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组合而成的完备的符号体系。与语言不同的是，话语反映一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权力结构，运用同一种语言可以有无限种话语形式，表达无限种价值观。近年来话语体系建设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但与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话语分析不同的是，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博弈的色彩。话语体系建设问题在当前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分别为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话语创新。本文侧重考察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引发的话语更新，以此为范例谈当前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一、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来源与论域界定
关于话语体系建设问题，学界目前有两种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思考方向。
第一种: 话语体系建设指称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这种思考方向既是针对西方学术话语对中国学术的渗透，又是希望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情况、新问题的更好解答。目前来看，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学科中，几乎都是西方的学术话语概念、范畴、模型、理论资源和精神气质占主导地位。我们似乎只能用其他国家规定的方式解释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学术在面向中国现实时是缺乏话语权的。这种情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姜义华指出，在近代中国话语体系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起初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经过日本转折过来的西方话语体系，包括日本本身的学术话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苏联的学术话语体系，主要是斯大林主导下形成的学术话语体系。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特别是90 年代起，一段时期流行的经常是欧美的特别是美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学术界针对这种状况已经做出一些努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哲学界不断反思苏联教科书的哲学话语体系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影响，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对中国学术中的美式话语的反思和中国特色话语的定位还没有达到自觉状态。话语本身不是中立的，它一定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当我们非反思地将西方学术话语移植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一定会得出西方普遍认可的理论，这种状况将导致中国在思想上缺乏自己的创新成果，在国际上也很难有强大的影响力。
第二种: 话语体系建设指的是通过话语转换或话语创新，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的有效性。每一种话语体系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表情达意的方式，包括常用的词汇、句式和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同的话语形成不同的传播效果。话语体系建设在这里聚焦于如何说大家更爱听的话，用更容易被人接受的话语传播理论体系。这种思考方向基于对现实的如下判断: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不那么令人接受，至少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比之下，各种社会思潮通过多样化的新鲜话语占领了一部分思想市场，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力，如果不加以重视，主流意识形态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种思考方向的前提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更好地表达，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话语体系建设问题的两种思考方向具有根本的一致性，但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从其一致性来看，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话语权; 在建设原则上是一致的，都需要在已经形成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在建设的主体上也是一致的，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宣传思想工作者的努力，这两部分群体有很大程度的交叉性。两者不同的侧重点体现在: 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主要指的是在学术上说自己的话，它更关注话语建设本身; 而通过话语创新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的有效性，主要是一个传播问题，基本不涉及话语本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权力结构的调整。举例来说，中国提出的人民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概念，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解人类历史和中国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是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根本。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 理论) ，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命题，都属此类。而近年来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不断使用日常语言和网络语言，如有权不能任性让APEC 蓝成为常态等，都是话语创新的方式，传播技巧是这种思考方向主要考虑的问题。
在适度区分话语体系建设的两种思考方向的基础上，本文将论域界定在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上。关注话语本身的更新，而不是话语传播的技巧。
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旨在让我们的理论说中国话，而不是用他人规定的方式理解世界。这种思考方向基于如下判断: 社会主义实践在国际范围内的低潮引起了社会主义理论话语遇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实力上，还没有转化成价值观的吸引力和话语的传播力。中国学术话语主体性和自主权的丧失也一定会影响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这可以看作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深层焦虑。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发挥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而要在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并不是党和国家关于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问题的首次论述，却可以看作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问题的现实来源。
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既是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还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学术话语创新既要坚持正确方向，明确使命责任，又要尊重学术发展本身的规律，整体设计、久久为功，不可能通过一时的努力完成任务。因而笔者的解决方案是，通过选取学术史上典型的话语创新案例，分析这种理论和话语创新的过程。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笔者发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是一场话语革命，能够作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典范。选择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历程作为经典案例还有另一个便利条件，马克思主义既是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又是话语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实现理论和话语的不断创新。
