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核能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而核能设施所在地居民的“邻避情结”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基于胶东半岛三个有核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公众针对核能设施的“邻避情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反对性态度，二是心理接受距离，三是搬迁意愿，其中多数被访者的“邻避态度”坚决，心理接受距离较远，而搬迁意愿不太强烈;在影响居民“邻避情结”产生的诸多因素中，核电设施的健康威胁、风险的长期性和居民对核电站带来的收益判断等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性别差异、年龄大小和知识水平的高低等因素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公众的“核邻避情结”。上述研究结果清晰地描述了公众的“核邻避情结”的特征，展现了各种因素与“核邻避情结”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有关部门的“邻避”冲突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邻避情结;核能;风险管理
〔作者简介〕张乐，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山东威海 264209;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2011年日本的福岛核事故再次将人们的视野聚焦到了核能的安全性问题上。这次重大安全事故与上个世纪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时间各国纷纷调整本国的核能战略，有核国家的公众更是表达出深深的忧虑。在中国，质疑核能急速扩张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国内几处有核能设施的地区的一些公众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反核情绪。这表现在无论政府、相关企业如何宣传核能利用的可靠性，都不能完全抑制公众对核能设施的“邻避情结”，这种宣称“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NIMBY，译为‘邻避’）”的消极态度和抗争诉求给国内的核能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冲击。面对如此境况，我们应该如何描述公众的“核邻避情结”？该情结的基本表现是什么？它的产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摆在各级政府及核能安全管理机构面前的棘手难题。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通过实证调查描述公众的“核邻避情结”并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构成
1.变量说明
自变量由三组指标构成：第一类属于居民对核能风险特征的判断性变量，第二类是居民对自身与核能风险的关系的认知类变量，第三类属于居民的个人特征变量。
居民对核能风险特征的判断性变量组由风险规模、致命性、健康损害性和世代危害性4个风险感知变量构成，它们都用李克特量表的测量方式表示各个风险特征的程度，以此来分析居民在核电站风险特征感知程度上的差异对其“邻避情结”产生的影响与变化。
居民对自身与核能风险的关系的认知状况由对核能风险的知晓程度、对核能风险的接受程度、遭遇核能风险的自愿程度和对发展核能带来的收益程度4个变量构成，它们也同样使用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进行测量，用不同的数值表示核能与居民的关系的密切程度，以此来分析居民的这些主观认知对其“邻避情结”产生的实际影响。
居民的人口学特征也作为影响“邻避情结”的变量被纳入到方程中。这主要是考虑到居民的“邻避情结”有可能在不同的性别、文化水平、生活阅历的群体中存在较大差异;而将居民住家距离核电设施的远近作为自变量则是参考了国外关于风险感知的空间描述方法（RPS），以此进行不同地理区域的风险知觉测量，了解“邻避情结”
①变量的描述统计分为两种：一是对分类变量的百分比统计，另一类是定序和定距变量的均值统计，表中未标明百分比符号的数值都是均值。
在空间层面上的分布特征，以描述不同地理区域内居民对核能设施的环境风险态度与行为。
2.分析方法
