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较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从纵向这一维度看，人们对它的运用已具有久远的历史；从横向这一维度看，它已深入到了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当中去。这也决定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学科范畴对于比较研究方法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要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去把握最一般的抽象，考察产生它的历史条件，进而根据要比较研究的对象的历史条件去考察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这样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司马迁；孟德斯鸠；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假说；客观尺度
对于比较方法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著的《雅典政制》中，他对158个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公元前2世纪，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同样也将比较方法广泛的应用到《史记》这部传世之作的创作中去，不仅运用比较手法，交错比较展现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特点，而且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财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大量使用比较的方法，通过比较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气候等多重因素，最终得出关于政治统治的一般理论。随之而来的是比较方法被其他学科纷纷应用到本学科的研究过程中去，先后出现了比较政治学、比较教育学、比较艺术学、比较文学等。相反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比较方法本身的研究被逐渐遮蔽掉了，因此本文旨在从一些被限制了学科领域的比较研究中，分析总结更为科学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而这一过程本身也正是比较方法的运用。
一、如何认识比较研究
（一）比较研究的含义
有观点认为①“思考就是比较――就是寻找异同点。”“比较研究应是一种科学方法，是对同类的或近于同类的学科（至少具有一种足够程度的共同属性），就其多国度、多文化或多社会因素进行慎重地比较和讨论，对异同点作出各种评价和阐释的科学方法。简言之，是对各个异同点联系社会环境中所有因素加以解释，就是比较研究的精灵所在。”“她（指社会科学领域的比较研究）的旗帜上写明：它是某一学科或领域的一部分，有自己固有的方法，有自己的范围，有自己中间科学的特征，有自己的目标――寻找类似点和差异点，并力图解释后者。”
上述观点在笔者看来，第一，将思考视为比较是对比较研究过于泛化的解释。如果将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去，仅仅是为了通过思考而寻找并解释异同点，那便谈不上研究。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事实上，人们只有先改变世界，才有解释世界的可能。例如，物理实验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实验我们可以改变某种物质的状态或结构，进而从观察中验证我们的推论是否正确，从而判断我们形成推论的理论假设是否成立。只有在理论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解释世界。第二，通常社会科学中的比较研究不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例如我们可以利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外教育制度进行研究，而并非研究一门中外教育制度比较学科。
（二）比较研究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关系
有人通过提到美国比较图书馆学家J.珀利阿姆・丹顿在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论述中否定演绎的、经验的、历史的等研究手段的观点，将比较方法同其他科学方法孤立开来。也有观点认为③“不能把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孤立化、绝对化，它还需与其他的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如果把比较方法绝对化，把它同其他更为普遍的科学认识方法隔绝开来，那不仅不能完成科学研究的任务，而且势必会产生一些弊病。”
上述两种观点相互矛盾，我们倾向于肯定第二种观点，这不仅是因为丹顿在之后所提出的科学程序中又强调了事实、经验的证据、力求客观以及对已知现象的分析等条件，而且这些又是必须结合历史的、经验的等科学方法才能实现的；还因为比较研究方法本身也不是面面俱到的，它离不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更离不开其他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为辅助，只有这样它才能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
（三）从比较研究看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④社会科学同数理科学处在差异的两个极点。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几乎都可精确计量和掌握。然而，几乎一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最重要因素――人，却是不易掌握的。谁能用“物理定律”中恒定性、精确性和终极起初性去把握人的行为、目的、爱好和厌恶呢？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因素的人的各种行为、情感、爱好等难以用精确的度量数词来表现，这样看来，好像社会科学研究相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复杂，所以社会学家只有选择借鉴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大范围事实的对比分析，得出尽可能准确的解释。我们在发展比较理论时，要通观全局，紧密注意同别的“辅助学科”的关系。这里的“辅助学科”列举了语义学、语源学、逻辑学等学科对比较图书馆学的重要意义，却明确地指出“绝不能接受熵的观点”（这里，熵的定律还被偏颇地理解为推及到宇宙问题中去的普适绝对定律），从而用物理定律来研究未来社会。
我们认可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有存在差别的地方，例如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但不等于我们承认可以把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从本质上彻底区别开来。例如1997年，第二十九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学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克尔斯，他们创立和发展的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在新兴金融市场交易的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和推广，而这一理论在推导过程中，却是借助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相关公式推导得来。而属于数理统计学范畴的“大数定律”不仅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也已经成功地运用到了社会生活包括人的行为的许多方面。除此之外，文学作品本身也可以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来进行比较研究，成功的例子包括对《红楼梦》等作品的作者的识别等。还要说明的是，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远非都是可精确计量和掌握的，其中未知的领域还是非常多的，一点不比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未知领域少。
二、如何进行比较研究
（一）比较研究方法中“假说”的意义
