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真研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2、13册），便不难发现，从1966年5月到1976年9月，毛泽东的文革心路大体经历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和捍卫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前后长达10多年，毛泽东最终不仅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治”，反而以捍卫文化大革命走到生命终点。究其根源，是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所致。
关键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革心路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谢昌余（1951-），男，安徽巢湖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
Reviewing Mao Zedong’s Cultural Revolution intention from
Mao Zedong’s Manuscrip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XIE Chang-yu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Hefei 238000， China）
Abstract：A close reading of Mao Zedong’s Manuscrip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no.12 and no.13） finds it not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at from May 1966 to September 1976， Mao’s cultural evolution intention had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launch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nd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defend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fter as long as more than 10 years， Mao Zedong ultimately not only did not e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achieve the “nationwide peace & order”， but instead defend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ill the end of his own life.Well regarded as a tragedy， the source of it lies in Mao Zedong’s adherence to the “class-based struggle” theory.
Key words：Mao Zedong’s Manuscrip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Mao Zed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tention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1966年5月―1969年3月）
（一）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毛泽东所关注、思考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来发动文化大革命。
不仅如此，对待这种乱的“新”局面，毛泽东还从理论上给以肯定。经过在韶山滴水洞中整整11天的沉思，毛泽东得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结论。他认为，“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打倒党内右派的“全国性的演习”。正是在左派的打击下，根深蒂固的北京市一朝覆亡，盘根错节的北大、清华也顷刻瓦解。所以，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途径，“天下大乱”是解决中国出修正主义问题的根本办法。由此，他还认为，这种“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每隔
七、八年就要又来一次[1]71-73。
（三）支持红卫兵运动
继采取大字报的方法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后，毛泽东又以支持红卫兵运动的方法，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和广度迅速展开。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遭到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毛泽东所需要的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终于出现。
（四）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支持“全面夺权”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和部署，大字报和红卫兵运动虽然打开了局面，但到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进行。如何突破这个范围，推动运动向社会各个层面深入？这又是毛泽东所关注和思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此，毛泽东发出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对待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的态度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变化？
解读《文稿》之中的《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便不难看到，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是毛泽东同时作出的两个决策。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顺利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1]40-44。
（二）落实政策
由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开始由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转向落实各项政策的问题上。这表现在：
1.多次提出解放老同志。
老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全面开展之时的被打倒对象。他们在受到错误批判后，不仅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而且处境也十分艰难。为解放老干部所写下的大量批语，正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在为结束文化大革命作努力。
2.恢复邓小平工作，赋予邓小平工作重担。
3.批评、纠正和调整“左”的文艺政策。
文艺界、知识界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为此，毛泽东多次讲话，写下多条批语，努力纠正一些“左”的做法。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5]443
出于对文艺界现状的这种不满意，7月14日，毛泽东亲自找江青谈话，提出纠正、调整“左”的文艺政策问题。他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5]446-447
11月15日，在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5]447。这里，毛泽东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毛病就丢开的道理。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1975年春节上映，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但却遭到江青和当时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严厉批判，指责该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并开列出“十条罪名”。对此，编剧张天民1975年7月18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不同看法，建议重新上演该片。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5]450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表达出他对当时极“左”文艺政策的强烈不满和纠正、调整极“左”文艺政策的迫切要求。
4.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概排斥、否定知识分子的极“左”观点，毛泽东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1975年5月3日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毛泽东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5]431，以说明革命和建设事业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1975年10月16日，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是：“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5]477这些批语，对于当时在极“左”年代里怎样正确看待知识分子起了正确引导作用，对于改变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难处境和不利地位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毛泽东也提出“促生产”，但由于他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抓革命”上，所以，我国经济建设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因“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局面”遭到严重破坏。九大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开始关注经济建设问题，而且，他还将经济建设同社会安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结合起来加以思考。
正是因为毛泽东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所以，1974年11月，他在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李先念、汪东兴谈话时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5]410 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两个月后，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6]479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报告》的精髓，是此时毛泽东的希望所在，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所以，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表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5]405。1975年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种人事安排，更表明了毛泽东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建设的想法。
（一）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先后两次向毛泽东告状这一事件是引发毛泽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直接原因
刘冰等的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记录了毛泽东对这封信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这封信：一是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谢静宜；二是信中的矛头是对着他的；三是邓小平偏袒刘斌；四是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5]486。由此，毛泽东认定：周荣鑫、刘冰要翻案。甚至他还认为刘斌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帐的一批人的态度。为此，毛泽东指示将刘斌等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3]1754 随着毛泽东指示的下达，清华大学全校展开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二）严厉批评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
（三）捍卫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
晚年的毛泽东曾多次将文化大革命列为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的评价。所谓“有所不足”就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尽管如此，毛泽东又说：“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5]488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承认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但仍然是十分勉强的。“基本正确”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主导评价。作这样的评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这也是他生命终止之前所坚持的最后原则。为此，他还要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中共中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为什么要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中共中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此作了回答。她写道：“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2]426然而，令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提议却遭到邓小平的婉言拒绝。毛毛接着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2]427
（四）“打招呼”是毛泽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方法
显然，按照毛泽东指示召开的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让邓小平在传达文件的时候当众作个检讨；就是要让老同志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让老同志们回头转弯，不要再“犯错误”。
26日，中共中央把《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持续进行了9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至此中断，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开展进行。
（五）为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采取的重要组织措施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的批语是：“照发。”[5]530至此，邓小平终于被再次打倒。
在此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声浪中，毛泽东翻完了他人生之书的最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