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诗汉译为五四时期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转型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研究五四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和文艺思想提供了绝佳素材。本文从探讨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和社会背景入手，旨在研究西诗汉译编辑出版的语体特征。
【关键词】五四时期；西诗汉译；编辑出版；语体特征
【作者单位】杜龙鼎，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五四时期西诗汉译流派之诗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5YJA752015）。
新思想的诞生常常有三种途径：内生、外引和内外交融。五四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其新思想的诞生是内生和外引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内部思潮在涌动，外部思潮在流入，在二者彼此交融的一瞬间，新思想便骤然而生。然而，在这个交融过程中，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四时期，译者芸芸，译事甚昌，所涉范围极广，哲学、教育、文学和宗教等，无一不及。在其文学翻译中，西诗汉译可谓独树一帜，对于该时期的文学和文艺思想研究也颇具意义。而且，译者在西诗汉译的各个阶段以及其在展示翻译成果的各个载体上（如黑板报、传单、内部刊物、公共期刊及报纸等）所使用的语体不尽相同。限于篇幅，下文仅探讨五四时期西诗汉译编辑出版（即公开发行）的语体特征。
一、五四新文学刍议
文艺界对于“五四时期”的界定，一般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倡导文学改良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开始，到1927年大改良失败为止[1]。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完全颠覆了中国诗歌的传统。1918年4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八事”改为“八不”，主张废除中国古诗格律以实现诗歌创作的极度“自由化”。
五四新文学是以白话文写作、具备“五四”精神且依赖于新媒介传播的文学样式。在思想上，新文学强调人本意识，既批判历久尘封的封建主义旧文学，又批判刚刚萌蘖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新文学”。在体裁上，新文学以极具可读性的新诗、小说和散文为主，具体而言，新诗思想性强，小说叙事性强，散文说理性强。在融合上，新文学既积极吸收西方的文学资源，亦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精华。
另外，新文学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新诗的出现。一般认为，五四时期出现的新诗是受了西方诗歌的影响[2]。五四新诗的创作手法和行文风格深受当时西诗汉译的影响，实乃中西合璧之杰作。
二、西诗汉译与五四精神
在我国古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已有“诗以言志”的说法，这在当时就是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来使用的，后来就一直有“诗言志”的说法。纵观世界各地的诗歌，“诗言志”是其共性。每一首诗都是要么诉说一个故事，要么讲解一通道理，要么抒发一番情感，要么再现一个情景。
虽然中国的诗歌创作历史悠久且底蕴深厚，但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常因精神的需要而互通有无。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也不例外，在那么一个思想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时期，人们对新思想的渴求可想而知。因此，饱含西方思想的诗歌才会倍受译者和读者青睐，用其“忽如一夜春风来”之势横扫中华大地。五四时期，诗歌翻译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算是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一个高潮[3]。这个时期活跃的社会思潮使各种文学社团和期刊应运而生，也为新思想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重要契机和提供了有效载体。同时，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西诗汉译的著名译者，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陈独秀、田汉、郭沫若和徐志摩等，他们翻译了一大批来自西方国家的著名诗作，这些诗作均出自名家之手，如雪莱、丁尼生、惠特曼、拜伦、弥尔顿、王尔德、哈代和济慈等。
西诗汉译为五四精神的兴盛助阵给力，反过来，五四精神又指引着当时的西诗汉译，二者真可谓相得益彰。五四精神的终极目标是“振兴中华”；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其中，“爱国、进步”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科学”是实现其目标的途径。
三、西诗汉译编辑出版之语体特征
在谈及诗歌创作或诗歌翻译时，语体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话题。所谓语体（a register of language） ，就是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领域，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所形成的词汇搭配、句式结构、题材优选、修辞手法和主题凸显等一系列运用语言的特点。就五四时期西诗汉译编辑出版的语体特征，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1.白话文为主，古文为辅