1. 比较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正因为有观点认为比较研究重点在于“解释”，为了解释而解释，所以“假说”便成为比较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有观点曾指出⑤“科学的假说就是比较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继而作者用一颗水珠形容假说，将水珠对太阳光的折射这一比喻用于解释假说所体现的科学认识方法的本质特点。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到美国的一些企业管理学者，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人”的假说，通过比较社会和心理的因素，从而否定“经纪人”论。还有观点认为在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时，应当“提出规律性的假设。假说在历史研究中是允许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大量史料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初步看法，就属于科学的假设，这与唯心主义的假设根本有别。”⑥
上述观点除了最后一种观点外，都是错误地以假说为出发点。之所以说其错误，是因为假说本身只是朝着预定方向而做的一种猜测和说明，从假说出发，只能到达假说所设定的目的地，而到达不了科学的理论。而想用一个假说和另一个假说做比较，这种比较也是鸡同鸭讲，是根本无法进行的。最后一种观点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也没有强调从假说出发，但是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恩格斯曾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⑦即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始终是从事实出发，不会掺杂一丝假的东西。其次，从事实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形成什么假设，而是要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科学的理论。
2. 比较研究方法中的尺度。为了进一步突出假说的重要性⑧，有观点指出“假说要充当一个尺度去评介收集得来的和提供出来的材料在本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之优劣。”并且这个假说是“依据深思熟虑”而建立起来的。“好的假说，应当表达一种普遍的、恒定的、有因果关系的联系，且不受时间的、空间的局限，说明那种关系是永恒的真理。”
的确，在比较研究中我们确实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客观评价比较双方或几方的尺度。但是上述观点中以假说作为尺度，就使尺度本身失去了客观性。事实上，再怎么经过“深思熟虑”的尺度也只是一种脱离现实和实际的空想。要想获得具有客观规律的尺度，我们只有回归到现实当中去，通过实践活动处理大量的事实和可供加工的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对现实的抽象――客观尺度。再“好的假说”也不能说明一种永恒真理性的关系，恩格斯曾指出要想获得杜林所谓的永恒的真理或绝对真理，“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的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所有联系的――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和历史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这一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进展就中断了――这是荒诞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⑨因此，所谓的“表达一种普遍的、恒定的、有因果关系的联系，且不受时间的、空间的局限”的假说，永远都只会是一种假说，一种被科学否定了的假说。
（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有观点认为，当前比较研究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大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需要找出不同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然后再轻易下个结论。⑩而对于希望得到更为科学的比较研究结果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究竟怎样才能称得上更为科学的比较研究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1. 比较研究的前提。有人认为“比较研究具备这三个要素：（1）具体的对照；（2）多国度、多社会或多文化的因素；（3）对已知差异的解释。”{11}也有人认为“比较研究，首先涉及到比较对象的可比性问题，而不同对象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则取决于事物本身的性质。”{12}例如我们无法比较得出“木与夜孰长？”而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写给弗・梅林的信中说：“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相应时代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13}
第一个观点确实是在论述比较研究的几个要素，但参照恩格斯的观点，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对这些要素的选择。如果要素选择的不恰当，缺乏正确的标准，那么就很难得出应有的科学结论。
第二个观点指出，比较研究“首先涉及”可比性问题。但是，比这个更首先的，是为什么要比和比什么？只有确定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谈到可比性问题。我们知道，木与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方面说，它们有共性，从而也有可比性，只是比的不是长度而已。另一方面，从木与夜中我们都可以归纳出一些数，而这些数是可以比较大小的，所以，从一定的角度来说，木与夜孰长，并不是绝对不可比的。我们完全可以考察一夜的时间里，蜗牛能否从一段木头的一边爬到另一边，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比较地球形成黑夜的自转时间与蜗牛在木头上的爬行时间大小。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恩格斯所强调的“相应时代”这一观点，从中可以看出，判断比较对象合适与否，不能只满足“具体的”这一条件，它既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也不能是单从性质方面判断。除了判断这一对象是否合适之外，我们还应当判断这一对象所处的时间点是否合适。例如，列宁就曾将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同法国1848年革命作了深刻的历史的比较研究，有预见性地判断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为了将权利限制在资产阶级范围内，必然会对无产阶级提出各项要求的权利进行剥夺，调动并集结军队随时准备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最终这一比较研究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大的意义。而这一规律早在马克思1850年所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已经根据历史经验教训而有了详细的阐述。
2. 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在中西逻辑比较方面有观点认为{14}对于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如果都以西方逻辑相附会，则恐在比较研究中有削足适履之虞。用“真理”比喻中西古代逻辑在某一方面的契合点，用“真理的逻辑标准”比喻衡量中西逻辑在“是什么”上是否相同的依据，从而得出在科学研究中“真理本身是一回事，真理的逻辑标准则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
我们肯定“相附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西方传统逻辑并不适合帮助我们领会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而是应当用一种更为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作为中西逻辑比较中的对照参证。而对于真理和真理的逻辑标准问题，我们必须思考真理的逻辑标准是否具有真理性，其本身又是否为真理？如果不是，它又怎么能作为衡量真理的依据呢？如果是，那么它与真理就不是两回事。
在历史的比较研究方面，有观点认为{15}要真正做到如列宁所说的：“尽量确切地把两种事实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确切地把一系列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各个发展阶段间的联系研究清楚”。这一观点正体现了真正意义的比较研究。首先，在确定比较对象之后，要对比较的双方或几方进行科学详细的研究，正确掌握它们作为独立个体的事实。其次，比较对象间的差异，不是通过相互割裂开来而得到的差异，而是在事实研究清楚的基础上，把比较对象置于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体现出的差异才是比较对象间具有研究价值的差异。
