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中西方文化观刍议
传统文化的滋养
个人的成长不可能摆脱时代环境及文化土壤的影响。从湖南韶山走出来的毛泽东，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长大，对中国传统有着深厚的感情。毛泽东8岁时便开始在家乡私塾读书，依照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惯例，习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诗经》、《论语》、《左传》等启蒙读物及传统典籍。从历时六年的私塾学习中，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培养了他鉴古而知今的爱好，激发了他内心对中国历代英雄豪杰的敬仰之情。而湖湘文化倡导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在青年毛泽东心中播下了理想的种子，帮助他立下了高远的志向。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毛泽东青年时期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社会急剧动荡和变迁的年代。经历了鸦片战争与辛亥革命的近代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一统天下的王者风范，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质疑声音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纷至沓来，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使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域处于纷繁复杂的状态。一方面，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思想、文化和道德尚未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却又随着洋枪、洋炮、洋教堂来到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时代的大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近代的西方文化和各种新旧杂陈的社会文化思潮一齐抛到世人眼前。代表着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成就的西方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念形成了猛烈的冲击。青年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理解和看待西方文化，如何认识和评价传统文化，如何选择、吸收和创造新的文化。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危亡及欧美各国的强盛态势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国人产生了西方文化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直观感受，向西方国家效仿和学习成为当时救亡图存的首要思路，“全盘西化”一度成为压倒一切的声音，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几乎笼罩了整个思想界。 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为了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在北京逗留期间，他大量阅读了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籍，广泛深入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并有机会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接触和交流，这些为他日后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 现实困境和文化危机使青年毛泽东认识到西方文化的进步意义，以及封建经济背景下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各方面，尤其是精神方面要领先于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大力推崇和赞扬，并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予以彻底的唾弃。青年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中国强盛的理想目标就必须要有新的文化来唤醒民众，凝聚人心，洗涤旧的思想糟粕，重塑国民性格。 尽管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但是，自幼饱读国学典籍、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青年毛泽东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根基，湘学的经世致用、务实求真、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使他避免了在对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上只是简单地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通过冷静分析、理性思考认识和比较中西方文化，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得出自己的独特见解。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抨击和深刻反思的同时，仍然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指出它在世界文明中占半壁的地位，同时还指出西方文化也有不足之处，西方文化过度追求物质文明，追求感官享受，缺乏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对人生的感悟和人文关怀，缺乏对丰富高尚的精神生活的追求。这种客观冷静地看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理性思考，促使青年毛泽东无论在主观选择还是在实践创造中，都十分注重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结合。 中西文化的兼容并收与创新 在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过程中，青年毛泽东表现出开阔的文化视野，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选择。在他看来，对西方文明的追求和学习，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寻找中国近代落后贫穷的根本原因，从而成功地改造和革新中国社会，振兴中华民族。他主张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综合比较，创造出一种融汇中西文化之精华、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文化。 青年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学古而不泥古，虚心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而又不盲目迷信西方文化，既反对全面肯定传统而排斥西方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又反对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而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在中西文化的比较选择和融合问题上，他表现出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理性务实的态度，在研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同时，从未放弃探索和研究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坚持主张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 中西交融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根基，实事求是的态度，深邃的目光和博大的胸怀，使青年毛泽东形成了兼收并蓄、融中西文化精华于一体的中西文化观，为其日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活动奠定了思想和方法论基础，找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青年毛泽东中西文化观面临的难题 青年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毫无疑问是合理而又有价值的，也为其日后的成功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在全球一体化、思想多元化的今天，依照其中西文化观处理中西文化，在现实中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 “精华”和“糟粕”的区分。毛泽东对中西文化的吸收可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管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 “精华”或“糟粕”之分，都有其相对性。很多仅是各具特点，各有所长所短，无法认定其到底是“精华”还是“糟粕”。如中国传统文化重人道而轻天道，重人文而轻科技，善宏观整体思维而不善微观细节思维，善综合而不善分析，这是“精华”还是“糟粕”，根本无法区分。同理，具有相反特质的西方文化也是如此。 中西文化的融合。毛泽东力求将中西文化融为一体的用意虽好，但实际上，在中西文化中虽然有可以相容之处，有的却是互相冲突、排斥的，无法实现有机融合。遇到两种都很有价值但却互斥的文化，力求融合中西，就无法做到。如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强调集中统一，而西方的政治体制强调分权制衡。这两种政治体制，都有自身的显著功效。集中统一可防止掣肘，实现政令通达，效率高，可有效清除障碍而达到目的；而分权制衡则可防止独裁专制，发挥众人的力量，并有利于遏制腐败。但两种政治体制思想却是排斥的，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上也许可以共容，但在同一领域、同一层面上，却无 法实现统一、共存。 破解当今中西文化处理难题的路径 针对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在处理中西文化中的难题，我们应该借鉴我国学者杨英法在《矛盾的处理、解决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相关观点，在坚持毛泽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和“会通融合”原则的基础上，再提出以下原则作为补充： 尊重现实，发挥其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传承和积淀的产物，已经深藏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形成国人思维和行动的固有模式，改变是很难的，如“善宏观整体思维而不善微观细节思维，善综合而不善分析”就是如此。与其强行改变，还不如尊重现实，发挥其长。 以比例多少定取舍。“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某些文化现象，“精华”与“糟粕”不可分，但二者谁多谁少，毕竟有量的差别。此时，“精华”多则取，“糟粕”多则弃。西方崇尚市场经济，虽然也有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倾向，但因为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财富的迅速增长，利远大于弊，就应搞市场经济。 根据需要定取舍。很多文化现象，“精华”与“糟粕”并存，就应看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有针对性地采取能解决相应问题的文化来加以解决，尽管这种文化不是没有缺陷。如当前我国的主要问题是在某些领域官员的权力高度集中，而公民权利却十分有限，得不到保障，导致腐败蔓延、公民权利屡遭侵害，就应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着力构建公民社会。 在不同领域、层面发挥各自的作用。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只有在同一领域、层面相遇后才会发生。对于两种都很有价值但却互斥的文化，就不妨让他们在不同领域、层面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政治体制的集中统一和分权制衡，就应如此。中央政府的权力必须集中统一，而军队、司法、行政各领域及省、市、县、乡层面的权力，则必须分权制衡。这样既能维持国家的统一，又能遏制官员的专横跋扈、腐败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