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解体后，诞生了中亚五国，留下了地缘政治权力真空。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目前该地区正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这包括边界冲突、跨国民族矛盾、资源短缺、种族暴力、颜色革命、糟糕的边境管理、毒品走私、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俄罗斯军事介入加大、有组织犯罪及疲软的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等，强烈的共同安全利益无疑增强了扩大地区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各国均期待共建中亚安全共同体，以维护地区集体安全，有效应对三股势力和全球化的内外部挑战。
〔关键词〕中亚安全共同体;全球化;亚洲新安全观;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安全共同体思想的由来
然而，共同体会把自身所具有的那些共同性界定为与外部生活构成区分的共同特征，“社会团结要求一种基于共同的种族血缘和本土符号的文化统一感，因此为了加强共同体的团结，就会有持续的进行文化净化的迫切要求……正是独一无二的民族神话为国家赋予了合法性，并将其（常常是多元分散的）人群统一起来”。〔7〕而黑格尔和亨廷顿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寻找和树立外部的对手和敌人，这正是促进民族国家这种现代共同体的内部团结和国家认同的有效方法，外部力量是否与该共同体和谐相处，取决于前者是否触犯后者的边界和核心利益。但凡出现认同或归属危机，族群或社群往往会求助于群体原初的联系，依赖重新捡拾起来的历史记忆和族群根基史，重新建构意义、重塑族群形象并且赋予全新的意义，赖此基础重构地域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8〕
二、全球化的共同挑战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 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重建世界经济体系、政治格局和文化形态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影响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变量，全球化不仅是形成国家认同的推动力量，也构成了消弱民族国家认同的力量，〔16〕对此，格罗斯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进程中一体化与离散化趋势并存，而民族认同问题成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离散化的重要因素。“今天两个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样的辩证过程，正在塑造着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的未来，这就是和一体化进程同时存在的，有时甚至是暴力性质的分化和分离的趋势。”〔17〕卡斯特认为欧洲整合既是一个回应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全球化最先进的表现，它证明了全球经济不只是一个由企业体和资本流动所组成的同质化体系，而是一个区域化了结构，由旧国家体制和超国家实体在其中持续扮演操纵经济竞争的角色并钻营利润。〔18〕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就是信息的去民族化与去国家化，二者如今已密不可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处不在的纵横交错的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现实虚拟的文化，以及通过形成一种由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而造成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了全世界”。〔19〕
其实，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民族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也会给其发展带来挑战，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对待。尽管伴随着全球化而兴起了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次国家的族裔认同，这两种认同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认同造成了冲击，但它们不会取代民族国家认同而形成人们的主要政治认同形式，民族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事实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实现工具，他们需要利用民族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来征服世界，通过武力扩张和建立殖民地，以寻求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打通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也是各个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实现各自利益的工具。〔28〕全球化是世界整体化、结构化的过程，它遵循着一条辩证的逻辑轨迹向前推进，世界因此而不断地整合和分化，它对民族认同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其直接后果便是民族认同的开放化，民族国家越来越受到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权威的制约，不得不认可其公民所持的那些相互交叉和竞争的忠诚。〔29〕
全球一体化思潮带来全方位的冲击，中亚各国也未能幸免，其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包括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和民族融合复杂性加剧，大俄罗斯主义余威尚存，颜色革命的外部冲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死灰复燃，多元文化思潮的兴起，无力应对大国势力角斗场的现实困境，公民社会政治参与诉求扩大，水资源争夺和三股极端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俄罗斯族人双重国籍问题，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矛盾，跨国民族问题、主体民族主义和双泛思潮的兴起等，这些挑战都对国家安全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同时伴随着互联网普及，欧美外来文化迅速传播，自由民主观念泛滥，潜移默化影响着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强烈冲击着民族传统文化，人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传统衰弱的忧虑感在加深，现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复杂的认同变迁导致国家认同危机出现，民族国家安全建设任务异常艰巨。〔30〕 三、应对中亚非传统安全的现实需要
中亚五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构成不同的次区域，共享苏联社会主义遗产，这包括薄弱的民主制度和适应性计划经济、权力过度集中和越来越独裁的政府，任意的经常有争议的边界，种族间紧张关系和国家治理高度依赖执法机构。五国均深处内陆位置，缺少直接出海口，所以严重依赖周边近邻大国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实施能源出口的多元化目标，其中哈萨克斯坦率先完成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过渡转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成为五国领头羊和致力于中亚经贸一体化的模范国家。所有中亚各国政府在巩固与俄罗斯强劲的双边关系的同时，也在寻求开发一个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包括美国、中国、日本、伊朗和欧盟，以作为一种保护他们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外交手段。〔34〕由于中亚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交叉地带和一个交通走廊上，地缘政治位置优越，历来就是各种形式的人口和毒品贩卖、小型武器交易和非法移民聚集地，贩卖毒品和轻型武器的违法犯罪经济活动日益猖獗。对北约部队撤军后塔利班是否会卷土重来的担忧加剧，近邻阿富汗问题也成为中亚最主要的外部安全威胁，在中亚也是一个重大关切，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安全和稳定。
进入 21 世纪，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逐步发展成为威胁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因素。尽管“三股势力”各自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差异，对它们来说，宗教是载体，恐怖主义是手段，分裂是最终目的。“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不断制造绑架、暗杀、爆炸等一系列恐怖活动，对中亚各国的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37〕中亚地区“三股势力”中最严重的危害是分裂主义，由分裂主义产生恐怖主义，而极端主义往往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工具和组织手段，在组织形式上通常是同一股力量。〔38〕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大多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其根本目的就是独立，在混乱中推翻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按照他们的“纯粹民族教义”，建立“纯粹伊斯兰政权”。为此，中亚各国立足构建安全共同体，坚持集体防御，采取了参与联合打击的共同立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通过签订《上海公约》、设立反恐机构、展开多国联合军演、执法情报部门协作等举措，在打击与遏制“三股势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这样，基于共同的安全威胁和共同安全利益，无疑就增强了扩大地区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各国均期待共建中亚安全共同体，以维护地区集体安全，破解安全困境。〔39〕 中亚五国分布图
四、落实亚洲新安全观的重要举措
当前，鉴于俄罗斯保持了欧亚联盟的绝对主导地位，美国在中亚军事存在日渐式微，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构想，欧盟推行东方伙伴关系计划，也积极介入中亚事务，中亚各国理应参照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模式，建构中亚安全共同体。这已成为解决区域安全问题的最佳选择，以共同应对中亚各国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平，这既是运用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实践机会，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安全问题的现实需要，更是各国抱团取暖同舟共济的必然选择。毕竟各国不仅利益与共，而且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安全又与发展相关联，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期待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46〕为此，中亚各国只有共建安全共同体，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才能共处同一个屋檐下，有效解决目前相对不安全的现实困境，获得集体安全庇护，打造命运共同体，以携手应对地区安全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