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是一场话语革命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于其对此前全部形而上学的批判，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意识形态的奥秘。形而上学的最大困境在于，用一套哲学理念解释世界，而这些理念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内容截然相反。必须消灭这种传统哲学才能真正实现哲学。马克思欲实现哲学革命，不能通过创造新范畴的方式，以一种形而上学取代另一种形而上学，而必须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必然会运用一系列彻底转换思维方式的话语重新解读历史，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是一场话语革命。
唯物史观的形成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使得马克思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将人类的解放立足于实践而非思辨哲学。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现实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意识形态不过是对这些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对传统哲学话语的批判是同一个过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样，每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话语。话语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必须通过实际的革命推翻现存的社会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话语的革命。在马克思之前，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也试图推翻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这样的革命都是在观念领域完成的，通过发明一些新的词汇批判黑格尔，似乎就实现了革命。马克思批判这种从话语改造着手的革命。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 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由此看出，马克思的话语革命是世界观变革的副产品，不是用话语理解和改造社会关系，而是从社会关系的改造中实现话语革命。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理解话语的根本方法，只有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出发，才能揭示不同话语的政治性和时代性。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所面对的话语传统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分离基础上的自由主义话语，自由、平等、公正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这套话语的核心价值。只要联系现实的社会基础，就会发现这些话语的荒谬: 工人的自由只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平等也仅指在政治身份和资格上的平等，而在实际参与社会事务时则处处受到资本权力的限制。除了自由公正等政治哲学理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话语都可以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找到根源。
在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结合中，马克思的话语实现了从人道主义批判到科学与价值统一的转换。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清理和批判中，马克思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流行概念，如实体、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等，而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世界观的关键范畴，如实践、资本、劳动、生产关系、阶级等。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马克思所使用的既有纯粹新式的话语，如从分工的角度谈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奴役现状和解放前景。分工本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却成为哲学范畴。马克思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工厂中的分工与协作机制，揭示了潜藏其中的统治阶级治理术，同时也说明了分工为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解放创造的条件。分工既是生产力，又是生产关系。当分工被作为生产力去研究时，就是一个经济科学问题; 当分工被作为生产关系( 及与利益关系、权力关系相对应的技术关系) 来批判时，又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所有制是一个经济科学问题，所有权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中也有古已有之的旧话语，经过唯物史观的改造焕发出革命的力量，典型的是劳动概念。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已经认识到劳动的作用，但劳动与劳动力、劳动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始终是被遮蔽的对象;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劳动已经体现出革命的力量，但仍被封闭的哲学体系所窒息。马克思立足于劳动的二重性，从资本和劳动对立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剥削，是劳动的异化，无产阶级只有推翻现存的生产关系才能使劳动真正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是以经验科学的方式说明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社会关系、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生存状况，资本主义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危机，论证危机爆发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使得自己的话语建立在历史科学的基础上。
话语体系建设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必须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中确立自己的内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不是为了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而是要让共产主义话语成为无产阶级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自身生存状况的钥匙。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必须在现实的革命中批判对其话语的种种误解。话语本身含有一定的价值观，让人们接受某种价值观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承载该价值观的话语成为主导话语。主导话语的争夺关系到革命的方向。《哥达纲领批判》是话语斗争的经典文献，马克思在这篇文献中逐条批判了拉萨尔派的反动话语。拉萨尔提出，劳动的解放要求公平分配劳动所得，马克思认为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观念和话语。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可以看出，马克思始终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揭示不同话语的实际意义。哲学革命不是马克思一个人完成的，必须通过教育群众使得新的话语成为主导话语从而改变世界。
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三种思路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引发的话语变革表明，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不是一项孤立开展的活动，必须与理论创新、社会关系变革和实际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它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不仅把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更应该把新话语的建立作为一种实践方式。
