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伴随着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和各种方案的实施，全部改造或根本改造中国社会也成为民主革命派人士的共识。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革命派人士对马克思阶级观点进行了解读，以探寻中国社会改造的途径――阶级斗争，并在与质疑者的论辩中，阐释了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及阶级斗争的实践形式。但囿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们着重从“单纯经济的理论”上解读马克思阶级观点，忽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中所包含的“政治的理论”的逻辑即无产阶级专政。
〔关键词〕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马克思主义;阶级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士，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并没有丧失革命的斗志和信心，也对五四运动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出它为中国提供了“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的枷锁的榜样”〔1〕，进而创办《星期评论》、《建设》杂志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期刊，积极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阶级观点的部分原理，探讨了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途径――阶级斗争，并在与质疑者的论辩中，阐释了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及阶级斗争的实践形式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但囿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们着重“单纯经济的理论”上对马克思阶级观点进行解读，忽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中所包含的“政治的理论”的逻辑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为后来民主革命派人士的进一步分化预埋了伏笔。
一、对人类文明史上阶级斗争史实的认可
五四时期，胡汉民以接受、宣传和具体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胡汉民指出：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2〕，它“包含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两大部分，而阶级斗争说又是当中的一个重要关键”。〔3〕这就正确说明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派生物，是建立在唯物史观这一坚实理论基石之上的。这一点，在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有明确的表述。〔4〕在驳斥列拿努（Eugenio Rignano）“以为与‘阶级斗争说’矛盾而非难唯物史观”时，胡汉民正确地指出，人类文明史上“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都是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故此在一方可以说社会生产力为历史之原动力，在他一方可以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阶级斗争是随“社会生产力变化而来”的，是“共产制没落以后不能免之事实。其所以不能免，是因社会组织要随着生产力变动而变动的原故。阶级斗争最后的解决，也是因这个原故。马克斯的话，实在没有矛盾。”〔5〕
林云陔不仅正确认识到阶级斗争并非马克思的“创造”，而且认为马克思“阶级斗争原理，即唯物史观之分体，自人类经过原始社会之后，因经济状况之变迁，即于无形中而演成者也”。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阶级分等与阶级斗争是由社会之经济生活产出;第二，自原始共产时代之后，人类已自分为经济阶级，所有一切历史已成为阶级斗争之历史;第三，人类进化之各期历史，不啻皆为治人阶级之现形;第四，被治与被压等人如欲为自己解放起见，社会上断不容有阶级之区别，故阶级斗争，必时（时）继续。“总而言之，阶级斗争者起于私有财产之存在，终于私有财产之破灭。当社会主义之进行，人人皆能自食其力，或受社会之供养，无蓄私产之必要，阶级斗争自消灭于无形。”〔6〕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13〕 这就表明阶级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但马克思并没有展开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和说明。对之，恩格斯解释道：“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4〕，因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15〕，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16〕“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表明，马克思学派阶级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分工”则是这一理论诞生的逻辑起点，尽管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起了关键作用。
如上文所提及到的，他们已经在事实上指出了当今社会已处于“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之中。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之，戴季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了探讨。在《经济之历史的发展》一文中，戴季陶认为马克思对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等几个问题的学说，“实在是近代经济学上的极大功绩”，因而，“关于推求经济进化的原理，说明各时代一切社会现象的因果，分析进化过程的内容，指示社会改革的途径，最精微的还是要算加尔・马克斯”。〔22〕又说：“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从何处生出来呢？不用说，就是近代产业革命后所发生的资本家生产制的结果。因为生产方法改变了，产业组织改变了，各个独立的家庭工业及徒弟工业变成了分工协作的大机器工业组织。从前使自由农民及手工业工人享受利益的私有财产，随着生产机关的变化，都被少数资本所独占。机器本是为万人增加手的能力的，这些机器被资本家阶级独占了。为万人增加口的能力的文字被资本家独占了。把这大多数的人都化为少数人服役的机械。生产与分配不能相应，全社会的不平不安都从此而起。更可怜的，就是由生产方法的变更促起无产者家庭的破灭，无形的剥夺无产者的性欲、恋爱、结婚、生育、教养、扶助种种自然的权利，使无产阶级的人丧失一切人类的希望、慰安、快乐，仅仅得着一个无形主人许可可以作叫化子的自由。”〔23〕这就点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林云陔更是进一步指出：“在工业社会中，雇主与雇主有经济共同之关系，工人与工人有经济共同之关系，故此级与彼级之利害有绝不相容者”，“不免有利害冲突”。〔24〕因此，在探讨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戴季陶发出了“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的号召，指出“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那里有许多的苦人，有许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在那里去找材料，要奋斗也要在那里去找朋友，要训练也要在那里才有战斗员，要试验也要那里才是大大的试验所”。〔25〕