因变量“邻避情结”中还有一个指代变量是“邻避”距离，它是一个定序测量的变量。本次研究中把它近似地看作定距变量与其他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多元回归分析是研究多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线性关系的一种统计学分析方法，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多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三）研究假设
根据本次研究的目标和相关理论基础，我们设定了以下几个研究假设。
假设1：居民对核能设施的风险特征判断越呈现负面性，他们的“邻避情结”越明显。
假设2：居民对自身与核能设施的关系认知越消极，他们的“邻避情结”越明显。
假设3a：年龄越大的居民，其“邻避情结”越显著;
假设3b：文化程度越低的居民，其“邻避情结”越显著;
假设3c：女性居民的“邻避情结”更明显;
假设3d：居住在核能设施附近的居民的“邻避情结”最明显。
三、“核邻避情结”的描述分析
“核邻避情结”的第一个层次是关于设施修建的距离判断。当被问及“您认为核电站修建在哪里最合适”时，78.7%的被访者表示应该修建在外省市，11.6%的被访者认为可以修建在本省，但不能在自己居住的县市区修建，只有8.7%的被访者觉得如果需要修建核电站，在本县市比较合适，仅有1%的被访者认为核电站可以修建在自己社区附近。可见，此次调查中的居民关于核电站的“邻避距离”依然较远，大多数被访者主张核电站应该远离自己的居住地。人们的这种心理拒斥感是以一省的空间范围为参照点，希望核能设施距离自己的家乡越远越好。
四、影响“核邻避情结”的相关因素
表2模型1显示，对居民核电“邻避”态度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多个，涵盖了个体对核能风险特征的判断要素、对风险关系的认知以及个人特质变量中的主要方面。在对核能风险特征的判断变量组中，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居民对核能风险的健康损害程度和核能的世代危害性的判断这两个维度。居民认为核能带来的健康损害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反对核电站的修建;居民认为发展核能带来的危害性越长远，特别是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可能性越大，他们对核能的“邻避”态度就越明显。在个人与核能风险的关系认知的影响上，居民对核能的接受程度、遭遇核能风险的自愿程度以及发展核能带来的收益三个维度有显著影响。居民对发展核能的接受程度越低，其越有可能对核电站持有反对态度;居民遭遇核能风险的自愿性越低，其对核电站的“邻避”态度越明显;而居民如果认为发展核能给自己带来的收益越低，那么其越有可能反对核电站的修建。在个人特征影响方面，男性居民的“邻避”态度更明显，文化程度越高的被访者越有可能对核电站的修建持有反对态度，居住地距离核电站越远的被访者反而越有可能持有反对的态度。
表3模型3显示，对居民的核电站“邻避距离”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六个方面。其中，在核能风险特征的判断方面，被访居民认为核能带来的健康损害程度越高，核电站越应该修建在远离自己社区的地方;居民认为核能带来的长期危害性越大，其越希望核电站修建在远离自己的居住地的地方。在核能风险的关系认知方面，对核能的接受程度越低，被访居民越希望核电站建在外地区，不要出现在自己的生活空间范围内;居民认为修建核电站带给自己的收益越低时，其越希望核电站建在远离自己社区的地方。在个人特征的影响方面，年龄越大的被访居民，其“邻避”距离越短，这意味着中老年居民可以接受核电站修建在距离自己住家较近的地区;而那些原本居住地距离核电站较远的被访者，其“邻避距离”也较远，也更希望将核电站建在外省市。
结合表2和表3的数据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对居民的“核邻避情结”的三个指标变量都有显著影响作用的，是居民对“核电站产生的健康损害程度”、“核电站带来的世代危害性”以及“核电站带来的收益”等感知因素。这意味着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健康风险、经济收益和危害的长期性的判断是激发居民产生“邻避情结”的根本性诱因。另外，被访者的居住地距离核电站的远近也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居民的“邻避态度”和“邻避距离”都受到这个因素的显著影响。以往的研究显示，风险源的规模、致命性以及人们对危险的知晓程度这些变量都是影响人们风险态度的主要因素。〔7〕但是，本次调查的结果却表明，能否产生强烈的“邻避情结”并不在于居民对该核电设施的风险规模判断有多大，居民也不太在意核电设施是否有着致命性的危险，他们甚至不太关心自己是否正身处危险之中，上述几个因素在本次调查结果的模型中都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2.在影响居民“邻避情结”产生的诸多因素中，核电设施的健康威胁、风险的长期性和居民对核电站带来的收益判断等三个因素最为关键。居民认为核电站设施带来的健康威胁越大，他们的“邻避情结”就会越显著;居民认为核电站风险的影响越长久，他们表现出的“邻避情结”就越强烈;居民认为发展核能带给自己的经济收益越低，他们就越倾向于反对修建核电站。
