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影响毛泽东苏联观形成的因素极为复杂，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大国关系、周边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国际共运和领导者独特个性等多维视角对毛泽东的苏联观进行探讨。
关键词：毛泽东；苏联观；多维视角
“毛泽东的苏联观”可以简单界定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不同社会角色（有时同时肩负几个社会角色）的毛泽东对苏联及其执政党和政党领袖、国家领导人的根本看法和观点。由于毛泽东在党和国家中的独特地位，他的苏联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战略和新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因此，很有必要研究毛泽东的苏联观的影响因素。影响毛泽东苏联观形成的因素极为复杂，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又有国家利益的因素，也有民族情感的因素，还有由于特殊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所致独特个性的因素等。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探讨毛泽东的苏联观。
一、意识形态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阶级或者政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是社会阶级、集团根本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是一种自觉理论系统，是“一定社会最权威的解释体系”{1}。
毛泽东一生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多（有时不一定用的是“意识形态”一词），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他就认为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一种思想上的共识，如他曾写道：“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毛泽东尤其重视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三大改造”完成后，他认为虽然经济基础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并极度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巩固。为此他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3}，要用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人、鼓舞人，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筑起牢不可破的思想防线。同时，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还表现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他曾强调：“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现在我们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他的影响。”{4}（笔者注：在毛泽东断言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后，此言当然适应于苏联）
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中苏友好的基石之一。在当时美苏冷战、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意识形态在当时国家政治利益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各国间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的对抗、经济上的争夺，无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正是由于这一点双方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就显得特别重要。{5}反过来说，如果中苏双方的意识形态发生分歧，则必然影响到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甚至可能反目成仇，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始终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始终支持各被压迫被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因此，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毛泽东虽然基本支持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及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他指责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非马克思主义”，认为 “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他不赞同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在“三和路线”上争论激烈，以致最后形成的《莫斯科宣言》妥协性地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毛泽东还坚持要中共代表团写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给苏共。当赫鲁晓夫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而后又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访华期间大肆鼓吹主张“美苏和解，共同主宰世界”的“戴维营精神”时，毛泽东不惜与之发生面对面的争吵，认为苏联已背离了马列主义，已走向“半修正主义”。为此，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实际是对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不指名的批驳。赫鲁晓夫自然不甘示弱，进行反击，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论战全面爆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抛出了“两全”理论，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认为“三和两全”是彻头彻尾的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新纲领。于是，毛泽东开始了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的指名道姓的大论战，而且表现出了不畏强权的勇敢精神和富于挑战的性格。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国家利益至上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中苏从友好到分歧，而后分裂，最后到对抗，国家利益起了关键的作用。建国初，毛泽东选择“一边倒”，意识形态的因素固然很重要，但国家利益的因素也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可以从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等方面进行考量。
先说安全利益。安全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国家安全不保则其他利益一概不保。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冷战进行正酣的时候取得的。在当时，要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单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是难以保证的，中国必须从苏美两个大国那儿寻找强有力的外援。而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华友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华敌对的冷战格局下，更由于中国国力贫弱而不能保持中立地位以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二元对立格局下，新中国就只能实行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制定的根本考量就是如何保障新生而贫弱的中国的安全利益。
中苏的蜜月期不到十年。实际上，就是在蜜月期，也存在一些龃龉和矛盾。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时，毛泽东对斯大林迫使他另外签订《补充协定（关于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边境从事活动）》等协议（“划分了两个势力范围”和“搞了四个合营公司”）很不满意，认为这有损中国主权，只是由于中苏实力、毛泽东和斯大林地位的悬殊而使得毛泽东只能暂且接受。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自然不能容忍苏联再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情况发生。因此，当赫鲁晓夫提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时，毛泽东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中苏边界摩擦中，毛泽东更是寸土必争，不惜为了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珍宝岛而与苏联兵戎相见。至此，在中苏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联在毛泽东的眼里一步步由最可靠的盟友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一句话，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国家利益问题上，毛泽东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含糊，更不允许拿原则作交易。对于新中国来说，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是其保持国格和尊严的基础与最根本的条件。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与苏联、美国等国保持的关系，无论是“一边倒”还是“两只拳头打人”或者“一条线、一大片”，无不说明毛泽东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利益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比较高超的战略策略思想。
三、大国关系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大国关系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世界政治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主要是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结构、态势。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关系比较集中而概括的表现形式。{7}
