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乔万尼・阿瑞吉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中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认为这一公式不仅描述了单个资本的发展，而且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周期性出现的内在逻辑。他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一书中将世界资本主义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资本体系积累周期，分别是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体系积累周期。然而四个资本体系积累周期并非是截然分开的，受世界规模资本主义积累周期发展演变内在逻辑的支配。
关键词：阿瑞吉；体系积累周期；内部化
一、阿瑞吉体系积累周期理论概要
阿瑞吉从布罗代尔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性视角出发，并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资本流通的理论。认为马克思资本的一般公式（M-C-M'）中，“货币资本（M）代表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商品资本（C）指从利润着眼投资于某个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的资本，因此，它代表着具体化、僵硬化以及选择的缩小及丧失。M'代表扩大了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1]（P6）
阿瑞吉指出马克思的公式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即“资本主义机构把资本投向随之会丧失灵活性和选择自由的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本身不是目的，”[1]（P6）只是一种手段，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在未来某个时候获得更加大的灵活性和选择自由；第二，“假如资本主义机构看不到他们的选择自由有增大的可能性，或者这种可能性难以彻底实现的话，资本往往转向更加灵活的投资形式，尤其是转向它的货币形式。”[1]（P6）就是说，资本主义机构总是更倾向于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
由此，阿瑞吉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的一般公式（M-C-M'）不仅描述了单个资本主义投资的逻辑，而且也展开了作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格局。这种格局的中心方面是货币资本不断向商品转移的物质扩张（material expansion）阶段（MC）和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抽离出来的金融扩张（financial expansion）阶段（C-M'）。在第一阶段，即物质扩张阶段（M-C），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流动起来；第二阶段，金融扩张阶段（C-M'），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解放”出来，此时资本积累通过金融交易M-M'完成。由物质扩张阶段到金融扩张两个阶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体系周期M-C-M'，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这两个阶段的相互连续更迭。
然而周期本身指的是每个体系的整体，而不是单独的组成部分。同时四个资本体系积累周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前一个周期的金融扩张阶段同时又是后一个周期物质扩张阶段的开启，以这些地点命名完全是因为它们在体系转变过程中恰巧处在该体系的中心位置。阿瑞吉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从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进程中加以比较。并强调通过对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进行调查，以寻求作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反复重现及其演变的模式。
二、体系积累周期内在逻辑之一：资本与国家联系日益紧密
阿瑞吉认为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角度上看，真正重要的“转变不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是资本主义权力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变。”[1]（P13）而在这个被严重忽视的转变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国家和资本的独特融合，正是这种融合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资本主义”（capitalism）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territorialism）在统治方式和权力逻辑方面各有不同。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体系是建立在君臣关系链条基础上的，是有条件的财产权和个人权威的混合体。“现代统治体系是公众权威在相互排斥的管辖领域内制度化的结果”。[2]（P275）对于地主阶级统治者来说，权力即意味着其所控制的领土范围的大小，以及建立在领土范围之上的人口稠密程度，财富或资本只是他们追求领土扩张的一种副产品。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统治者来说，获得资本的无限增值是他们生产的唯一目的，因而权力意味着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稀缺资源，而不是获得领土范围和人口上的突破，领土的获得只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而并非其真实目的本身。 阿瑞吉用TMT'以及MTM'这两个公式，具体说明作为资本主义权力逻辑和地主阶级权力逻辑之间的重大区别。在这里，阿瑞吉用M和T分别代表货币和领土。第一个公式（TMT'）表示的是地主阶级的权力逻辑，即通过领土获得更多的货币财富，获得货币财富本身并不是其最终目的，而是旨在实现其最终领土扩张的一个中介或手段，在现有的领土上获得的货币财富是为了获得扩大了的领土面积，即（T'-T=△T）中的扩大了的领土（△T）部分。