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然而这句话在80年前的中国，实现却并不那么容易。80年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妄图灭亡中国的危难时刻，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发动和团结的全民族抗战使抗日战争具有了空前的规模和无比深厚的力量。在这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
历史的先声：最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巨大危险下，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中日之间敌强我弱的现实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早在 1933年1月17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一起联名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3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3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4月15日，毛泽东再次和项英、张国焘、朱德联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宣言再次重述在承认前述3个条件的原则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当年国内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明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
重大的转折：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引起了中国革命形势新的变化，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动，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这成了摆在当时党中央面前的首要问题。但是，这时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他们不仅没能正确地顺应形势，反而作出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决定。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情况下，他们提出的竟然是“武装保卫苏联”这种离题万里的口号。而面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他们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地主阶级也有抗日的要求，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他们认为这些有抗日要求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要对蒋介石，同时对想与我们结盟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第十九路军也“要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之”。这样做，只能把原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向蒋介石一边去，白白浪费了扩大统一战线的好机会。
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还余怒难平，他在几篇笔记里这样写道：博古等人搬来斯大林所谓中间派别最危险的论断，否定一切同盟者。对此，毛泽东辛辣地讽刺道：先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说要拿主要力量来打倒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乎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着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做敌人，这是世界革命史上独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 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开始总结反省“左”倾路线的错误。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结束“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此后，毛泽东通过大量的公开讲话、发表文章、通电和给社会知名人士及国民党元老高官写信等方式，努力向全国各界人士宣讲“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道理。在毛泽东的重视和直接领导下，党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方面在“抗日反蒋”的旗号下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积极促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形势的形成。
关键的抉择：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身处陕北进攻红军最前线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开始逐渐认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1936年4月19日，张学良等一行4人飞抵延安。这天晚上，他们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同周恩来进行了彻夜长谈。在这次谈话中双方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形成了很多共识，而这次会谈中张学良所提出的“联蒋抗日”的方针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此后，中共中央调整了策略，不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开始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蒋介石被捉后，国民党内出现分裂的危险，而延安不少干部群众乃至一些高级干部则纷纷提出要公审蒋介石，为牺牲的革命同志报仇。面对这一复杂局势，毛泽东审时度势，非常清醒地看到只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的再次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民族的抗战实力，避免再次陷入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内战之中。因此在事变解决过程中，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经过后续一系列的艰苦
谈判，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等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还同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或达成协议，建立起包括全国各阶级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
在那个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始终以他高远的战略眼光，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要求和时局的变化，不仅适时地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历史任务，还具体制定了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实施这些方针、政策的一系列正确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