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毛泽东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即是关于党的作风问题，他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乃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今天，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更要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从严治党，重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批评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看法。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批评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批评理论的基础及来源。重新思考毛泽东批评理论的整体结构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即从批评的前提和基础、原则和方针、方法和手段、过程和内容、目标和结果五个层次尝试揭示毛泽东批评理论的体系组成，从中分析毛泽东批评理论的方法艺术，引发关于批评艺术的新思考。
关键词：毛泽东；自我批评；批评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批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和理论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无论对象是谁，我们总要选择多样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性和有效性。批评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方法，故而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的“三个作风”之一而经久不衰。但是如何做到“润物细无声，随风潜入夜”，“闻过则喜”却是每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长期思考的话题。当前正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意义重大，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挖掘历史的财富，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批评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丰富。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毛泽东批评的理论，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其理论体系及逻辑结构。
一、 立足国情，明辨是非
中国的历史事实向我们诉说了这样一个道理：什么时候我们实事求是、脚踏实地，革命道路就一帆风顺；什么时候我们背离事实、急功近利，革命道路就坎坷难行。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正确性，认定这是一种科学实践，并且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力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鲜明的立场与一切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看法做斗争。
1931年之后，党内相继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并在一些历史时期出现了右倾错误，这些曲折发展使党和国家的命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毛泽东带领党内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开展了党内的长期思想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还写作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对党内存在的只重视教条和本本，把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的行为做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的。要想创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新生活和新局面，必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也是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一个开始。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实质上就是他对于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最有力的抨击。由于对党内自身问题的剖析，毛泽东强调了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写了《反对自由主义》《组织起来》及《论联合政府》等重要篇作对批评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批评的理论得以形成并达到成熟。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对批评的原则、方针、目的、本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并且论述了批评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批评与民主的关系，批评可以解决的各类矛盾等重要问题。这对毛泽东批评的理论是一种完善和补充。
综上，毛泽东批评的理论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契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致力于解决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考验问题。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精神和辩证思维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其批评理论以中国国情为根本出发点，紧扣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有效抨击了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中国当时的革命和建设指出了方向。
二、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批评的原则和方针 列宁曾经说过：“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朝气、生气勃勃的政党都是绝对必要的。”[2]（P421）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批评的根本出发点，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批评的根本原则和方针。批评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的错误思想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和方针不谋而合，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人为本。他以批评的手段剖析了党内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纠正了普遍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代表王明有着长期的意见分歧，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在众人对毛泽东的农村路线保持怀疑和指责态度，主张“城市中心论”及“进攻路线”之时，毛泽东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事实证明，毛泽东所坚持的主张和其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判是正确的，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独立政权，是为人民谋福祉的。
在毛泽东与他人的交往史中，这样的例证更是举不胜举。我党重要领导干部胡耀邦同志做了共青团中央书记以后，党内一些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对其颇有微词，认为胡耀邦太年轻，难当重任。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上，他专门在会议开始时问到了胡耀邦的情况，并在会议上对胡耀邦说：“不要怕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些简洁的话语对党内一些老同志是一个警醒，让他们给年轻人一些做事情的机会，不要太过分苛责。
毛泽东还经常引经据典教育党内的一些年轻人，也善用政治词汇来增加批评教育的效果。毛泽东就引用“速胜论”批评过他的卫士封耀松，批评他在个人问题上的作风不正。对于身边的年轻人，毛泽东从不吝惜一言一词，对一个卫士尚且如此，能关怀到他的生活细节。在主席的批评和教育下，封耀松最终在恋爱中修成正果。运用批评手段教育同志，尤其是督促党内年轻同志的进步，以他们的发展为目的，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和手段，达到闻过则喜的教育效果，成为鞭策党内同志进步的动力。
三、 发扬民主，实事求是
――批评的方法和手段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3]（P835～836）因此毛泽东批评的方法和手段无不遵循发扬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在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达到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人下菜碟。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了区分，这是进行批评的首要前提，即搞清楚面对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就要发扬民主，要避免“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而对待敌我矛盾则要坚决使用专政的方法，绝不手软。我们所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批评往往在这些矛盾的解决中起着重要作用，批评者要发扬民主，吸收人民群众的广泛意见，在事实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批评教育和说服教育，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作用，并将批评的艺术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党派关系、文化发展等各个方面，促进社会全方位和谐发展。