第二个公式（MTM'）则是资本主义权力逻辑的缩影，新兴的资产阶级起初没有领土所有权，而积攒了大量货币财富，通过货币财富进而控制领土上面的资源（而并非领土本身），其真实目的是旨在通过对领土上所承载的稀缺资源的控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链条转化成现实的货币财富，从而获得更多的可增殖的货币财富，即（M'-M=△M）。通过如上两个公式的比较不难看出，地主阶级的权力逻辑更重要的是领土的扩大即（△T）部分，货币财富仅仅作为一种扩大领土范围的中介和手段；而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是重在货币财富的增加，即（△M）部分，相反将领土的控制作为一种获得货币增值的手段和中介。两种逻辑权力相互颠倒了其目的与手段，形成了资本主义与地主阶级和国家的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然而两种逻辑并非相互对立地存在，而是适应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因此，国家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有着不同于地主阶级的特殊权力关系。阿瑞吉指出只有在体系形成开端的大规模的物质扩张阶段，只有在一个新的占主导地位的集团积累起足够的世界权力时才会发生。正是由于这种世界权力的集中，“不仅能避开或超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且还能控制这种竞争，确保起码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1]（P15）因此，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规模扩张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单纯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是在这种竞争关系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权力的集中。
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积累体系的发展形成与现代统治体系的生成过程紧密相关，现代国际体系的兴起和日益扩张不仅仅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其重要的形成后果之一。为了在这种竞争中变得更加强大，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形成强大的联盟，这种联盟甚至消灭了竞争本身，从而使得更高级的资本主义权力的产生成为可能。
三、体系积累周期内在逻辑之二：
成本内部化程度逐步提高
在世界资本主义积累体系过程中，随着体系中心的不断更迭，资本与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相继的体系周期不断完成自身机构内部化的提升。这种内部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节约，或是成本的降低，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范畴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热那亚体系――寻求保护
作为四个体系积累周期之首的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着外在的保护。早在15世纪威尼斯的资本主义已经与国家形成联盟，并开始掌控国家中心，而热那亚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像威尼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那样与国家结成联盟，朝着立国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建立市场方面开始延伸。因为，市场较之立国能给资本主义带来更多的资本增值，而立国过程则更大地消耗了资本主义有限的货币财富。同时热那亚人发明了新的交换方式，即找到了一块真正中立的地方――皮亚琴察，并很快在这里建立了固定的贸易交易网络，这样不仅解决了贸易问题，同时回避了不必要的竞争和冲突。终于，热那亚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独自立国的最佳时期。事实上，威尼斯人在获得资本积累之后，迅速向地主阶级贵族化发展，而热那亚人则不同，由于热那亚地主阶级的强大，使得热那亚新兴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够迅速贵族化，而是继续沿着资本积累的道路发展，因而可以说热那亚人从一开始就是商人。
当投资贸易的资金盈利开始逐渐减少时，热那亚人开始自己的立国行动，即投入大量的资金用来进行土地扩张，并试图建立私人军队。由于威尼斯等地方对地中海周围贸易的控制，使得热那亚政府根本无法控制这些地区，更无法指挥自己的军队。热那亚的资产阶级在世界经济竞争日益升级的大背景下丧失了保护能力。由于保护能力的丧失，热那亚远程贸易体系被迫不断缩小，而对外贸易的收缩则进一步加深了热那亚积累过剩的危机。
按照资本的权力逻辑公式，热那亚体系发展的模式不是（MTM'），而省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领土（T），单纯地一味追求货币财富的无限增值。缺少了国家强有力的保护，再多货币财富的增值也无法真正得到保障。尽管如此，热那亚体系作为体系积累周期的开端，为在其后荷兰、英国和美国积累周期的先后开启提供了最初的发展模式，尽管缺少领土立国的环节使得热那亚体系显得并不完整，但荷兰体系的确立和发展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不断形成的，同时热那亚周期的自身特点也在后续周期中不断得以重现。
（二）荷兰体系――保护成本内部化
继热那亚体系逐渐走向危机，并从物质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转移之际，新的体系周期的物质扩张阶段已经悄然开启。下一个体系周期开启的首要条件就是热那亚体系周期之所以逐渐丧失其领导地位的保护成本。虽然在意大利城市国家中，威尼斯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先走向立国道路的一个，但是由于自身在资本积累方面的不足，使得威尼斯没有成为下一个积累周期的中心。弱小的城市国家已经不能够承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向着更大的领土范围扩张。虽然在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中领土仅仅是实现货币财富的一种手段和中介，但热那亚体系的蜕变昭示着这种作为手段和中介的领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至此，作为城市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具有更强大保护力量和领土资源的荷兰成为新积累周期的中心地带。
