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益进逼，张学良毅然易帜，明确反日。但张学良对日的侵略认识不足，使日军趁机侵占了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被迫下野。随着国难家仇的加深，张学良在对日认识上逐渐醒悟并发生根本转变，形成了其对日彻底抵抗的态度，终以实际行动联合国内抗日力量，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键词]张学良；东北军；对日态度
张作霖的东北政权长期受到日本的庇护和支持，难免许多事情受其牵制，在无法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后，日本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导致日本与张氏政权的关系出现裂痕。面对新的东北统治者张学良，日本软硬兼施，欲逼其就范。家仇决定张学良已不可能倒向日本，但由于东北政权与日本盘根错节的关系，加之东北内部“亲日派”亦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张学良在此时无法与日彻底决裂。
1930年，中原大战，因助蒋有功，张学良升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长驻北平。东北地区防备空虚，成为日军侵占东北的“良好”时机。1931年7月15日，“日驻长春第三旅团司令部宣布：自即日起，日军之一切军事演习自由实施，无论昼夜。”面对日本的挑衅举动，张学良秉承中央意旨对外声称：“中日关系现堪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而日本却趁此“良机”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东北军俨然成了“摆设”。此时的张虽有反日倾向，却并未有抵日举措。
面对日益加深的国难以及国人的谴责，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一心准备抗日，日益坚决其抗日的态度。他说：“今天的我们，个人的前途一点也没有了；有之，只是整个民族的前途。”。但此时蒋介石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的“剿匪”副司令，命其先清除国内的“不安定因素”。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在华北危急下，张学良向蒋介石上书《请缨抗战书》，要求率军抗日，蒋介石却只批复了“时机尚未成熟”六个字。与此同时，中央却与日本相继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一味地与日妥协，未见有果断的抗日政策。更甚者，政府听从了日本的“意见”，免去了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位，将东北军由河北向南撤。以进一步削弱东北军的势力，使张学良对中央政府感到更加寒心，从而开始试图寻找或联合其他的抗日力量。在中共、张学良、杨虎城三方的努力下，出现了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此一阶段，是张学良抗日态度由坚定个人抗日到联合国内其他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转变。
为了更好地敦促张学良在西北“剿匪”，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张学良劝蒋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紧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复告警，国家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此时的张学良已与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时的心态截然不同，这段话表明张学良对日本日益加深侵略的忧愤与对蒋的不满，表达了其欲坚决抗日的决心。蒋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将张的劝告放置一边。面对国内危机局势，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号召全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联合抗日。张讲：“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张学良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诺言。此时的张学良正如秦邦宪所说“英雄病态狂”一般，将自己所有都投入到支持抗日方面了，表达了一位爱国将领的无私情怀与坚定的抗日立场，完全摆正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在心中的位置。
总而言之，张学良对日态度有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张对日本的入侵有过判断的失误与是否坚决抵抗的犹豫。但是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自身经历的各种遭遇，终于对日本的侵略有了清醒的认识，日益坚定了其抗日态度。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