发扬民主，实事求是，首要的就是要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分裂行为变本加厉。因此，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区分敌友，只有清楚了这个前提，才能对朋友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制。在毛泽东的一篇重要作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和阶层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4]（P9）因此据毛泽东所言，我们斗争的对象是我们的敌人，而我们的朋友中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需要时常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鉴于他们有可能成为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我们要和对待我们的朋友一样，发扬民主，实事求是，以批评的方法促成统一战线的实现。
在党内处理问题的时候要发扬民主，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工作问题。在人民群众中，更要如此。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发扬民主精神，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对群众中存在的几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他批评那种不理经济发展，只顾争取财政拨款的自私行为，认为这并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在人民负担问题上，他批评一味实施仁政，不顾中央开支的行为，同时也批评不顾人民群众利益，竭泽而渔的行为，要做到发展经济的同时，尽量保证供给。总之就是他最爱说的一句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5]（P390）
四、 循循善诱，发人深省
――批评的过程和内容 毛泽东批评的风格，有时是轻松愉快地与人交谈，家长里短，在谈笑风生中切入主题，使人在谈笑中自省，领悟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有时是委婉含蓄，情感丰富，引经据典，在幽默的气氛中达到教育目的；有时是借鉴俗语，通俗易懂，巧用典故，让人们在思考和引申中理解其批评的意图。例如毛泽东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就经常使用中国传统故事中的一些典故。1946年，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国后，毛泽东没有给他优厚的待遇，而要派他去吴家枣园学种田。毛岸英想不通，毛泽东引用了孔子和其弟子的一段对话对儿子进行了教育。对话中孔子自称不如耕农和菜农，因为自己不会种地种菜。引用的目的意在教育毛岸英要尊重农民的职业和农民的劳动成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人岂能体会农民疾苦，岂能走进田间地头，深入调查农民运动，岂能体会农民受列强和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艰辛。这一批评使毛岸英改变了思想，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又如毛泽东于1930年所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所言，毛泽东为了批评林彪等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中存在的悲观主义情绪而将中国的革命比喻为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和躁动于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星星点点的革命之火却可以有燎原之势，这些鼓舞的话语以批评为形式，却在丰富的情感中达到了升华，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就要到来的革命热潮奋斗终生。
在涉及原则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也是毫不拐弯抹角的，甚至有时会一语中的，辛辣讽刺，直中要害，发人深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批评要尖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这是一种触动式批评的典型。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使用了辛辣讽刺的语言对党八股的八条罪状进行了批评，其中“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章被批评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他还曾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批评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辛辣讥讽都是针对党内出现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之风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剖析。这种直接的批评方式对被批评者而言是一种触动式的教育，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教育者的立场和原则。
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欺凌的中国人民整日期盼战争结束，取得胜利的那一天，可是迟迟不见，不免产生了一些想法，其中“亡国论”和“速胜论”是两个典型的观点。一些人受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影响，相信“再战而亡”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武器、人才、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较日本处于劣势，再继续战斗下去也是徒劳。一些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甚至爱国的热情和战斗的激情慢慢淡去。另一些人受到“台儿庄大捷”盛况的鼓舞，认为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盲目乐观、轻敌懈怠的思想，甚至一些共产党人寄希望于单凭国民党一己之力改变整个战争局面。这两种观点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使用大量的论据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局势进行了说明，可谓循循善诱，发人深省。这部长篇著作首先分析了中国的革命形势，结合过去10个月的抗战情况分析了这场战争的持久性。紧接着，他分析了中日战争中的四个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据此得出了中日战争经历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这样的战争进程。这篇文章是对“亡国论”与“速胜论”的有力批判，毛泽东认为“亡国论”是对敌强我弱的特点估计太高，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失去了信心，忽视了其他三个特点，没有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失道寡助”的必然性；而“速胜论”则是对敌强我弱的特点估计不足，没有看到敌人军事力量的强大，这两种观点都是认识论上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在战争问题上犯了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错误。对这两种观点的有力批判稳定了人心，同时对党内同志提出了战争的严峻性，并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战争结果，这也鼓舞了士气，激昂了斗志。
可见，无论是对党员和个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是针对党内或人民群众中存在的某种错误思想，毛泽东都是以十足的耐心，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分析当下的局势，做出有理有据的判断，对错误思想进行有力批评，达到发人深省、以观后效的批评过程。
五、 教育为本，团结同志
在毛泽东的批评和教育下，党内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很多同志都转变了立场。例如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的肃清红军内部存在的流寇思想，批评那些不愿和群众一起艰苦斗争、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反对胡吃海喝，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指出红军内部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党内教育做起，组织官兵参加政治训练。又如遵义会议中，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党内同志，认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就结束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实行正确的革命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史上转折性的会议，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事件都说明了毛泽东批评理论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团结和教育党内同志和人民群众，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贡献。
过去有一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批评方式，这对党内或党外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根本不利，是一种粗暴简单的教育方式。所以毛泽东“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意味深长，他既不是一味追求打击报复，也不是明哲保身，是一种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教育方式。对党员和群众的错误倾向要进行及时的纠正，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注意尺度。毕竟批评的最终目的就是被批评者能够深刻自省，改正自己的错误倾向和行为。
总之，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有突出贡献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他的思想理论结构缜密、内容丰富。毛泽东批评的理论自成体系，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前提和基础之上，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基本原则和方法，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循循善诱，发人深省，最终达到教育为本、团结同志的目的，他的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达到了纠正党内外错误思想，规范党员行为，引导大众行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立场、原则和方法，与其他错误倾向坚决做斗争的效果。研究其批评的理论及其中蕴含的批评的艺术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是思考如何进行党的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的新的视角。透彻理解毛泽东批评理论及建构其批评理论的体系将深化对于批评的普遍意义上的逻辑化理解，由此对党的工作，尤其是自身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