3.居民对核电站的风险规模大小、核事故风险的致命性以及对身处核风险之中的知晓程度等几个主观判断，都不会显著影响到他们“邻避情结”的产生和强度。遭遇核电风险的自愿性程度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它只对居民的“邻避态度”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而对居民的“邻避距离”和“搬迁意愿”都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效果。
4.其他影响变量中，如居民对核能的接受程度、居民的年龄和居住地点等也对“邻避情结”的部分指标产生了显著性影响。结果显示，居民对核能的接受程度越低，其越可能对核电设施持反对态度，其越希望核设施修建在远离住家的地方;年龄较大的居民为规避核能风险而搬迁的意愿较低，他们的“邻避距离”也较近，整体上看中老年群体对核电设施的“邻避情结”并不那么强烈;居住地距离核电设施30公里以上的居民的“邻避情结”反而更为明显，他们对核电站修建在本社区附近的决定持反对态度，多建议把核电设施修建在外省市。
（二）讨论
在本次调查中，居民对核电设施的“邻避情结”没有受到核能风险的规模大小、致命性等风险特征的显著影响，这与最初的假设不一致。国外有研究者认为，核能会带给人们很多负面的想象，核武器爆炸产生的大规模杀伤力往往会被人们想当然地强加给核电站，遭“污名化”的核能技术被认为是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设施从而遭到公众的一致性抵制。〔8〕日本福岛核事故又再次印证了这些结论。但是，核电站的风险特征对中国居民的“邻避情结”的影响作用在本次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验证。事实证明，当前能有效激发国内居民的“邻避情结”的因素，不是核事故的影响规模和致死概率，而是人们对核能设施引发的健康风险、长期危害以及经济收益问题。笔者认为，产生上述出人意料的结果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内地居民对重大核能事故缺少直接的经历，导致其对核电事故的风险规模大小和致死性的认识较为模糊。从中国的第一台核电机组并网发电以来，现有的核电设施保持着无重大安全事故的记录，起码在公众的眼里中国的民用核电设施是安全的。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新闻报道尽管让中国的老百姓在一个时期内了解到了核电站的巨大风险，但那只是新闻信息风险放大的即时效果，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的防控措施挽回了公众对国内核电设施的信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增强了公众的安全感。
其次，没有亲历过重大核事故的国内居民却依然反对在自己家附近修建核电站，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理性自利”的考虑。为了证明这一论断，我们可以看一下本次调查中另外两道问题：“请问您支持我国继续发展核能来提供更多的廉价电力吗？”，高达88.5%的被访者的回答是“支持”;“请问您希望中国全面放弃核电站的发展吗？”，有84.6%的被访者回答“不希望”。可见，多数人在发展核能上表现出的支持态度，与他们在本社区附近修建核电站的问题上表现出的反对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廉价电力的渴望与对核能风险规避的矛盾心理，促成了居民当前的“邻避情结”。需要指出的是，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并不能全部归咎于居民自身，政府和相关核能企业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部门没有做好风险沟通，没能向公众充分解释“风险与收益”是核能发展的“一体两面”，在强调发展核能的经济收益的同时未能向公众详细说明现有技术条件下要求核电站达到高收益零风险的“美好愿望”是暂时无法实现的。如果各地都希望享受核能带来的廉价电力却又排斥核电站修建在本地，那么人们就会不切实际地期待核电站修建在外国甚至地球之外了。这种看似滑稽的推论恰恰警醒着核能政策的决策者们，必须明白科学的风险沟通是多么的至关重要。
