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中存在的一般问题包括：较低的沟通频率影响留守子女包容需要的满足，沟通方式单一化导致对留守子女的过分控制，沟通内容功利化不足以满足留守子女情感需求；其技术层面的问题包括：农民工及留守子女对语言交际原则的理解比较欠缺，语言交际能力总体较弱，对语境化要求的忽视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反感情绪，对留守子女需求的误读致使农民工不太注意会话策略。据此，提出了微观环境中提升农民工和留守子女的参与能力，中环境方面增强留守子女的联结，外环境方面构建适宜的支持网络以及宏观环境提供合理的沟通培训等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留守子女；日常沟通；学科交叉
由于父母(或其中一方)进城务工，留守在家的子女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存在阶段性的结构不完整，这本身就是家庭教育和儿童成长的一种缺陷。由于长时间在外务工，农民工对留守子女的教育主要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进行，这些日常沟通方式在沟通频率、内容和效果方面往往存在一定欠缺。儿童时期是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个体的生理、认知和社会发展等许多最复杂的变化都发生在这一阶段，其发展的水平、速度和方向受到个性差异、遗传因素、社会生活条件和教育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影响则是来自父母。事实上，父母在外务工为留守子女提供了较好的经济保障，许多留守儿童经济生活条件比同区域的其他儿童要好，但是由于父母缺位导致的隔代教育是摆在留守儿童人生发展面前的重大问题。这更加凸显了进城务工父母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的重要性。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潘璐、叶敬忠等学者调查发现七成以上(71.8％)留守儿童父母1年或1年以上回家一次，近半数(49.5％)留守儿童父母每年回家滞留时间只有半个月左右，居家时间比较短，这必然影响父母与留守儿童的交流。“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2010年调查发现，虽然大多数留守儿童家长至少每周能与孩子联系一次，但留守儿童与家长沟通不足的现象仍很突出。有21.1％的家长通常一个月才会和孩子联系一次，4.9％的家长每年才联系一次，1.3％的家长甚至与孩子没有联系。75％的家长通过手机或电话与留守在家的子女联系，这是家长与留守儿童最主要的沟通方式。在交流内容方面，段成荣等学者调查发现：父母与留守孩子交谈的内容主要包括：学习情况(92.3％)、饮食健康(57.4％)和安全问题(51.7％)。叶敬忠、孟祥丹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父母往往只关注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而忽视其内心情感；外出务工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沟通，表示很了解子女心事的外出务工父母比例不高；从表面上看，打电话是处理亲子之间情感问题的“理想”办法，但这种沟通媒介实际上无法实现给留守儿童以关爱的作用。对于以上问题，唐喜梅、卢清研究指出，应加强留守儿童早期教育、促进良好习惯形成；刘继强、杜学元指出，家长应强化家庭教育意识，学校应充分发挥教育优势，社会要给予更多的关爱。李秀梅、李晓梅指出，解决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父母沟通问题的有效模式包括：让儿童随父母到打工城市生活，吸引父母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母亲居家灵活就业同时照顾子女。国外研究表明，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由于沟通较少，儿童会感到孤独、愤怒、悲伤、躯体化反应，影响身心发育，增加了劳动或家务量，对学习也造成了负面影响。随父母一同移民去国外的儿童，在忠诚品质的养成、自我同一性发展、自律性和权威性等方面比留守在家的儿童表现更好。
以上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在理论依据上，多数学者是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人手，跨学科的研究较少；在所提对策方面，宏观、笼统性对策较多，可操作性、系统性对策较少。尤其是许多学者发现了农民工与留守子女语言沟通不足且存在一定问题，但是所提出的对策建议欠缺可操作性，特别是缺乏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言语交际方面的具体建议。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综合社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及社会学三个学科的相关理论，三个方面开展研究。首先，从人际关系三维理论(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的视角研究农民工与留守子女语言沟通的现状，分析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的现状，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双方日常沟通存在的一般性问题。其次，从交际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视角探讨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具体从“交际基本原则”、“交际能力”、“语境化”和“会话策略”四个维度探讨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最后，运用亲子关系研究的生态系统模型，从微观环境系统、中环境系统、外环境系统及宏观环境系统四个层面探讨解决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问题的具体对策。
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下，课题组于自2010起对我国四川、重庆、云南等八个省份的留守儿童及其在外务工的父母开展了问卷调查②，共发放问卷4000份，回收有效问卷3929份，有效回收率为98.23％。另外，在开展问卷调查的同时，课题组在四川、贵州、重庆等省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实地研究的方法开展了留守儿童的质性研究，以弥补问卷调查、定量分析在方法论层面的不足。
