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看似普通的临清贡砖，要经历二十多道制作工序，承载着五百多年的漫长历史。如今，在机遇和困惑交织的新环境中，临清贡砖期待着浴火重生。
在中国史学界，有“水上漂来的北京城”一说，意思是历史上京城皇族的衣食住行所需，大都是从富庶的江南地区通过京杭大运河“漂”过去的。其中，作为“住”的宫殿城池，营建所需的贡砖则主要来自大运河沿岸的一座城市――山东临清。
打开临清地图，可以看到大运河临清段两岸分布着诸如东窑、西窑、张窑、陈窑等村落，它们都是以古窑地的官窑名来命名的；走在临清的大街小巷，也不时可以听到“临清的贡砖，北京的城，紫禁城上有临清”的民谣。五百多年来，临清贡砖经历了“官窑万垛青烟袅”的鼎盛，也经历了火尽灰冷的衰落，如今重新燃起的窑火又点燃了临清贡砖复兴的希望。一路走来，临清贡砖的命运起伏跌宕，让人唏嘘不已。
为什么是临清
当时，在北京已有砖瓦窑的情况下，建造皇家宫殿所需要的贡砖，为什么还要在距离北京几百公里之遥的临清烧造呢？临清市博物馆馆长魏辉为我们解答了这个疑问。原来，临清位于黄河冲积平原上，黄河水的反复冲刷，留下了大量的淤积土。这种土沙黏适宜，细腻无杂质，一层红、一层白、一层黄，当地人俗称“莲花土”。用这种土烧成的砖“击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为全国所独有。此外，临清傍临运河，运输也很方便。据魏馆长介绍，在明清时期，除了专用运输船之外，朝廷还规定路过临清码头到京城的其他漕运船只也要“义务”捎带贡砖，通常官船必须捎带贡砖40块，民船、商船必须捎带20块，如有违者会遭重罚。
如今，在临清当地仍保留着一些用贡砖建造的建筑，最有名的当属建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的舍利宝塔，虽然历经四百多年的风雨，但是这座六十多米高的古塔如今仍然挺立在大运河河畔，墙体坚固如初。
登上张窑村西边的运河大堤，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堤内河滩上有一个个微微隆起的土坎，魏馆长告诉我们，它们都是官窑遗址。在明清鼎盛时期，临清大运河两岸的官窑总数有三百多座，绵延六七十里，十多万窑工一起烧窑，场面蔚为壮观。
在那个时候，一座官窑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小王国，窑场门两侧竖立着御赐的虎头牌和黑红棍，凡有私闯窑场或在窑场闹事者，用黑红棍打死，窑主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因此，经常有因作奸犯科而被官府通缉者逃到临清的官窑避祸，只要被窑主收留，即可确保平安无事，至今在临清当地还流传着“打架上官窑”的俗语。“在清代，皇帝还赐窑主黄马褂，那可是一个家族至高无上的荣耀。”魏馆长说。
严苛的制作技艺
永祥贡砖厂的砖窑建在一条灌溉用的小河边，一共有8座，看上去犹如8座小山。和普通的小红砖厂不一样，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声，工人们有的在往模具里扣砖坯，有的在清理砖窑准备烧新砖，有的守着正在烧砖的砖窑，随时添煤，三十多亩大的生产场地显得井然有序，一点也不嘈杂。
身为董事长的景永祥穿着一双土布鞋，头发和身上那件宽大的白衬衫差不多一样白，他正挽着袖子指导一位工人扣砖坯，时不时地弯腰仔细看看。他笑着告诉我们：“虽然如今什么都用机器生产，但是制作传统的临清贡砖必须用手才行。一块烧制好的大贡砖差不多有50斤，刚做好的砖坯接近70斤。我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只好当个‘技术顾问’。”
在景永祥的身后，不时上演着这样的场景：一位赤裸上身的壮汉从高高的泥堆上割下一大块湿泥，接着用钢叉铲起用力摔在地上，然后又铲起来接着摔，如此反复十几次之后，这块泥被丢在一边置之不理。见我们看得一愣一愣的，景永祥说，这道工序叫醒泥，摔打一是为了把泥土“唤醒”，二是为了去除泥中的气泡，使烧成的贡砖质地更加紧实。连对泥料的处理都如此讲究，难怪临清砖能成为御用之物。
事实上，除了醒泥，制作临清贡砖的传统技艺还包括选土、碎土、澄泥、熟土、制坯、晾坯、验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等二十多道工序，并且每道工序都极其讲究，机器无法代替，全靠技艺精湛的匠人掌握。“比如制坯，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一块泥料重达七八十斤，没点力气举都举不起来。但是光有力气也不行，扣坯的时候必须一次扣满整个模具，四角四棱要填满、填实，不能有任何缺陷。”
制作好的砖坯需要整齐码放晾晒。以前，在晾晒砖坯时，工匠还要在上面盖上戳印，标明烧造年代、督造官员、窑主和工匠姓名等信息，便于日后的工程监理，出了问题也能第一时间追查到责任人。
