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本来是很纯朴的人学，是不讲“怪力乱神”的，但到汉朝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一出，儒学便有了一些神性了。当然，儒家讲天，自孟子便有，比如“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之类，但将其系统化、完善起来的还是董仲舒。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掌握着人的生死祸福，一切人必须顺应“天意”，敬畏“天殃”，否则必将招致严厉的惩罚。可是，天这位大君又是不惯于办理人间俗务的，于是便由他的儿子来做他在人间的代理，“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所谓“天子”，即人间的皇帝是也。
在董氏儒学里，天通过行仁、施德、用刑来对待他的子民，只是他的这些牧民之策，都要经过他的儿子――天子的手来落实罢了，倘要落实得不好，他则用灾异来表示他的愤怒和惩罚，“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当然，这一套理论细究起来有些怪异。比如皇帝是天的儿子，要代行天职、教牧百姓的。可是如果“天子”不太听话，没有好好地履职，弄出一点让天不高兴的事来，天就要来教训一下“天子”。这教训不是让“皇儿”撅了屁股，打上几板子，或是踢上几脚，而是用“天灾”“异象”来惩罚、来威吓。天灾，即洪水、地震之类;异象，则是日蚀、月蚀之类。但这类天灾祸的往往不是住在深宫里的皇帝，而是那些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百姓。这位“大君”，他的儿子不听他的话，他不打他的儿子，却是打起他儿子的儿子了。这岂不有点儿怪异？
不仅怪异，这一套理论，如果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来看，可谓之迷信。然而，如果以这样的思维来看，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划进迷信的地盘里去。所以，在这里作为有点神性的学说，是不是迷信不是重要的，重要是要将其作为信仰来对待。比如说，作为天的代理人――天子，倘若真诚地信仰这个学说，敬天畏神，“爱民如子”，小心翼翼地“替天行道”，免去上天这位大君的“灾异”惩罚，对于人间百姓岂不是一件幸事？
可惜得很，独尊儒术的天子们，虽然朝廷之上设宴讲经，朝堂之下以儒取士，也设了天坛、地坛之类的祭坛，四时祭拜，似乎虔诚得很，但祭过之后呢？大多还是声色犬马，沉浸在人间的欢乐里，并没有将这学说培养为精神的信仰，时时面对上天谨言慎行，处处依照天道行仁施德，以民生为要，理政养民，以至于中国的历史里，更多的是仁德不足而盘剥、刑罚有余，天灾不断，民不聊生。最后，使得上天这位大君，只好不断地换“儿子”代他行职，自汉以下，让数十姓的人做过人间的皇帝，直至帝制的倒掉。
儒学毕竟是中国主流的学说，甚至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董仲舒的这一套“天人感应”说，不仅仅是教导“天子”，也润物无声地落到了民间。比如人们常说的“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以及“天打五雷轰”之类。但仔细考察，这些让人心存敬畏、保持良善的话，常常是劝喻或警醒他人的，比如自己遇到了他人的迫害，最后的抗争就是：苍天有眼，老天会看见的，老天会惩罚的。可落到自己的信仰上呢，祈求的则是与上天的通融，比如某人觉得生意上有些不顺，或者职位升迁得有些慢，于是便请了一位“通人”指点，发现原来是“西南角上少了块石头”，或是“东北角上缺了些水气”，总之是要改一改。于是付出一笔不小的款子，改宅扩院，增山添水。或者是用了大堆的金钱从“通人”那里“请”来一个物件，时时携带等。本来是精神上的焦虑与祈求，经过这样的转换便化为了物的通融，无须再谈精神上的信仰，行动上依然是恣意妄为，等待的却是上天恩赐的收获。这一类行为，有形有势，看起来是迷而信的，其实只是用了信仰的大旗，去做投机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