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商鞅变法，《史记・商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卷二》都做了很清晰的记叙，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位史学家对商鞅变法全部过程的记录有各自的取舍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司马迁和司马光在史书中对商鞅早年经历、商鞅变法内容与评价的描述来浅析商鞅变法。
[关键词]商鞅变法；司马迁；司马光；比较；史学取舍
一、从商鞅早年经历浅析变法动机
对商鞅求见秦孝公之前的人生经历描述，《史记・商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卷二》
（1）基本一致。商鞅在年轻时就“好刑名之学”，辅佐魏相公叔座担任中庶子的职位。商鞅拥有才能，公叔座在病重时嘱托过魏惠王要利用此人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如果不用“当杀之”，但是魏惠王却根本没把公叔座的话当成一回事，认为“公叔病甚，悲乎”，甚至认为听了他的建议，“岂不悖哉”。由此看出，商鞅并未受到重用，这可看作是他日后西入帮助孝公的巨大动因。
至于商鞅为什么到了秦国，秦孝公通过什么任用了商鞅，两书的描述有了明显的详略之分。《资治通鉴》中详细描写了秦孝公的一段招贤令，写到秦孝公回忆秦穆公的光辉，“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2），他希望“强秦”，这也是秦孝公日后迫切希望采取措施巩固统治的原因。除了统治者的强国目的，商鞅本人也有自己的私人目的，孝公的法令中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3）。前面已经提到过，商鞅在魏国不受魏惠王的重视，有了这么好的成名逐利机会，商鞅自然不会放弃，大张旗鼓的进行改革便是迅速成名获取地位的有效方法。
商鞅说服孝公的过程，《资治通鉴》的描述十分简略，“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而《史记》中却有段精彩的叙述。面对秦孝公，商鞅首先提出了“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商鞅又提出“帝道”然而“未中要旨”，经过两次挫败，商鞅理解了秦孝公的想法，提出了“霸道”之说，孝公听得津津有味，“语数日不厌”。《史记》对这一段的描述恰好呼应了秦孝公发布诏令中说希望东伐，恢复秦穆公政令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显现出商鞅渴望的到重用的强烈愿望，商鞅身为法家，也兼用了儒家的思想对秦孝公进行试探，他“挟持浮说”，正说明了他用了很大的努力迎合国君的想法以得到与其才能匹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财富。
总之，无论是秦孝公的强国目的，还是商鞅的个人目的，这两者都成为了开展商鞅变法的有力动机。
二、从商鞅变法措施谈变法的功过
商鞅在与甘龙、杜掣进行了一系列是否要变革旧制度的激烈争论后，秦孝公最终还是同意变法，“以卫鞅为左戍长，卒定变法之令”
（4）。商鞅变法的措施在《史记》和《资治通鉴》有详细的描述。
商鞅变法措施颇有成效。经济方面，商鞅实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政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商鞅推行耕战的政策，不仅保证了战争的兵源，也促使了秦国经济的发展。
社会方面方面，商鞅实行奖励军功的政策，严禁私斗。这样不仅改善了民风，减少了争斗，也从实际上废除了士卿士禄制，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加强，提高了士兵的积极性，以立功为荣。而且据林剑鸣的《秦史稿》所说，当时的私斗其实所指的邑斗，也就是奴隶主贵族争夺土地的争斗，所以商鞅法令的出台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奴隶主势力的扩张。行令几年后，“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什伍制度，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对秦献公时期制定户籍的延续，法令出台使得秦国的人民不敢以身试法，有助于社会安定。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还提到一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邑者，倍其赋”，这一点在《资治通鉴》中被省略了。但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也可称为小家庭制度。对于一户有两个儿子不分居的，就用强迫的方法，给以这类人加倍赋税的惩罚。这样移风易俗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增加人口数量，还有利于保证国家对税收的征收，也改变了秦国以前的落后习俗，配合了当时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体制。
关于法令的实施，商鞅也并不是十分顺利的，司马光和司马迁二人都记录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徙木立信”，一个是惩罚太子犯法。司马光对“徙木立信”的整个做法是认同的，的确，“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推动了法令的实施。太子犯法后，商鞅严厉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和太傅，这种魄力使得“明日，秦人皆趋令”。商鞅这一行为是对壹刑也就是“刑无等级”、“无贵贱”很好的实施，同时这也是商鞅重刑主义原则的体现。
这些措施都是在显王十年之前发生的事，也是商鞅的第一次变法，经过了这次变法，秦国达到了“家给人足”的目的，对于商鞅本人来说《史记》中记载“于是以鞅为大良造”，他所想要的地位名声也已得到。
商鞅的改革措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趋势的，但他的重刑原则却使得他激化了与贵族奴隶主之间激烈的矛盾，“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
（5）最后得到车裂而死的下场。但这毕竟只是商鞅的个人悲剧，并不是历史的悲剧，商鞅死后，其变法仍然在秦国推行，可悲，可叹。
三、从变法评论谈社会意识与阶级局限性对史学家的影响
文末，两位作者都对商鞅变法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与评论。在商鞅的为人方面，司马迁和司马光不约而同地用了“刻薄”二字。司马光发表感慨时写到“而商君尤称刻薄”，而司马迁的描述更为直截了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一开始就将商鞅定性了。之后便是介绍一系列他所做的刻薄少恩之事，说他“刑公子虔”、“欺魏将”等等。其实“欺魏建”只是一种战争谋略，“刑公子虔”只是对商鞅法令的正常实施而已，只通过这些事情完全将他定为人品刻薄，这未免太偏激了。
这些评论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意识对史学家的重要影响，曾振宇曾经说过，“中国历史有一个颇具规律性的现象，后一个朝代总是极力诋毁前一个朝代，以此来为当今朝代的存在寻找合理的依据”，司马光作为一个史学家，即使秉持客观的原则，贯承“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还是不能做到完全摈弃政治功利和个人的感情因素。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记显王十年发表了自己看法，此时只是商鞅的第一次变法。他主要是从诚信的角度发表看法，赞赏“秦孝公不费徙木之赏”的行为，来勉励“四海治平之政者”要注重诚信。司马光都没有对他使秦国富强的功劳进行赞美，而只是针对“诚信”发表了“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等看法，顺带还不忘骂上商鞅一句刻薄，这样的评论一方面是因为司马光坚守“鉴于往事，有资于政道”的原则，想要通过历史事件来劝勉现在的帝王，从历史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一方面也是因为司马光所处的社会环境，司马光生活在宋真宗、宋神宗时代，正是王安石变法开展之际，虽然与王安石私交还不错但是在政治上的意见摩擦还是很大的，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闲职开始著史，从阶级角度看，司马光依然是地主阶级保守派，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司马光对自上而下的改革创新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意识对史学家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史学家还不能完全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虽然《史记》和《资治通鉴》在著述时都秉持了尊重史实的基本原则，但其中的取舍之处也启示我们作为史学研究者要有谨慎对待史料的研究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