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列主义法律思想是毛泽东法律思想之基石
毛泽东法律思想是马列主义法律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马列主义为毛泽东法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构成毛泽东法律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法律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之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法律思想。第一，马克思主义法学阐明了法的本质属性和阶级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力量制定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规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条件所决定，又对当时的物质生活起着一定的反作用。马克思强调：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法律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来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的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像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毛泽东接受了马列主义关于法律阶级属性的论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下，法律将充分体现劳动人民的意志，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法学阐述了法的制定原则。首先，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立法要秉持民主客观与实事求是的原则。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在具体的立法工作中，要保证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要使人民对法律的执行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需要，特别指出：现代俄国社会运动的主要形式依旧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革命运动，它要打破旧法律，摧毁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创立新法制。
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立法原则，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认同。他要求立法工作人员切实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法原则，立法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在1954年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他曾特别指出：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其次，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继承，立法要借鉴过往的经验。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法律可以继承。斯大林结合苏联法制建设经验，认同这一观点，表示苏联新宪法草案是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结。所以，它是把事实上已经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毛泽东承继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立法观，提出以批判的态度继承法律遗产。就是说，在法律的制定工作中，必须立足具体国情，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吸收实践的新鲜成果。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法律思想之壤
任何新思想都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前人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批判继承，毛泽东法律思想亦浸染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毛泽东具有深厚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在他的诗文著述当中，成语典故、名言警句、寓言传说往往是信手拈来而又精妙绝伦。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法律制度和法理著述，这些传统法律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法律思想形成发展的文化土壤。第一，儒家思想的德主刑辅观念是毛泽东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强调德治，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法律和刑责的作用十分有限，德治和礼教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手段。孔子提出了德主刑辅的著名论断，认为道德教化是使民众遵守规章制度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就是说，如果仅仅依托刑法来治理国家，人民只会追求免除法律的惩罚，不会产生廉耻之心。统治者必须以道德导引人民，以礼制教育人民，这样民众才会自觉归服。为此，孔子要求统治者实行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刑罚适当，慎重用刑。儒家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要求在刑罚方面优待贤者，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德行的尊崇。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儒家的仁爱观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他认为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提出了人道主义改造罪犯的政策，要求关心、帮助和教育全体犯人(含死刑犯人在内)，改善和消除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监狱应该为犯人提供改造的契机，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帮助他们学习并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使犯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他还阐述了死刑的使用原则，认为死刑固然可以有效打击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能够防止严重犯罪行为的发生，慰民心而平民愤，保障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但一定要慎重使用。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可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毕竟，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割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办法。第二，法家思想的以法治国观念为毛泽东法律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管仲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法治主张：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之非法者，所以禁止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商鞅不仅提倡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还强调：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法家主张将法律定为成文制度，为人们提供恒定的行为标准;统治者以法治国，循章奖惩，赏罚分明;法制要适应时代发展，因时因地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毛泽东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强调法制建设要立足于一定时期的具体国情，在执法过程中必须做到稳(稳健)、准(准确)、狠(坚决)，对穷凶极恶、罪证确凿的犯罪分子要痛下杀手，决不能姑息纵容。他强调：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不过，司法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不能因此而滥用权力，不能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当事人，要尊重犯罪嫌疑人和犯人的人格，要保障其生命健康权不受侵害。
三、西方近代法学理论为毛泽东法律思想之雨露
毛泽东大量阅览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法学名著，拓深了自己的法学理论素养。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和《法意》当中，提出了地理决定论的刑罚观，主张罪刑相适、刑罚正义、刑罚宽和，使监狱成为犯人学习改造的学校。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认可，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记录和公意的行为，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宗教束缚、建立法治社会的强烈渴望，这与毛泽东反对封建酷刑和阶级压迫的思想相契合，为他的法制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比如，他对主权在民原则做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在194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他明确要求继承启蒙思想家反对酷刑的主张：关于打人问题，共产党在原则上主张废止肉刑，这个原则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封建的口号，无产阶级应该接受这个遗产。现在必须重申，共产党绝不要提倡打人，绝不要组织打人，这是一条原则。
毛泽东还深刻认识到西方近代法学理论的局限性，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工具，并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立足具体国情，批判地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体现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任何思想文化都是传承和创新的产物，任何新理论都是吸收和借鉴原有文化的结晶。毛泽东正是在继承、吸收和借鉴马列主义法律观、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西方近代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复杂历史背景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法律思想。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法律思想还将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