对于新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毫无疑问是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而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决定着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与组合。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而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与美苏不可比拟。但是，中国仍然是个政治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一支谁也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在美苏争霸中，中国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即可以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作为战略大师的毛泽东，自然深谙此中奥妙，在制定新中国外交战略时，他必须在美苏之间左右权衡，以期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建国前毛泽东就公开宣称“一边倒”，并以实际行动向苏联靠拢。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出兵朝鲜，才彻底打消了斯大林的疑虑，相信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此前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以后斯大林对条约的兑现，保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这段时期，毛泽东视苏联为“老大哥”、“同志加兄弟”、“可靠的盟友”，并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向苏联学习”运动。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直至兵戎相见，而中美关系难以破冰，中国被迫两线作战――两只拳头打人。但毛泽东深知，中国腹背受敌，国家安全环境极其恶劣，决不可与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抗，因此，必须寻求至少与其中一方关系的和解。在珍宝岛武装冲突后，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毛泽东视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苏和解暂无可能。而美国在当时的美苏争霸中处于劣势，美国非常担心失去作为战略重点的欧洲，更由于美国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不可自拔，此时的美国需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毛泽东敏锐了抓住了中美和解的历史机遇，毅然抛开意识形态的绊脚石，打开了中美和解的大门。中美关系的改善带动了中国与日本、西欧、东南亚、拉美国家关系的改善，出现了建国后第三次建交高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取代台湾当局获得了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把反对霸权主义、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霸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这样，从大国关系的角度看，毛泽东完成了由“联苏抗美”到“抗美抗苏”再到“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转变。
四、周边国家关系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五、党际关系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毛泽东十分重视不同政党尤其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党际关系准则。
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毛泽东党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他在1957年出席莫斯科会议时，坚决捍卫各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的独立自主，他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说：“各国党完全独立……各个党的事情由每个党自己负责”{11}。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体现各国愿望和要求的独立自主原则被写入《莫斯科宣言》，成为各国共产党彼此尊重的重要准则。
总之，在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而苏共又不放弃老子党作风的情况下，中苏两党两国出现分歧直至分裂具有必然性，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一步步恶化也在情理之中了。
六、国际共运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1919年3月，列宁创建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形成了以俄（联）共为单一最高权威的运行机制。照理，俄（联）共也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实际上俄（联）共是共产国际的“太上皇”，俄（联）共及其领导人斯大林掌控着共产国际的一切重大事务（经费、组织机构及领导人选等），进而通过共产国际遥控着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事实上成为俄（联）共推行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工具。
刘德喜认为，中苏同盟的沟通机制过多依赖领导人的个人关系，领导人之间的认同对中苏同盟的发展命运攸关。中苏同盟沟通机制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15}斯大林时期，作为中苏两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毛泽东，对本国对内和对外事务都有最高的发言权，没有两个人的同意，中苏同盟是无法形成的。因为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中苏两党党际关系基础上，而两党关系又建立在两党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之上。斯大林逝世后 ，苏联政治生活中“人治”的色彩并没有被冲淡，赫鲁晓夫仍然牢牢主导着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其作用仍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而在中国，有关中苏关系的问题也基本上由毛泽东直接作出决定，而不是经过外交部和中联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人关系几乎决定了中苏同盟的发展命运。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独特个性及冲突无疑将对中苏关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当年曾在苏共中央联络部工作的俄国学者杰留辛回忆说：当时我和同事们曾经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也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另据知情者回忆，邓小平在同苏联人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表示，苏方可以批评他本人，批评刘少奇或周恩来，这都有可能再和解，“但你们直接攻击毛泽东的威望，这是不能补救的”{16}。
在这里，我们仅简单探讨下毛泽东的独特个性对苏联及其领导人认识和发展变化的影响。毛泽东曾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17}。按照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虎气”，“就是原则性”，“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目标，就执着追求，至死不悔”。而所谓的“猴气”，“包含着不满现状，要求变革；不守成规，喜欢变动；独立思考，不愿盲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而且洒脱不羁。总之，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18}。就原则性而言，毛泽东一贯重视路线、方针及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这是他一生的信条。因此，当他认定赫鲁晓夫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存在问题时，便毫不退让，坚持要对它进行修正。1958年和1959年，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毛泽东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与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导致中苏两党蜜月期的结束。在以后的中苏论战和中苏对抗中，毛泽东认定真理在自己一边，坚决要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并坚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
毛泽东时刻追求变革的冲动以及他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挑战气质，是他所谓自己性格中“猴气”的一面。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坚定了他以苏为鉴走出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但独立探索本身也是对苏联盟主地位的冲击，这必然会引起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不安与不满。赫鲁晓夫对中国脱离苏联模式的戒心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中国指手画脚的不满无形中都加剧了双方的隔膜与敌意。随着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彼此不信任和敌意的加深，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一步步恶化。虽然主观上毛泽东并不希望中苏关系破裂，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是对方偏离了正确的路线，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把对方拉回到自认为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而当赫鲁晓夫也这么认为时，双方的矛盾就不可调和了。1963年7月，双方关系彻底破裂，毛泽东决定“转入反攻”，并要“大闹天宫”。当时令整个世界震耳欲聋的“九评”似乎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余音绕梁。作为中苏大论战的总导演和总指挥，毛泽东的独特个性毫无疑问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总之，毛泽东的独特个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对苏联认识的发展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对苏政策，也从一个方面左右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
注 释：
{2}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5}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35-136页。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11}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MAO Ze-dong’s View of the Soviet Union for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ZHOU Shu-hui
Abstract：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view of the Soviet union are very complicated，We can discuss and analyze MAO Ze-dong’s view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such as ideology，the interests of a county，the relation between big powers，relations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inter-party relations，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s，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leaders and so on.
Key words：MAO Ze-dong；view of the soviet union；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