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改造思想是毛泽东早期社会理想中最突出的部分，集中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思考。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入分析，青年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其早期独具特色的“新社会”理想，包括“文明其精神、强健其体魄”的“新国民”理想；从“民众联合”到“俄式道路”的“新制度”理想；改造教育、重建家庭、改良风俗的“新生活”理想等内容。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社会改造理想的探索，毛泽东不仅最终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构筑了其早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体维度，成为毛泽东一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新国民；新制度；新生活
一、青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
民国初期，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无数中华儿女都在苦苦思索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原因和出路，青年毛泽东怀着“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灾难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
首先，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2]（P590）当1916年旨在分掠中国满蒙的“日俄协约”签订后，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感慨中国“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表达了对民族危机的深切忧愤。同时，他也深刻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即“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他预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没有什么能做的，“止有磨励以待日本”。[3]（P51）
其次，青年毛泽东还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灾难不仅仅源于民族不独立，还源于国内“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他们“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馆，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4]（P486），致使“国家坏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5]（P338）而这一切的根源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俱从枝节入手”，枝节虽不可少，但如果不能抓住这些枝节的本源，“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6]（P85）就像辛亥革命后，中国“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4]（P503）“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虽然“载在约法，已历九年”，但国民在约法上应享受的种种自由和权利，“实际上则几被少数官僚军阀剥夺至于净尽”。[7]（P700）因此，辛亥革命实质上并没有成功，资产阶级共和制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但是，毛泽东对民族的未来并没有就此丧失信心，他只是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以往变革的不彻底造成的，在为《伦理学原理》所做的“批注”中，他写道：“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唯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8]（P200～201）毛泽东相信，如果有一个彻底的社会变革再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能够实现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5]（P393～394）这样，“改造社会”就成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主题，而对“新国民”“新制度”“新生活”的追求，则构成其“新社会”梦想的主要内容。
二、新国民
毛泽东早期受启蒙思想影响，认为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改造民心道德”，以“变化民质”，造就“身心并完的新人”。[9]（P40）
首先，毛泽东认为，塑造新国民最为重要的是改造国人的思想，“文明其精神”。因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全国“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他说，“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10]（P305）毛泽东认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而“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同时国人的思想与道德“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6]（P86）而要“摧陷廓清”国人思想，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圣贤引导。青年毛泽东认为，培养新国民需要有圣贤的引导，以使旧思想得到洗涤，新思想得到传播。他在1917年与友人谈话说：“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希望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11]（P639）他认为如果圣贤不能引导国民大众，那么普通民众就会愈加沉沦，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而如果圣贤之人能去教育民众，则“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6]（P88～89）
其次，在重视思想改造的同时，毛泽东还关注国民的体质健康，他对于国民体质下降问题表示忧虑，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指出：“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因此，他认为，体育也是培养新国民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在教育上，他提倡德智体三者并重，但认为身体是“德智”发展的基础，身体“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为“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即身体如车一样承载知识、像房子一样装载道德，他相信“无体是无德智”，“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同时，他还认为，体育对一个人各方面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强筋骨”，而且能“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因此，“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体育的重视程度。而要真正实现强壮国人体质的目标，他认为，除一些具体的锻炼方法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19]（P65～67）即让国人真正地重视体育，知道体育对于德育和智育的重要作用，并能主动自觉地锻炼身体。
三、新制度
毛泽东少年时代接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当时的他深为“大同”思想所折服，希望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后来又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主张通过和平改良方式实现社会的变革。但是，随着毛泽东青年时期改造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其思想中走俄国式道路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并最终选择通过俄国式的变革道路，建立俄国式新制度来改造中国社会。
再次，改造旧风俗，形成新风俗。创造新生活的目标如果没有文明进步的社会风俗习惯，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青年毛泽东的社会改造思想中，形成新风俗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其着力点主要在思想解放及破除婚俗迷信上。例如，在女校管理上，毛泽东批评“一个女学校办事人，不让学生外出”，使“学生独深闭固拒，一步也不出外，好像走路是男子专有似的”，[36]（P333）表达了对社会禁锢女子的强烈谴责。对于家庭妇女，毛泽东直指社会不平等对女子的摧残，他指出，女子的“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她们的刑具”，“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而女子“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37]（P335）于是，他为女子向整个社会发问：“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交际？”[23]（P375）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38]（P414）而附着于婚姻上的迷信风俗更造成了女子的苦难，他认为迷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招牌的大护法，来挡住这恋爱要求的横海潮流，“媒人制度”造成了社会上各种家庭的悲剧，因此，首先“便须急将媒制打破”。而婚俗迷信最大的就是“婚姻命定说”，[39]（P444）为了帮助家庭中的女子脱离苦难境遇，便“唯有起女子革命军”，[37]（P335）“改革婚制”，打破婚俗上的迷信，其“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39]（P447）此说一破，婚姻上的旧风俗便不复存在，婚俗新风便自然形成，社会对女子的禁锢也会逐渐削弱。
此外，毛泽东还提倡采用不同于以往的结婚仪式，青年男女结婚时“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34]（P441）同时，他不仅提倡改良，而且对社会风俗变革做出了实际努力，如他们发起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就有关于女子问题的专门讨论，包括“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问题；男女同校问题；女子修饰问题；姑媳同居问题；废妾问题”等，为能实现社会风俗的彻底变革，在他们讨论的问题中还包括根本性的“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应否废弃问题”。[40]（P396）这些都体现出毛泽东对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五、结语
毛泽东青年时期对社会改造道路的探索与追求，是其最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可缺少的历程和原动力。虽然他青年时期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正是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大潮中，在对各种社会改造理论的不断思考、实践、判断、甄别中，才最终认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认清俄国式道路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可行而正确的道路，并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俄国式道路后从未动摇。因此，毛泽东早期思想尤其是社会改造思想是其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段，虽不够成熟，但弥足珍贵。 尽管毛泽东早期的“新社会”梦想如今早已实现，但它仍然是当前我国实现伟大“中国梦”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源泉。首先，青年毛泽东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及爱国情怀，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信念基础，鼓舞我们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其次，毛泽东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深刻解读，其立足点及认识方法对我们进一步认清当前国情、科学分析发展现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再次，青年毛泽东对“新国民”“新制度”“新生活”的理论构建，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完善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塑造新型社会主义公民、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及社会建设，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几代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思想与理论资源，增强党的理论自觉性与实践科学性，使我们能够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