五四时期，西诗汉译几乎均以白话文作为主要语言，但是并非只用白话文而毫无古文痕迹，因为语言发展阶段的分水岭从来都是没有清晰界线的，中间总存在过渡区间。从《新青年》开启的文学革命开始， 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4]。当然，根据每位译者或每首诗作的不同，白话文和古文所占比例各不相同。但是，整体而言，白话文在五四时期西诗汉译中是占绝对优势的，虽如此，古文的痕迹和影子也并未销声匿迹。例如，1919年3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首白话自由体译诗《关不住了》，他将其称为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然而，当我们细品该诗时，仍然可以捕捉到古文的痕迹和影子。
“外国诗都可以译成古体汉诗吗？ 答曰： 不然。鄙意以为， 西诗中的鸿篇巨制， 当以白话诗体译之为佳， 而古雅谨严， 短小玲珑或妙语格言珠联者， 却不妨选若干译为古体。”[5]从辜老的论述之中，我们不难看出，西诗汉译在特定时候仍需要使用一定量的古文。当然，这要依据原诗的语体而定，如果原诗属于现代英语的中后期，用白话文来翻译无可挑剔；如果原诗属于现代英语的早期或中古英语，结合一定比例的古文来翻译会更加适切；如果原诗属于古英语，那就需要使用较大比例的古文来翻译。然而，五四时期所译西诗绝大多数都属于现代英语阶段，也有一小部分处于现代英语早期，所以，“白话为主，古文为辅”是当时西诗汉译的通用手法。 2.主题和风格多元化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社会转型变迁的年代，旧思想已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时代呼唤的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氛围，人们渴求中西交融的思想萌动，社会守望共同希冀的精神家园。因此，五四时期所译西诗涉及范围甚广，抒情的、叙事的、说理的和励志的诗歌常常见诸杂志和报端。
另外，五四时期的社团发展盛极一时，各种社团在时代的呼声里应运而生。各社团成员受各自诗学背景和求学经历的影响，所译西方诗歌的主题和风格呈多元化态势，出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翻译热、民歌民谣翻译热和象征派诗歌翻译热等现象[6]。比如，刘半农于1917年在《新青年》上刊出了他翻译的法国李塞尔的《马赛曲》；田汉1919年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他所翻译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我之歌》和《久了，太久了，美国》；周作人于1920年在《新青年》上刊登了他所翻译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果尔蒙的《死叶》等等。
3.语言形式与诗歌内容有机统一
一直以来，译界有“诗不可译”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只是道出了诗歌难译之实情。诗歌难译主要体现在形式的难和内容的难两个方面，既要传形，又要传神，这一形神兼备的诗歌翻译要求可谓把翻译之难推到了至高点。汉诗西译不易，西诗汉译亦难。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着启蒙和改造社会的政治议程而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来的西诗汉译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呈现出反传统的特点[6]。因此，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译者肩负特殊使命，西诗汉译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统一就更显重要，对译者的极高要求固然也就不言而喻。
然而，五四时期西诗汉译的一大批译者均有着深厚的英汉语功底，他们学贯中西，文学功底扎实，这使得当时的西诗汉译在语言形式与诗歌内容的有机统一方面成为可能。比如，郭沫若翻译的《西风颂》，胡适翻译的《关不住了》和《希望》，刘半农翻译的《我行雪中》等等，都是五四时期西诗汉译中形意结合的经典之作。
探讨五四时期西诗汉译编辑出版之语体特征是一个特殊的研究维度，深入分析和阐释之后，我们对五四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有了独到的理解，也打开了一个认识这段历史的新窗口。与此同时，我们对五四时期开启的新文学运动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并且厘清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和文艺发展脉络，进而看到了文学发展在思想变革和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王东风. 五四初期西诗汉译的六个误区及其对中国新诗的误导[J]. 外国文学评论，2015（2）：218-237.
[3]辜正坤. 中国古代及近百年诗歌翻译概论与研究前景[A]. 海岸. 中国诗歌翻译百年论集[C]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4]张同乐. 《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文化形态转型[J]. 安徽史学，2003（2）：80-85.
[5]辜正坤. 西诗汉译词曲体略论[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6）.
[6]文珊，王东风. 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J]. 中国翻译，2015（4）：2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