第一，话语体系建设和理论创新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理论创新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先导，同时，不同的话语本身体现了思考问题的范式，也能够进一步促进理论创新。恩格斯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在思想创造乏力的情况下不可能单独地实现话语创新，只有在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上拿出优质成果，才能得出有吸引力的新话语，才会受到他人的关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这种想法切中了问题，提出了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发展战略，而在操作层面，何种范畴和表述更容易被人接受，并不是事先可以预料的，话语创新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却不是行动的起点。必须以理论的彻底、理论的解释力为追求，才能从根本上带动话语创新。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颇为流行的学者首先是因为拿出了过硬的作品，进而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学术走向。在新的学术话语中，不是每个概念和表述都处在核心的位置，核心范畴决定了某种理论和话语的辨识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劳动、实践、阶级、共产主义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核心。因此，话语创新不应以数量为追求，提出多少个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而是真正做出精品。关键的不是话语形式和叙事的知识密度，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另外，学术话语的创新也会进一步带动思想理论本身的创新。学术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叙述自己的，一个人如果仍然无批判地使用某一种意识形态所常用的基本术语，那么他的思想是不可能超越这一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权从根本上必须通过学术理论的卓越性赢得权力，而不能通过外部性的权力输入，后者恰恰是学术没有话语权的表现。
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话语和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话语创新不是一次断裂性的创造活动，而是对此前学术传统的继承。当德国知识界把黑格尔的哲学看作一条死狗的时候，马克思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判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抽象的人性和美文学式的话语，却也承认在后黑格尔时期没有哪个思想家像费尔巴哈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第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从根本上受制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变革。在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中，话语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只有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出发，从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才能理解话语的特定意义。话语内含一定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话语的实际内容，也规定了某种价值观的实现程度。以目前最为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为例，西方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核心诉求的普世价值话语对我国有很大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在字面上与西方的普世价值话语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我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论证两者的差别。但实际上，每一种话语都是历史的产物，需要进行历史的评价。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话语在今天看来充满虚假性，但在反对封建王权和神学政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定时期的人们只能提出属于自己发展阶段的任务，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哲学革命，除了个人的天才与勤奋外，还源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展现了丰富的内容和危机的前兆。同时，一种话语的流行并不是纯粹思想领域的事件，只有消灭特定话语所依存的社会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某种话语的超越。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话语的流行是资本在全球流动的思想表现，软实力文明的冲突等话语的流行反映了美国式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在全球的影响力。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有相当一批词语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因而话语体系建设除了一种智识上的努力，还必须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发展水平为后盾，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具有一定基础。
第三，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既是一项理论活动，又必须通过掌握群众来改变世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来源以及学术的社会功能都决定了它不纯粹是思想领域的活动，在现实的生活和特定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的影响下，某种话语的内涵可能发生偏移，学术话语建设必须注意到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话语体系建设并不取决于话语创造者的个人意愿，而是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取决于一个时期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我国从阶级斗争话语到社会主义建设话语、和谐话语，之所以转变得比较彻底，也是因为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话语建设抓住了时代发展的大势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同价值观教育、社会思潮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让人们接受一套话语，就接受了话语背后的价值观。新的学术话语是在批判生活中各种非反思的话语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必须高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功能虽不能说是丧失殆尽，但正处于整体上的萎缩状态: 一方面似乎在词语上不断高扬马克思哲学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在这种抽象的高扬中逐渐丧失了现实批判功能。倘若真如此，即便在学术上有所创造，也很难使得学术话语在国内国际的现实生活中产生影响。
话语体系建设应该成为思想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对象、工作任务，但更应该成为他们的一种实践方式。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提出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新范畴，或赋予某个传统范畴新的意义，也与其实践活动有关。既包括在《莱茵报》时期遇到的关于物质利益的难事，也包括在实际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对人类解放的认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就要到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伦敦，走在时代的前沿，同时接受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相比之下，费尔巴哈在世时已经看到了细胞、能量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这三项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发现，却没有在历史领域取得突破。在恩格斯看来，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对科学充分关注，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 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 年或1844 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同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在纯粹的思想领域打转，只能造出一些新的表述和一些小的技巧，而无法实现话语体系的根本创新。中国的学术话语有着优良的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很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这些都要求我们的学术话语建设走出封闭的观念领域，在更广阔的现实生活中实现理论和话语的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