这一时期，胡汉民不仅介绍了唯物史观的部分原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用此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的现实问题。通过写作《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和《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等文，胡汉民成为了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来较为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问题、道德问题、家族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的领军人物，并从中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即所有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经济领域。正是鉴于这一正确认识，他主张在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时候要以变革社会经济组织为中心任务，“社会改造不能限于―部分，而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33〕。也就是说，在胡汉民看来，当时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就是社会经济组织的变革，而经济组织的“不良”恰是其他―切社会弊病产生的根源所在，“象中国现在社会这样腐败，人民道德这样堕落，无论何人都晓得非快快出法子去谈改造不可。然而改造的方法，多半摸不清头脑。依我的研究，中国社会腐败、道德堕落的病根，探本求源就要归到经济组织不良的一个原因”，“所以要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34〕那么，如何进行“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呢？胡汉民说：“阶级斗争，为共产制没落以后不能免之事实。此所以不能免，是因为社会组织要随着生产力变动而变动的原故。阶级斗争的最后解决，也定是这个原故。”又说：“社会革命为自然必致的事情，或激或徐，不问他的方法手段如何，他的成功，总是从来生育于旧社会胎内”，“强力是进化的接生者，使一个由旧社会结孕的新社会产生出来。”〔35〕可见，胡汉民亦得出了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中国社会革命的主张。
对之，朱执信指出：“阶级斗争，成不成问题，是看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多少，和劳动者生活工作条件如何。”这里，朱执信是从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即从资本家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剥削程度视角来痛斥那些认为阶级斗争“专出（野心家）煽动而起”的谬论。基于这种认识，朱执信鉴于“现在中国虽然没有雄厚的资本家，这小资本家的取得余剩价值的手段，要比欧美的大资本家凶十倍”的现实，认为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是“应该的”，也是“最吃紧的问题”。所以，他说：“中国的劳动者虽然没有力量，他所受的痛苦压迫，比别的国民也要加多几倍。我们如果是替资本阶级打算，当然觉得劳动者没有能力斗争，可以说不是吃紧问题。但是要从国民着想，从人类的进步着想，那一般劳动者还没有能力斗争，岂不是最吃紧的问题么。他这斗争是应该的，他这斗争的能力是没有的。我们正应该扶助他，替他想解决的方法。为什么幸灾乐祸，说不是吃紧问题呢”？〔36〕因为，“阶级之区别，总以各阶级之共同经济关系定之，故阶级斗争，亦必不能逃出其共同经济之外。阶级原理之解释，既云根据于共同利益，即个人利益亦包含之。不过谓个人利益因共同利益而始能存在，此可见物质主义之在于世界极大之势力”。〔37〕
五、对民主革命派马克思阶级观点解读的评析 通过上面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民主革命派人士对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学说的两大理论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较时人更为深入的解读和探讨。同样，也可以发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几乎都局限在经济领域之内，但他们并非不清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结果――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同时期施存统恰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文写道：“现在世界上面只有两种国家：一种是有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国家，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决不能并存于同一世界”，〔43〕后来胡汉民亦云：“本来马克斯的革命理论亦可大别为两部分，即除了单纯经济的理论外，还有政治的理论”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一点。马克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点的。”〔44〕如此，他们何以避而不谈马克思的“政治的理论”呢？在我们看来，是他们囿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众所周知，民主革命派人士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此一时期孙中山“民生主义”已由单纯的“平均地权”扩充到“大实业国有”即孙氏“节制资本”思想。孙氏“节制资本”并非要彻底消灭私人资本，如此一来，从理论上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会在政治上造成一种困境：“从资本、劳动阶级对抗的中间，插进一个中等社会，就一定引起一种四不像的盲动出来”，〔45〕而这恰又与大力宣传的由工人阶级为主导的阶级斗争学说相冲突，因为阶级斗争被他们视为是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唯一途径。困境如何化解？一是如上文朱执信那样，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事实上去论证“中产阶级”的分化和没落，从而势必就会接受马克思的资本集中和积聚的学说，如是就会渐渐走上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按照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精神，在承认近世社会主义是“工业大革命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组织”的弊端而生成的产物的同时，又着重指出“无论哪一个说社会主义的，都有自由平等的理想，尤其有救济社会多数人的目的。所以说明社会主义的由来，有人追寻到希腊的柏拉图，有人就附合上基督教教义。从共通的一点看来，也不是张冠李戴的事。我们翻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也觉得这种思想竟是相承不断的。”换言之，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古今东西一脉相承的，只是由于时代不同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也就不同，“我们很公道的说几句话，就是拿古人的手段方法，不能应用于今时，拿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也不能完全适合于中国”。〔46〕如是，则又有彻底放弃阶级斗争主张的一面。胡汉民这一左右逢源的态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名著中作了深刻的剖析。〔47〕事实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与不同态度，已经孕育出民主革命派人士内部分化的征兆。这一裂痕，伴随着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合作而得到了彰显。这已是后话，在此不再赘述，拟另文详谈。
顺便说，真正化解民主革命派人士内部的这一矛盾，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统一战线“国体论”。然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国体论’，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及其科学结论才为这一‘国体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