新体系积累周期的开启总是以物质扩张阶段为开端，荷兰体系积累周期的开启也是如此。荷兰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海上马车夫”，牢牢控制来自波罗的海的粮食供应和海军物质，这成为荷兰财富积累和力量的主要源泉。同时由于成功实现保护成本内部化，不需要向外寻求保护，压缩了保护成本，使得荷兰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巨额的利润成为荷兰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和财富根基。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力量，热那亚的海外贸易已经开始萎缩，更多的剩余资本开始转向更加灵活、自由的金融投资领域，热那亚体系逐步过渡到金融扩张阶段，大量的巨额融资不断涌入荷兰，使得荷兰有机会不断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完成立国任务，即成立联省共和国。 但就荷兰而言，由于海上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如果继续扩大贸易，只会造成恶性竞争和价格下降，投资贸易的利润在逐渐压缩。而荷兰在长期的海上贸易过程中获得巨额利润，积累的大量剩余资本成为荷兰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最大的困扰。与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意大利北部的资本家阶级的方法相似，荷兰人开始将大量的剩余资本购置土地等能够获取租金的资产，即资本主义权力逻辑（MTM'），通过控制土地（T）上的稀缺资源来获取增值的货币财富。
荷兰强大的军队保护了自身的海上贸易，但是其相对狭小的领土却成为自身发展的最大的障碍。作为资本主义权力逻辑的中间环节的领土（T）作用日益突出，联省共和国的物资匮乏已经开始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积累的桎梏，宣告着以荷兰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的衰落，而作为具有更广阔领土面积的岛国英国开启了新的体系积累周期。
（三）英国体系――生产成本内部化
英国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先进火器装备的大型战舰成功拓展自己所掌控的领土（T）的范围，通过殖民战争在全球范围内开辟新的殖民地，并通过建立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特许股份公司不断控制金融和物质来源，将其生产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通过实现生产成本的内部化，不仅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范畴，而且使得英国体系时期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为了生产本身而生产，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买进原材料加工成商品是为了再次卖出，获得利润的增值。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虽然实现了生产成本的内部化，但本身并没有能力消费所有的工业产品。资本主义的生产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消费”环节成为严重阻碍，产品的相对生产过剩，不断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促使资本主义积累周期向新的、更高层次的内部化发展。
（四）美国体系――交易成本内部化
从体系积累周期之初的热那亚周期寻求外在的军事保护，到荷兰周期实现了保护成本的内部化，减少的贸易过程中保护成本的消耗，将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从热那亚体制进一步完善；再到英国周期中的生产成本内部化，进一步扩大了资本主义贸易过程范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将荷兰体系进一步发展。而随后产生的美国体系又通过交易成本的内部化，进一步推进了英国体制的发展。
四、结语
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从提出之日起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和埃伦・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中都引用阿瑞吉的相关理论。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与之相左的不同意见。其中，麦克尔・哈特（Hardt Michael）&安东尼奥・奈格里（Negri Antonio）就在其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批评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是一种循环论。指出“这种历史性视角引导阿瑞吉去论证诸事如何轮回，或者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如何总在轮回……令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在阿瑞吉的循环理论的背景下，不可能认识到制度的一种断裂。一种样式的转变和一件大事。”[3]（P276）随后，阿瑞吉在《帝国谱系》一文中对此进行回应，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理论。将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历史循环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首先，阿瑞吉关于资本体系积累周期的理论是开放的，在遵循体系积累的内在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并不排除有反常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单纯机械地循环发展，体系积累周期发展需要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其次，四个体系周期，并非简单循环地发展。再次，每个体系周期积累具有双向运动特点。可见，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想象或者理论推理的基础上，而是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大量资料的实际考察和分析之后的结果，并对当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独特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