关于留守子女，本研究采用学术界比较通行的界定③：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不能与父母在一起生活，被留在农村家乡的18周岁以下的儿童。调查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二、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的现状及一般性问题
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的现状主要通过沟通频率、沟通方式及沟通内容表现出来，而以上三个方面又与人际关系三维理论的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及情感需要紧密相关。
(一)较低的沟通频率影响留守子女包容需要的满足
表2从农民工与留守子女见面间隔及联络间隔反映了双方沟通的频率。从见面间隔来看，半年能见一次面的不到五分之一，一年能见一次的超过四成，两年能见一次的超过四分之一，还有7.5％的留守子女两年以上才能见父母一次。从联络的间隔来看，8.7％的农民工父母每天会与留守子女联络一次，过半数的每周联络一次，近两成的半个月联络一次，超过一成的一个月才联络一次，还有8％的父母与留守子女联络非常少。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农民工与留守子女见面间隔较长，直接交流沟通的时间非常有限；双方联络的频率总体上来说不太高。 人际关系三维理论指出，包容需要指个体想要与人接触、交往、隶属于某个群体，与他人建立并维持一种满意的相互关系的需要。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若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缺乏正常的交往，那么，儿童的包容需要就没有得到满足，容易与他人形成否定的相互关系，产生焦虑情绪，于是就有可能形成低社会行为，在行为表现上倾向于内部言语、倾向于摆脱相互作用而与人保持距离，拒绝参加群体活动。相反，如果个体在早期能够与父母或他人进行有效的适当的交往，他们就不会产生焦虑，会形成理想的社会行为，这样的个体会依照具体的情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参加或参与群体活动，形成适当的社会行为。与非留守子女相比，留守子女与父母的日常沟通频率相对要低得多，这种日常沟通往往较难满足留守子女的包容需要。由此，留守子女的焦虑情绪、低社会行为均容易产生，也影响其群体参与及团队合作精神。从人才质量的角度看，这种日常沟通频率导致包容需要较难满足的生活情景，不利于留守子女情商、社会参与及团队精神的培养，对个体能力和职业发展均会造成一定影响。
(二)沟通方式单一化容易导致对留守子女的过分控制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的主要方式是打电话和发短信，分别占总样本量的89.6％和16.6％，以上两种方式占所有被选沟通方式总量的76.9％和14.3％。上网、写信和带口信等较现代化或较具传统色彩的沟通方式使用均较少。
在非面对面沟通里，打电话属于直接口语沟通，信息传递及反馈均最及时，再加上较高的沟通成本要求限定沟通时间，所以留给双方(尤其是留守子女)思考的时间很短，往往是在比较仓促的时候，父母交代留守子女在家应该注意的事项，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语言表达的方式通常带有命令而不是协商色彩。人际关系三维理论指出，支配需要指个体控制别人或被别人控制的需要，是个体在权力关系上与他人建立或维持满意人际关系的需要。个体在早期生活经历中，若是成长于既有限定又有自由的民主气氛环境里，个体就会形成既乐于顺从又可以支配的民主型行为倾向；而如果个体早期生活在高度控制或控制不充分的情境里，他们就倾向于形成专制型的或是服从型的行为方式。专制型行为方式的个体表现为倾向于控制别人，但却反对别人控制自己，喜欢为别人做出决定；服从型行为方式的个体，表现为过分顺从、依赖别人，不愿意对任何事情或他人负责任，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时，这种人甘愿当配角。由此可见，个体在交往过程中，需要接受一定的控制，同时对他人也要施与一定的控制，由此才能保持限定与自由的平衡，形成民主型的行为倾向。而在农民工与留守子女较单一且受时间和情景控制的日常沟通方式里，父母出于对子女的关心，叮嘱和交代留守子女在家生活和学习的注意事项，可以保持居高临下的话语优势，所以支配需求得到了很好的满足；而留守子女则相反，是生活在一个被控制的话语环境里，如果持续时间较长，那么容易导致专制型行为倾向。
(三)沟通内容功利化不足以满足留守子女情感需求
从表4可以看出，在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的话题里面，留守子女的学习(考试)成绩、在家是否听话、饮食状况、人身安全、钱是否够用是排在前五位的，分别占样本总量的89.3％、71.6％、47.7％、39.8％以及39.6％，而对留守儿童的心情状况、青春期爱情状况、照顾者的态度等交流较少。从两个极端的交流内容来看，农民工最关心的是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最不关心的是孩子的心情。
人际关系三维理论指出，情感需要指个体爱别人或被别人爱的需要，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建立并维持与他人亲密的情感联系的需要。当个体在早期经验中没有获得爱的满足时，个体就会倾向于形成低个人行为，他们表面上对人友好，但在个人的情感世界深处却与他人保持距离，避免亲密的人际关系。虽然说关心孩子的学习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可以想象，父母每次打电话过来首先问的(或问的最多的)都是学习或考试，留守子女对这类信息接触过多，容易导致抵触或逆反情绪，其后果是将父母关心的内容作功利化解读(即不是关心自己，而是关心成绩)。相反，能够直接体现关怀的留守子女心情状况交流最少，这无疑很难满足孩子的情感需要，持续时间过长容易形成留守子女的低个人行为。
三、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以上是对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的现状及一般问题进行的分析，实际上，在微观的沟通过程中，双方(尤其是农民工)还存在很多技术性问题，而这些微观层面的分析，对于理解双方沟通的现状和一般性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一)农民工及留守子女对语言交际原则的理解比较欠缺
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得体原则是交际社会语言学理论倡导的人类语言交际基本原则。通过实地访谈发现，农民工及留守子女对于语言交际基本原则的理解比较欠缺。以下是一位留守儿童告知的与父母通电话的一般内容：
父／母：“喂，某某(孩子姓名)吗?你吃
了吗?在干什么呢?某某(通常是指照顾
者)呢?在学校怎么样啊?考得怎么样哦?
