好玩，都知道怎么去玩。他们并非在刻意的塑造角色，而是在扮演一个更个性化的自己而已。“你认定这个角色是他，顺眼了以后，你觉得他怎么做都顺眼。”米家山说。葛优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也坦言，米家山在拍摄过程中基本上没说过戏，“全是自己演的，米导看了以后，满意，合他这辙了。”
在视觉的外化上，米家山为了缓和整部影片的语言节奏，设计了一出即使现在看来依然非常前卫的T台秀。剧组从模特队、健美队、话剧团、歌舞团请来临时演员，他们扮演的国军、八路军、工人、农民、地主老财、红卫兵、五四女学生等角色在T台上你来我往，甚至伴着新浪潮舞曲跳起了Disco。
而令美工出身的米家山最满意的―场表演，则是十二个标准身材的模特，穿着清一色的蓝色清朝侍女装，脚踩十五公分高的“花盆底”，从T台上缓缓走来。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穿着一身金袍假扮小皇帝，在侍女的裤裆中间钻来钻去，哈哈地笑着玩。“拍得挺震撼的，但是这段戏最后被当时的广电部认为敏感，剪掉了。”他说。
虽然总在强调“玩儿”，但《顽主》并非一部任性的宣泄之作。
米家山承认自己是个有文以载道使命感的人，“老感觉心里沉甸甸的，总是想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总是想评判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
于是在电影中，他借于观、杨重、马青之口将三T公司的“客户们”挨个儿调侃了个遍，绵里藏针的讽刺了十年代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对价值观的强迫，伦理道德观的僵化。而影片中间那段T台秀更被视为隐喻性十足。在1989年的一次全国文联大会上，评论家仲呈祥公开批评《顽主》，称其是“建国以来最反动的电影”。
对于指责，米家山毫不避讳。他告诉《博客天下》，“当时我就是想搞一个特别荒诞的，讽刺意义特别浓的东西，我就是想用时装表演的形式，为这个影片的隐喻性主题找一个外化的符号。”
《顽主》为米家山赢得了超出他预期的赞誉，在同年的金鸡奖上，影片一举获得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等六项提名。但是最后113万的拷贝总收入依然未能达到米家山“军令状”中的承诺，而他也依承诺被扣两年工资，停拍两年。“当时也很生气，毕竟拍了一个我喜欢而且满意的片子，但结果还是这样。”米家山很无奈。
在峨眉厂的十年间，米家山拍了八部电影，始终在尝试不同的类型。在这八部片子中，有商业片，有惊悚片，还有两部始终未获发行许可。而他所真正期待的，能够承载宏大主题和内容的电影之路，在当时并未走通。
1994年，拍摄完电视剧《带轱辘的摇篮》，米家山逐步淡出了影视圈。
“当这个游戏让我失望的时候，尽管爱它，但我做不到那么执着。”米家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