第三，目前，国家正在致力于实施高效清洁低碳能源战略，继续稳妥地推进核能发展的大方向不会出现动摇，公众对此有着较为清楚的认知。既然国家能源政策不会改变，那么公众转而关心健康与经济收益等现实问题则是更为理性的选择。加之核电辐射危害的不可见性和长期性，让居民更加关注核电站带来的健康风险、医疗成本以及相关经济收益与补偿问题。故而，当居民认为核电站具有高健康危害性、危害具有长期性且不能给自己带来太多收益时，就会对其采取“邻避态度”。对此，政府等相关部门要有清楚的认识，并认真对待。毕竟这样的问题不是通过三言两语的解释以及要求居民体谅政府的苦心等说辞就能解决的，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让核能项目给当地百姓带来切实的经济收益，并对他们的健康与医疗成本给予合理的补偿才行。
另外，还有两个研究结论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是居民的文化程度越高，他们对核电站越有可能持有反对态度;二是居住地距离核电站越远的居民，他们的某些“邻避情结”表现越明显。这两个结论似乎有悖于常识。如果本次调查经得起检验的话，那么就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回答这两个疑问都要从“科学、理性与风险的理解”入手。
一般情况下，知识阶层的公众被认为是理性的，高学历的知识人对科学的信奉程度应该远远高于其他人群，因此这部分人被看作是能充分理解政府核能政策的中坚力量。不幸的是，调查结果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实，具有较高学历的居民反对修建核电站，恰恰说明了他们对核风险的理解是具有一定深度的。他们对于政府及其相关核电企业的“安全宣传”持有怀疑态度，认为这些宣传带有片面性，政府等机构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某些风险实质。本次研究中同步进行的实地访谈显示，高知识阶层反对修建核电站主要是因为政府忽视对民意的征求、核电企业采取的片面的环境影响评估方法和解释方式。可见，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居民的“邻避情结”，实际上是他们在和政府及其科学体系进行“风险解释权和话语权”争夺时的一种情绪性表达，其目的是更好地通过科学理解风险。
至于远离核电设施的居民“邻避情结”更为明显的问题，也是可以解释的。一方面，那些远离核电设施的居民反对在自家社区附近修建核电站的态度更为坚决，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印证了“邻避（NIMBY）”最初的含义：一种自利的态度与行为。越是远离现有的核电设施，居民们越希望以后新建的核电设施千万不要在住家附近选址，保护自己既有的、安全健康的生存环境的意识转化为了强烈的“邻避情结”。另一方面，因为远离现有核电设施，这些居民有关核电风险的绝大多数信息和由此做出的判断都来自于间接经验。由于缺乏对核电设施的亲身体验和感性认识，他们关于核电风险的判断充满了“假想式”的理解，往往会把某些风险刻意放大，使得核电设施的相关风险信息的传播产生了扭曲，进而带来了误解。所以，间接的、充满想象成分的恐慌带来的对核电设施的风险误解造成了强烈的“邻避情结”。
针对这样的状况，政府和核电企业在核能项目开发时必须考虑到公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环境诉求，让利益相关者各方充分参与到核能项目决策中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同时避免单纯的解释和说教。核电企业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给予更大范围内的公众亲身体验已有核能设施运转情况的机会，用事实论据来加强风险沟通的效果，从而减少公众“核邻避情结”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Slovic P.，Fischhoff B.，Lichtenstein S. Facts and fears： understanding perceived risk，Policy and Practice in Health and Safety， 1979，
（38）.
〔2〕余宁乐，李宁宁，杨广泽.核电站周围人群核焦虑研究〔J〕.中国辐射卫生，2011，
（1）.
〔3〕全世文，曾寅初，黄波.北京市居民对核电的认知与接受意愿――基于日本核泄漏事故背景下的调查〔J〕.北京社会科学，2012，
（5）.
〔4〕〔美〕保罗・斯洛维奇，等.核风险与公众：法国与美国风险感知的比较研究〔A〕.〔德〕奥尔特温・雷恩，〔澳〕伯内德・罗尔曼编著.跨文化的风险感知：经验研究的总结〔C〕.赵延东，张虎彪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7〕〔澳〕伯内德・罗尔曼，〔德〕奥尔特温・雷恩.风险感知研究导论〔A〕.〔德〕奥尔特温・雷恩，〔澳〕伯内德・罗尔曼编著.跨文化的风险感知：经验研究的总结〔C〕.赵延东，张虎彪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8〕〔美〕保罗・斯洛维奇，等.感知到的风险、信任及核废料政治〔A〕.〔美〕保罗・斯洛维奇编著.风险的感知〔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