要听某某(通常是照顾者)话啊，不要出去
打架，放学早点回来，不要去上网，钱够不
够用哦?……”
子／女：“嗯，吃过了。在看电视。他／
她(通常指照顾者)在……在学校还正常，
成绩还是那样。嗯，知道了……”
从双方的对话来看，农民工父母在与留守子女的沟通中，往往是询问和叮嘱性叙述，处于的一种居高临下的话语地位；留守子女与农民工父母的语言沟通往往是回复性陈述，较少描述性(个人生活、心理状况)和反诉性陈述(对父母生活、工作情况的了解)，在语境中处于较低地位。从表面上来看，双方交流中合作、礼貌和得体原则都有一定体现，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则会发现，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合作的基础来源于双方对事件的共同理解或谅解，以及对话题持续下去的兴趣，而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沟通中的合作来源于双方对于亲子关系的明确认知，这种合作是不牢固的。其次，部分留守子女在与农民工父母通电话的时候没有使用称呼语(在年龄稍大的留守子女中更为常见)，这种省略既是对通话内容情绪化的一种隐性表现，又是对礼貌原则的一种破坏。最后，通话中父母的优势地位以及子女的弱势地位似乎是得体的，但是强化关系地位的同时弱化了亲情因素，影响了留守子女对关怀的直接感知。由此可见，农民工及留守子女双方对语言交际原则的理解存在一定欠缺，这种欠缺对于日常沟通的效果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农民工及留守子女的语言交际能力总体较弱
海姆斯指出，在自然的语言习得过程中，不仅有语法方面的，而且还有恰当与否的使用方面的，这就是语言交际能力。个体获得的语言交际能力包括学会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应该对谁说，不应该对谁说；应该在什么场合说，不应该在什么场合说；应该以何种方式说，不应该以何种方式说等等。这就是说，人在自然的语言使用过程中，不仅应该注意语言自身的规则(语法)，还要注意语言行为的规则(用法)，并能根据别人的反应评估及改进自己的言语行为。农民工及留守子女对于语法规则有着基本的掌握，不存在较大问题，关键在于语言的具体使用环节。这在留守子女身上有所体现，但是在作为成年人的农民工父母身上同样有明显体现。显然，后者对于沟通效果的影响更大。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农民工父母对于留守子女的关爱往往通过简单的叮嘱和命令式语气表达，这种方式将有损表达效果，换句话说，“好心不得好报”；其次，农民工父母在沟通中较少介绍自己的状况，认为孩子不需要知道这些，而恰恰是对父母生活状况的感知和想象能够让子女体验父母的难处；最后，深入话题的能力比较欠缺，据统计，农民工父母与子女通话时间每次平均3分钟以下的占8.3％，5分钟以下的占23.5％，10分钟以下的占55.0％，这种较短的时间不足以保证话题深入，往往都是常规性、简单化的交流。
(三)语境化要求的忽视容易致使留守儿童的反感情绪
根据表3的统计，过半的农民工父母与留守子女交流时，每次必谈的包括学习(考试)成绩、在家是否听话。而从表5可以看出，虽然有超过1／5的留守子女没有对父母日常沟通的话语产生反感情绪，但是近半数(49.1％)的留守子女反感同父母谈学习成绩，34.4％的反感同父母谈“在家听大人话”的话题。该两项恰恰就是农民工父母最愿意询问和交代的。
言语受到语法规则约束的同时，还与社会因素相关，更与当事各方所处社会结构、具体情境密切相关，这就是交际的语境化要求。语境化要求在不同会话场合、时间、人物关系中交流的内容和方式均应有一定变化。过度频繁地交流某些固定话题，容易引起留守子女的反感情绪及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父母打电话过来，可以和父母说说话；另一方面又害怕，尤其是考试之后，担心父母询问这些信息。
(四)对留守子女需求的误读致使农民工不太注意会话策略
应该承认，农民工父母了解留守子女的学习情况、在家是否听话、饮食状况、人身安全、钱是否够用等等都是关心子女的表现，这些也是留守子女本身就需要的。然而，常规性话题每次都说(而且几乎每次都是重点)、关爱的表达策略都不容易让留守子女接受。
从表6可以看出，留守子女最希望父母用表扬和鼓励的方式，与之交流心情状况、营养健康、学习方法、生活习惯的养成、人际交往的方法等方面的内容。这说明，留守子女希望农民工父母以平等的姿态，用赞赏和鼓励的语言与之交谈，多看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多了解孩子的心情，多谈谈方法层面的内容。这些策略才是留守子女能够接受的，双方才可以扮演“理想的言者”和“理想的闻者”的角色。
四、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问题的对策
上述研究发现了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日常沟通中存在的一般问题和技术问题，农民工与留守子女生活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生态系统中，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可以从该系统内寻求对策。
