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源于历史文化滋养奠定的人文基础，受儒家学说的底蕴和荆楚骚风的影响。同时又受到时运不济的直接驱动。“发愤著书”反映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与儒家“入世有为”的思想一脉相通，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生进取意识。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文学理论皆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司马迁 “发愤著书” 成因 影响
文学理论史上的各种主张学说的提出，并不仅是作家一时兴起之作，而是社会必然因素和个人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文学理论主张也不是偶然的，这与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殊的人生阅历有必然的联系。历史文化的滋养为其奠定了人文基础，“时”与“运”的双重作用催化了“发愤著书”说的提出。
一、历史文化的滋养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文化滋养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的底蕴和荆楚骚风的影响。在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之前，先秦的典籍中已开始萌芽这一理论主张。《论语・阳货》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训解》曰：“怨，刺上政也。”“诗可以怨”的文学理论主张强调文学的功用在于讽喻、劝谏上层统治阶级，促使其改善政治。可以说，这一理论认识已经奠定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功利目的，因而不能纯粹地理解为不可捉摸的艺术形式。
中国历史发展至汉武帝时期，俨然成为时代大国，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不再重要，徐图强国成为国策。因此，汉武帝在文化政策上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儒家学说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终于成为正统。加上中央的文化政策引导，儒家学说可谓根深蒂固。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期，对儒学的认识深入骨髓，仅从《史记》将孔子列入“世家”来述便可见一斑。“诗可以怨”的功利性主张在司马迁这里经过时间酝酿和个人认知变化，已经悄然发生某种改变。
“发愤著书”说之“愤”，是郁结于心的意思，即“愤懑”“愤切”“愤■”“愤薄”，有一股强烈的情感充塞于胸中，不抒发不痛快。这种情感可能是个人的怨愤情绪，也可能是对社会不公或于社会不公无能为力的无奈而充满愤懑的情感。这是对“诗可以怨”的丰富和发展。“怨”是从功利性的角度来概括文学作品，“愤”则从作者本身来创作文学作品，是从创作动机角度出发的，更加接近于文学作品创作活动的本来面目。
“发愤著书”说的另一个历史文化滋养来源于荆楚文化。荆楚之地的楚辞，在汉武帝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完备的文学体裁，其文字华丽优美，内容神奇迷离，艺术魅力动人心魂，是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司马迁对楚辞可谓情有独钟，《史记》也被鲁迅称誉为“无韵之离骚”。
屈原是战国时期善于表达创作者情感的伟大作家，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离骚》此等绝妙华章，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主张。在《惜诵》中，屈原首次从创作者的角度，明确提出“发愤以抒情”的主张。“发愤以抒情”是通过“抒情”来“发愤”，表达内心的抑郁和不得志，这与“发愤著书”说十分接近。相较而言，“发愤以抒情”说更为直接，以抒发情感的方式来实现“发愤”；“发愤著书”说更接近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以“著书”记录遭遇留存世间来实现“发愤”。两者的不同与社会生产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战国的社会财富和生产力远远不及汉武帝时期。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党人围攻、被国君放逐，这种人生境遇与司马迁的人生经历相似，因此二者的人生感悟不谋而合，在文学主张上也大有相似之处。
二、意外之祸的直接驱动
历史文化的滋养奠定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人文基础，而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意外之祸则是驱动其提出该学说的直接原因。
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可知，司马迁因在朝议中为兵败投降匈奴的骑都尉李陵辩护，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激怒汉武帝而被捕入狱。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以“诬上”和“沮贰师”的罪名处以宫刑，在身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士可杀而不可辱，这一遭遇对一介士子来说可谓耻辱至深，因此胸中自然积聚了许多郁结之气，乃至不吐不快。
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文学理论。如《报任安书》所云：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创作动因归结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遭遇人生中的种种不幸，难以找到生命的“大道”，这种胸中的郁结之气如何发泄呢？司马迁认为，这些圣贤均能“发愤”“为作”，诉诸于文字。司马迁提出自己作《史记》的目的亦为“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即“发愤之所为作”的“发愤著书”。
作为太史令，司马迁掌握着丰富的先圣前贤史籍，对先圣们的遭遇亦曾疑惑。但当他本人遭遇人生飞来横祸时，才对圣贤们的遭遇有了更加深层的“同情的理解”。可以说，“发愤著书”正是他所有人生遭遇和人生追求凝结提炼出来的文学理论主张。司马迁由于自己身陷囹圄、遭受宫刑的不幸遭遇，深切体会到古人内心的郁结，深刻理解著述的动机和行为。司马迁自己想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寻生命和人生的“大道”，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而“发愤著书”是最好的方式。
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理论主张，在创作鸿篇巨著《史记》中有多方面的体现，例如《屈原贾生列传》《李将军列传》等篇章，有着突出的相似的人生感悟表达。阅读这些篇章，总能让人感受到灵魂备受压抑、志向不能伸展的无奈和惆怅以及无声的愤怒和批判。司马迁通过著书立说，宣泄自我情感，实现自我的人生理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揭示了作家创作的直接心理动力“愤”，此“愤”既指个人情绪的怨愤，又指意志的穷且益坚。司马迁不仅揭橥出“发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驱动力，而且还指出“著书”是发愤的有效途径。“著书”是作家泄愤的最好方式，作家通过“著书”能将压抑的“愤”情充分宣泄出来，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宁静。
三、对创作和理论的深远影响。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理论主张以及他在史学和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作家和文论家，许多理论主张和学说的提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之有关系。
“发愤著书”说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一大批抑郁不得志的作家脱颖而出，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鲍照在门阀社会备受打击，曾作诗道“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正是“发愤”之所为作。唐代李白、杜甫等遭遇挫折后，都有名篇流传后世，而仕途遭遇不幸的韩愈发起了古文运动，开一代古文写作先河。有宋一代，文人地位虽然大大提高，但文学成就最高的常常是那些遭遇过挫折和困难的作家，文学佳作名篇也常常产生于作家遭遇贬谪或剧变后，诗人以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为最高，词人则以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为高。
“发愤著书”说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理论体系，许多文学理论学说都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说，认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是对司马迁“发愤”的进一步阐发。之后，仕途不畅、屡遭贬谪的刘禹锡，提出了“穷愁著书”说，与“发愤著书”说可谓异曲同工。到了宋代，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陆游则谓“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这些无不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明代焦兹、陈子龙、李贽等皆继承发扬“发愤著书”说。清代金圣叹、张竹坡、黄宗羲、廖燕等理论家以及陈忱、蒲松龄等小说家亦高度推崇“发愤著书”说。至于“怨毒”说、“泄愤”说等等，都是对“发愤著书”说的诠释。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后世的文学理论研究影响之深。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影响深远，这与儒家“入世有为”的精神紧密相连。根据儒家学说沿着“入世有为”的思想出发，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有为而作”的艺术方法论。这是作家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反映，与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一脉相通，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生进取意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也正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君子存身立命的人生追求之一。
参考文献：
[2] 踪凡.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 曹东方.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4] 高彤心.发愤著书的心路历程的真诚剖析――解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J].名作欣赏，2005（12）.
[5] 周维，吴建民.“发愤著书”说与“著文自娱”说之比较[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