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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和精神导师毛泽东，在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超资本主义精神便表现得异乎寻常。正是这种超越的冲动，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准备，成为他后来凝聚全民族意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动力。
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不把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超越的对象，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近代中国人的这种价值取向，建立在对被超越者——资本主义文明的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它构成了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背景。
近代以降，除一部分闭目塞听、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僚士大夫外，都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确实优越于中国固有文明。但，若将与中国固有文明根本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为追求目标，那就意味着对自身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全部否定，意味着跟在列强后面爬行。这种自我否定，对于有着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更何况我们所要学习的，并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先生，而是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侵略者。但一次次的失败，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逼迫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深入过程与民族危机加深过程相一致的历史现象。这种“被动的”、“不得已”的心理困境，一方面不会心悦诚服地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当作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会祈求一种更高的文明出现来战胜资本主义恶魔。这种情绪化的心态里已隐含着这样的认识：要想战胜敌人，不能跟在敌人后面爬行;要想抵制西方入侵，“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注：1938年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注：“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86页。)。这种“更高者”是什么，当时并不清楚，然而它的出现，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呼唤。
不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除了情感上的抵触之外，还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
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感性认识和批判态度，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犹豫不决，步履蹒跚，始终不情愿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追求的理想目标。在“不得不学习”的压力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途径，避免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从而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理想社会。这种渴求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著述和实践中都表达得相当充分，在毛泽东早年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