干透的砖坯经过严格检验后，就可以装窑焙烧了。以前，烧贡砖使用豆秸当燃料，因为豆秸油性大，火力很旺，烧出的砖青黑透绿，成色漂亮。如今，因为找不到充足的豆秸而改用煤当燃料。烧一窑砖通常需要1个月时间，不过烧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就要停火，几天后等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再在窑顶封土，然后慢慢注水，开始洇窑。正是因为有了洇窑这道工序，烧出来的贡砖才呈现出豆青色，温润如玉。景永祥说，什么时候停火最关键，学问大得很，火候掌握不好，烧制出的贡砖质量便会大有不同。“我都是通过闻烟味来确定停火的时间，当窑里散发出来的烟闻起来‘香喷喷’的时候，就可以停火了。”为什么我们闻起来很刺鼻难闻的窑烟，老人会觉得“香喷喷”？在不同的焙烧阶段，窑烟的味道究竟有何不同？虽然我们一再追问，但老人总是以“这是商业秘密，不可外传”为由避而不答。 经过这样一整套复杂的烧造工序，一块临清砖就诞生了。景永祥带我们到一个刚刚烧制好的砖窑内，他随手拿起了两块小青砖，互相敲了敲，声音清脆悦耳，犹如铜音。“只有咱们临清砖才能敲出这么好听的声音。”景永祥骄傲地说。
订单大，但是不敢接
如今，永祥贡砖厂8个砖窑的年生产量达70万块。不过，相比每年接到的订单，这样的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很多时候，面对慕名前来订购古法贡砖的客户，景永祥只好“忍痛割爱”。2013年，台儿庄古城启动修复计划，曾向永祥贡砖厂订购300万元的贡砖，不过由于砖厂产量有限，一时又无法扩大生产规模，不能在指定时间交货，景永祥最终放弃了这个订单。“在别人眼里是一块肥肉，但是在我手里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景永祥无奈地说。
清末以后，随着北京城建设基本结束，失去“政府采购”的临清贡砖一时断了销路，各大官窑纷纷停窑。到了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故宫、天坛等古建筑先后展开维修，派人到临清购买青砖，结果失望而归，因为历史上曾经名震全国的临清贡砖，当时已经没人再烧。进入90年代后，全国各地都开始重视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甚至有的地方干脆兴建仿古建筑，由此催生了一个庞大的青砖市场。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景永祥曾向当地政府申请征地，不过，因为砖厂四周都是受保护的耕地，因此报告提交了几次都没有批准下来。“临清贡砖一直采用纯手工制作，至今也无法采用机械化生产，只能靠新建砖窑来提高产量，如果征不了地，一切都是空谈。”更让景永祥感到不是滋味的是：一方面，由于场地限制等原因不能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眼看许多大单找上门来也不敢接；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前景看好，临清又冒出了好几家青砖厂，部分砖厂急功近利不按照传统工艺进行生产，不仅大大降低了所产青砖的质量，并且靠打低价牌相互抢生意。“要比质量，我家烧的贡砖谁也不怵，但是因为成本高，和一些偷工减料的低成本青砖相比，竞争力反而不强。”前不久，某地复建古城门搞招标，景永祥的贡砖因为单价比别人高两到三元，最后只能“铩羽而归”。
临清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马鲁奎对临清贡砖的现状也充满了忧虑。他曾考察过河北省南宫市一家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青砖厂，其所在的地方政府对这家砖厂非常重视，在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下，青砖厂发展得非常好，长期为故宫烧砖。此外，这家砖厂还将青砖出口到了日本、韩国等国家。“可笑和可悲的是，临清作为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贡砖生产基地，如今已被别人甩在了屁股后面！没有什么事比守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资源，却不能充分利用更令人心痛和惋惜了。”
此外，仅靠一家贡砖厂，仅靠父传子、师传徒的传承方式来延续临清贡砖制作技艺，从长远来看，其传承结局也让人堪忧。
头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荣誉，脚踩得天独厚的制砖泥料，肩扛“撑起北京皇城”的盛誉，恰逢全国各地兴建仿古建筑的商机……很多人都会据此推断，临清贡砖一定能快速做大做强，然而这种“顺理成章”的想象，常常被现实击得粉碎。纵观全国，任何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背后都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如果仅靠民间传人自发闯市场，很难做大做强。
临清贡砖，这门传承了数百年的民间技艺，正期待着焕发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