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有许多争议，文中选取两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陈寅恪和费正清，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有新的答案。学术界最近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是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就是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认为。同时对于费正清的坚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现代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他可贵之处。
[关键词]中西文化;民族;西学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向来被誉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其西学主要集中于文史方面，还一度是中国研治西人东方学的首席。（1）但陈寅恪主张尽量吸收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反相成，绝不挟洋自重。只有在批评一味趋新者的西学为过时的格义之学时，才显示其对国际学术界元和新样的了解与把握。其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的主张，为中外学术文化融通取向的高妙境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附与他有关的研究论著，为他续写了多部传记。可以说对他的研究已经颇为深入，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一
鉴于陈寅格先生与费正清之闻存在着斑斑可考的学术渊源，他们的学术领域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也就是说他们都接受了严格的史学训练，都以此作为各自学术史的起步领域，前者对后者又产生过非常明显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比较东西方史学差异上，陈寅格先生和费正清先生的个人学术史上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轨迹，这门学科在他们各自的学术史上所处的地位和所发生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差异。由于这两位学者在各自国家现代学术史上所处的前后衔接的冲要位置。所以通过对他们进行比较，来了解那个年代的思想动态。
中国人接受的西学系统，主要经过日本和美国的这两个国家，在此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兼收并蓄，也同样面临脉络不同的条理，加上语言的翻译差异，产生难以理解的缠绕纠结。因此长时期游学的陈寅恪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在他著作中很少标榜西学。在对待西方态度上，他认为中国自戊戌以后五十年来的政治似有退化之嫌，“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虽然他自称“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3）同时陈寅恪重视纲常名教，源于他对民族文化史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4）。最后阐发：“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5）
陈寅恪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早在留美期间，他就曾详细阐述中西学术的优劣短长：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6）很多人认为陈寅恪轻视马克思主义学说，实则未必如此，而是认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不能附会套用欧洲新说，应该立足本国，用西学的本源大道于无形。即使谋求救国，也不能仅仅致用于一时，而要从学术文化的根本着手。这样的根本，又并非钱穆所批评的清季以来的革新派史学，从现实宣传的角度，企图根本解决所有问题，往往偏于一端。（7）近代以来的挟洋自重者，于西学不过各取所需，若能全面关照把握，或许不至于信口开河以自欺欺人。
二
和陈寅恪一样，费正清不相信任何抽象的理论。他的历史观主要受当时西方的主流学派影响。事实上，历史理论家往往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史学作品，而在史学家有重要贡献的史学家也未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费正清即属此类。费正清虽曾援引了汤因比的“挑战与回应”之说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这也只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观念，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文明冲突论”是费正清研究中国史的核心。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费正清指出，当现代的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中西两种文明二者相遇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它只能在巨大的冲击下，被迫对西方做出反应，这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费正清把这一模式当作对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注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走向便是最好的例证。
从费正清的扛鼎之作《美国与中国》的初版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中国国力强盛，西方只能采取较为缓和平等的政策。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关上了与西方交流的大门，拒绝了同西方世界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可能。1840年，英国的战舰轰塌了虎门的海关，杀死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并签订了第一个屈辱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面对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国人被迫作出反应。应该公正地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观察是具有独创性的。他的“冲击一反应”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说服力的。尽管费正清的“冲击一反应”模式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有弊端，其实质在于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视作西方入侵，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 纵观费正清的一生，我们注意到他是一个充满矛盾且不易读懂的人。他的言论、思想缺乏一贯性。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困难，他充满了矛盾。他爱交际，宽宏大量，性格直率，但他的个性和举止却经常显得高深莫测。（8）从费正清的个人生涯反映了大多数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路径。在对中国的政治秩序作出反应的过程中，费正清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化，冒着解释过于简单化，以及在时间上导致误解的风险。
结论
总括前述各节，可以得出如下意见：西学只是中国人西方学说的的说法，并无内涵外延的标准实事，无从把握。真正做到所谓学贯中西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包括西方人在内，没有人可以贯通包括各种文化、方面的所谓西学。因此，从严格的意义来说陈寅恪也只是精通主要集中于文史之学。可是相对于同时代的国人，陈寅恪的西学可谓出类拔萃。在那个以欧化为时尚的风气中，陈寅恪敢于特立独行，固然由于学问上早已悟道，同时也得益于长期留学的背景以及留学生当中关于其中西学皆通的口碑。陈寅恪凭借自身的学术的根基，断言中国的复兴取决于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才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他本人即身体力行。
费正清用“文明冲突论”解释中西关系，其用意是显而易的。如果把中外关系仅仅看成是一种文化冲突，那势必会得出很荒唐的结论：西方是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的“恩人”。以抽象的分析抹杀侵略性的作法，是美化西方资产阶级罪行，以粉饰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些都反映出费正清殖民主义倾向。当然，费正清的研究也有客观公正的一面。比如，他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支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美国而适合于中国。这些结论都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费正清的中国史观是客观性与殖民性并存，是充满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他自身的条件限制，他既是一名书斋里的学者，又是美国政府当局的顾问。作为学者，要探索科学真知，力求客观公正;作为政府顾问，须顾及国家的现实利益的需要，又要求灵活与多变。这种经世致用的作法，虽然发挥了历史的现实作用，到对学术的研究是有损害的。
注释：
（2）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8页。
（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3页。
（5）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2页。
（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6页。
（8）王新谦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理性考察[J].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