Wrobel和Kohler等人对影响父母与被领养儿童之间沟通因素的研究开创了亲子关系的生态系统模型。他们认为：就家庭系统特定的动态性质而言，用“生态系统一发展论的方法”(ecosystem-devel-opmental approach)来理解家庭沟通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有用的良好作用的，他们将整个生态系统分为微观环境系统、中环境系统、外环境系统、宏观环境系统，认为这些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父母一儿童之间参与程度的变化而变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深化父母一儿童这一微观环境的参与程度，并且寻求扩展至生态系统的其他层面。
(一)微观环境中提升农民工和留守子女的参与能力
在农民工和留守子女这一微观环境中，要提升双方的参与能力、改善日常沟通效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沟通频率及方式方面，农民工父母需要增强与留守子女的沟通频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沟通策略和技巧；运用包括电话、短信在内的多种沟通方式，还可以通过使用频率较少的写信的方式增进沟通的惊喜和亲情因素。其次，在沟通内容方面，打破当前沟通中存在的路径依赖，将沟通内容拓展到留守儿童的心理、生活习惯、学习方法等方面，并适当介绍父母自身的工作生活情况。最后，在沟通中注意情景和势差因素，即不同话题、不同境况应该使用不同的语气和语言，尽量使用赞赏、鼓励、表扬的态度与留守子女交流；弱化父母和子女之间固有的高低差距，以平等的姿态与留守子女谈心。
(二)中环境方面增强留守子女的联结
联结是指联系渠道的多维结点。具体到留守子女的中环境而言，联结的对象主要包括其临时监护人及照料者。本调查显示，与留守子女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员中，奶奶的比例最高(62.6％)，其次是爷爷(56.7％)、未进城务工的父亲或母亲(33.7％)、兄弟姐妹(29.9％)、外婆(14.8％)、外公(12.0％)，这些成员构成了留守子女生活的中环境。作为进城务工的父母，在与留守子女保持沟通的同时，多与其中环境内的相关成员保持联系、为留守子女构建更良好的“联结”是非常必要的，此举有利于父母与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照料者在照顾方法、教育理念、沟通方式等方面保持一致，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
(三)外环境方面构建适宜的支持网络
留守儿童的外环境包括孩子的玩伴、邻居、老师、同学等等，是独立在中环境以外、从属于宏观环境以内的生活系统。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沟通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而外环境是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其健康成长的重要系统。所以，农民工应该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或进城务工期间加强联络等方式，多与留守子女的老师、玩伴、邻居、同学交流沟通，协助留守儿童寻求更多的支持网络，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自己进城务工后留守子女可以得到一个适合的、健康的生活环境，甚至在出现与留守子女沟通及相关问题时，外环境中的支持网络可以主动做出弥补和协调，以避免更严重问题的产生。
(四)宏观环境提供合理的沟通培训
宏观环境包括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场景、社会设置、政策背景等方面。事实上，调查研究中发现的诸多问题，并不仅仅是由农民工或留守儿童自身单方面导致的，教育、社会保障等宏观环境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为了促使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有更加良好的日常沟通，以利于人才的再生产，宏观环境中的学校、地方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具体来讲，地方政府部门应该利用农民工返乡的时间，有针对性地开展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教育培训，教导双方采用多渠道的方式开展合适的交流，以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各级学校应该多关注留守儿童，及时发现并调节留守儿童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指导其与进城务工的父母交流，适时主动与留守儿童的父母联系，介绍其在校的表现情况，发挥留守儿童与进城务工父母沟通“粘合剂”的作用；地方基层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应该多开展服务于留守儿童的各类活动，加强并指导留守儿童及进城务工父母的日常沟通。只有以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