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潘玉良1928～1937归国时期的艺术活动因为文献的稀缺而成为模糊的研究阶段，是美术资源中一块遗憾的空缺部分。归国时期是她艺术生涯中一段重要的时期，将她此时期的风景写生艺术活动重新展示给世人，有利于让关于潘氏的研究更为全面和准确，使这段时期的美术资源不致被永远地遮蔽。笔者通过艺术文献来对照艺术作品的缺失状况，补足、重现潘氏归国时期的艺术风景写生情况。
关键词：风景写生；潘玉良；艺术文献
潘玉良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1928～1937年归国时期的艺术作品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尤其是她一生中创作的数量最多的中国风景写生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些作品对她之后形成中西融合的艺术风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归国时期的潘玉良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到艺苑绘画研究所等艺术社团的活动中去。正如潘氏自己在《我习粉笔画的经过谈》中提到的，“今春把无谓的周旋都放弃了，虽然奔走于沪宁之间，还担任一些教课，但是在余时，就安然在艺苑绘画研究所制作。”[1]奔走于沪宁之间，生动地概括了当时潘氏在沪宁两地频繁参与艺术活动的状况。潘氏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担任西洋画科教授多次带领学生外出旅行写生。
在20世纪30年代，各大艺术院校在学期间都有旅行写生的安排。旅行写生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美术教育现象，它代表着近现代美术教学的进步。运用西方先进的艺术理念，体会艺术源于自然的真谛，将画室搬到自然中去，在自然中进行写生训练是美术教育的必修课。潘玉良作为教授在上海美专、艺苑绘画研究所、中央大学都有带队外出的记录，写生所到之处有杭州、普陀山、北京、苏州等地。在旅行写生中通过示范教学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写生作品曾在之后的展览中展出，通过文献图录的记载可以看到作品的原貌。
《塔》1933年绘于苏州虎丘，是带领中大学生写生时所描绘。1934年出版的《潘玉良油画集》中有珍贵详实的文献资料，包括作品图片与文字著录。潘氏在大量的国内风景写生中加入了中国元素，体现出了民族性，也使得归国时期成为她艺术生涯中承上启下的一段特殊时期。从这段时期开始逐渐开启中西融合之路。潘氏归国时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巨大，影响来自多方面：一则在游历中国名胜古迹之时所感受到的古文化内涵。“潘玉良夫人游踪所至，在西方远穷欧洲大陆，在中国则泰岱华岳黄山九华，皆古人创制山水，建其基于不朽之文化者也。”[2]二则在当时中国中西文化碰撞之时，许多展览都是中西画家同时展出。以及她所任职的学校同事中有许多中国画家。在交游中受到多方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其后期探索中西融合之风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潘女士授课之余常常去探求艺术，凡名山大川，奇峰峻岭，皆一睹为快，虽极其跋涉之辛劳，也仍以写生为乐事，故自游历黄山华山九华诸名胜后，其作风更觉雄伟。”[3]在那次展览会的写生作品中，体现出潘氏的写生画风开始发生转变。行走在名山大川中，感受自然的力量与心灵的感悟发生碰撞，开启了她中西融合画风的感悟与探索。
论及潘氏的写生风景作品，就不得不提到潘玉良1935年南京洋画个展。此次展览汇集了潘氏归国时期数量众多的风景写生作品。原作虽大量散佚，但艺术文献资料为研究潘氏风景作品风格提供了佐证。1934年9月《良友》第93期发表《现代中国西洋画选之八潘玉良》，称“潘玉良女士作画魄力雄健，色彩鲜艳明快”。登载油画作品《钱塘江畔》，该作品出现在1935年潘玉良的个人画展上。“此画中远的山近的船及牛的画法，以及水和天的色调，都到了佳景。”[4]不仅如此，潘氏的风景作品颇有欧洲印象派的特点，尤其体现在她描绘的云彩的色彩中。此幅《钱塘江畔》与莫奈的风景作品有许多共同之处，潘氏汲取印象派的绘画特点来描绘中国的风景，民族文化观照渐渐体现出来。
1935年，南京华侨招待所举办的潘玉良绘画展览会，“技巧是成功的，表现是伟大的，色调是恰到好处的、谐和的。我到了画展室，好像走在威尼斯街上，爬上高插入云的华表，又好像游着清幽逸静的乐园，泛舟在春光明媚的湖中。”[5]本次展览会风景作品数量巨大，“论到风景画，特别是取材精到，线条雄丽，故能表现伟大，脱去女性，如《苍龙峰》之峭峻，《九华峰松》之奇逸，《栖霞红叶》之鲜丽，《狮子岭》云涛之变幻，《九龙桥》船舶之复杂，不徒各有面貌，各有景致，而且与之相接，便如身处其中，殊有神化之妙。”[6]
在此次展览会中潘氏的中国民族文化观照体现出来，“此次参观潘女士作品之结构线条，觉与不佞中国画之作法，不谋而合者颇多。”[6]归国时期的近十年中，潘氏的绘画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深刻。不仅在绘画上尝试用毛笔描绘人体，“她足迹遍中外的名山大川，她窥见大自然的脏腑，她会与大自然对语。”[7]在交游中创作，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中国元素的碰撞。在这种条件下绘制的风景作品有着独特的风格，“风景几乎每张都有精彩谐和，许多小幅的风景，更使人迷恋，初看去似乎简约，但略阅一会，又令人憧憬这可爱的小世界。”[7]风景作品是一个小世界，是中国名山大川的缩影，也是画家对祖国的热爱的集中表达。仔细观察，“觉得每幅画上的表现的微妙深确，足以引入进于美的境地。”[3]在面对美丽的风景时即兴创作的画作也带有时代性与微妙的民族情感在其中。罗家伦为潘氏画展题词，“取得自然和人生最精彩的阶段，以最经济的笔法写来而存其真，是诚得画中三味者。”[8]这是对潘氏归国时期绘画的高度评价，也可以看出归国时期在潘氏的艺术生涯中的重要作用。
此次展览中作品散佚，通过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当时风景作品的一斑。《唯美》杂志多次刊登潘氏的风景作品，其作为重要的艺术文献补足了原作缺失的状况。通过文献图片可以看出潘氏描绘黄山凤凰松的遒劲的笔法。张道藩在观展之后评论道，“一一五凤凰松。这一棵古松的风姿，的确是值得画家以色彩来描写，诗人以诗歌来吟咏的。再配以左近的山景，及空中美妙的云，更增美丽了。”[9]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潘氏用老辣、遒劲的笔触来描绘凤凰松，画作与内心的民族情感的不谋而合在画作中表现出来。这些特点的出现与她行走于名胜大川有关，“潘氏近年教授之暇，遍游国内名山大川，如塞上太行普陀九华等名胜，皆徒步旅行，随会挥毫。”[10] 徐悲鸿对于此次展览的作品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潘夫人皆多量撷取其妙象以归。其少作也，则精到之人物。平日所写，有城市之生活，与雅逸之静物。于质于量，均足远企古人，媲美西彦。”作为留法的同学，中大的同事，徐悲鸿对于潘玉良的绘画了解甚多，这段评论也高度概括了潘氏归国时期创作的类型等。
国立中央大学建立以后，中国艺术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回顾国立中央大学在南京、四川的22年，历经战乱而艺术人才辈出，可谓群星璀璨。这样的艺术成就与徐悲鸿慧眼识珠，破格提拔人才的一贯作风是分不开的。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潘玉良与徐悲鸿同为早期留学欧洲的画家，在法国的时候他们同为巴黎国立美专西蒙教授的学生。“乃于一九二三年到巴黎，继续入国立美专，从西蒙教授学画，和徐悲鸿同学，当时的中国同学还有方君璧和邱代明。”[11]回国后，潘氏受到徐悲鸿的邀请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西画系教授，在此期间带学生外出教学写生，创作了大量珍贵的国内风景写生作品。潘氏归国时期一直被忽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较少，另一个原因是归国时期的存世西洋画作品更是罕见。但是随着近些年学术研究的推进以及文献资料的挖掘，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支撑。
1935年5月发行的《潘玉良个人绘画展览会目录》，为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此文献为国内所未见。展览图录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文献对照方式。从1928年版的《潘玉良女士留欧回国纪念绘画展览会》分析，潘氏展览作品中增加了4件国内风景写生作品，其基本集中在南京地区；而在1935年版的《潘玉良个人绘画展览会目录》中，潘氏风景作品增加了在苏州、杭州、普陀、九华山、北平、黄山、华山等地写生之作。
从《华山栈道》这件作品可以看出潘氏归国时期风景油画创作的状况，潘氏完美地诠释了中国风景独具的特点以及欧洲油画的色彩。这也是潘氏逐渐尝试中西融合风格的开端，在写生中体会中国文化的内涵以及中国山水的微妙之处。
潘氏在教学之时走遍了国内的大好河山，创造了大量的国内风景写生作品。体现出她认真的教学态度，同时创作的风景写生作品艺术价值极高，对潘氏以后的艺术创造、风格转型具有推动作用，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 潘玉良.我习粉笔画的经过谈[J].妇女杂志，1929.
[2] 徐悲鸿.参观玉良夫人个展感言[N].中央日报，1935-5-3（12）.
[3] 陈之佛.谈潘玉良教授举行洋画个展[N].中央日报，1935-5-1（12）.
[4] 张道藩.潘玉良女士的油画展览会[N].中央日报，1935-5-1（12）.
[5] 光灿.读潘玉良画[N].中央日报，1935-5-5（12）.
[6] 王祺.观潘玉良女士画展以后[N].中央日报，1935-5-6（12）.
[7] 李金发.潘玉良画展略评[N].中央日报，1935-5-7（11）.
[8] 罗家伦敬题[N].中央日报，1935-5-1（12）.
[9] 张道藩.潘玉良女士的油画展览会[N].中央日报，1935-5-3（11）.
[10] 皖省女画家潘玉良女士个展定五月一日起举行[N].中央日报，1935-4-29（7）.
[11] 郭有守.旅法女画家潘玉良夫人[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