还有观点认为{16}“在对象不具有可比性时进行比较，那自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发现了不同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具有可比性，并不意味着在那些方面所作的比较就是有价值的。”进而过渡到讨论更深层次的比较研究。例如，作者认为深层次的比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同美国的不同命运，一方面强调美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和自我修复能力上遇到的难题，如美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业化中后期的自我拯救”，以及通过反思后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质疑、改造和修正。另一方面，作者以毛泽东的一段话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所掌握了。”从而得出最终结论：导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衰退而在中国勃兴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现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能力。”作者还举例认为“当年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看到父亲用手敲击酒桶以判断桶中酒的多少，由此得到启发，发明了诊断人的胸腔内有无积水或积水多少的‘叩诊’法”是对酒桶与人的胸腔在进行了深层次比较的结果。
事实上，第一种比较反而是较浅层次比较。这是因为作者忽略了中美两国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在国家性质的发展阶段上是落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马克思主义的境遇必然是有所差别的。这种差别在马克思生前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例如，在当年工商业发达的英国和相对落后的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境遇就不同。这种差别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现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能力”，而在于英德两国的发展阶段不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在进行中，英国工人上层开始工人贵族化了，而德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造成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形成差异的，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现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能力”，还要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大环境进行对比分析才能得到更为科学准确的结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世界各国都是同等存在的。而第二种“比较”的侧重点在于将学习到的判断酒的多少的方法应用于判断胸腔中积水的多少中去，而非侧重于通过对酒桶与胸腔的比较研究，得出这二者间的差别，并解释这种差别形成的原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并不属于比较研究，而是一种方法的借用。
3. 比较研究中的“衡量尺度”。有观点认为{17}，不同对象之间作比较研究，需要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到一个通用的衡量尺度，而这一衡量尺度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时，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化，不能机械地套用任何标准来对我们看到的社会现象进行评判，否则将很容易出现形而上学的谬误。这并不是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就没有是非判定标准，而是这种是非判定标准也不可能是一把刻板的尺子，能够很容易度量社会问题的是与非及社会发展内在规律。
我们认可在比较不同事物时，需要一种尺度，也认可这种尺度不是刻板的，僵化不变的。但是，我们比较不同事物，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也不会满足找到一种比较的尺度来进行比较。我们进行比较的目的，也不是用来判定是非的，而是为了构建事物之间的联系，推论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的。例如，马克思曾经对工人们说，“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18}虽然工人经受资本主义的剥削是一种不公平，但是工人一旦进入资本主义工厂或企业，就必然会遭受剥削，这不是判断出公平或不公平就可以避免的。所以通过比较分析后，得出什么会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样一种内在规律才更有意义。
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看比较研究的原理
（一）以《资本论》为例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的典范，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作了既广泛又精深的比较研究。诚如恩格斯所说，为了有效地研究这种生产关系，“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19}有观点认为{20}恩格斯这里所讲的不同时期的比较与并存式的比较，按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纵向的比较和横向的比较。
从纵向这一维度看，作者借用马克思的观点“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21}并提出：离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就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这一观点，来说明在马克思的纵向比较中所采用的具体问题的比较和理论的比较。
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一方面，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我们虽然希望摧毁资本主义本身，但仍应当从中看到未来社会所需要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相适应的交往关系。例如我们评价改革开放，虽然有些人至今仍对改革开放抱着强烈的反对和批判的态度，但更应当从中发现一些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所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有比较才有鉴别，一味地只读马克思著作的人是很难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从横向这一维度看，马克思在以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作为典型的同时，也广泛地收集材料与事实，从历史的、社会的等角度对世界其他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将这一研究的目的和意图总结为{23}：第一，发现各国所共同遵守的一般规律；第二，探索一般规律在各个国家具体实现的形式；第三，提倡国与国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但是，这里的比较是一种有方向的比较，即以英国为比较的出发点，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比较。马克思曾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4}从而，在国与国之间的学习，也主要是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学习，而不是简单地相互学习。此外，上文作者在提到对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时指出，美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割去奴隶制这一“赘瘤”，这一说法实际上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美国的奴隶种植园经济仅代表着南方的农业形式，并不代表美国农业经济道路的主体。另一方面，虽然种植园经济是通过废除奴隶制而告终，但是这种经济本身也是无法持续发展下去的。马克思曾在《北美内战》中指出{25}“由奴隶耕种的、作为南部输出品的棉花、烟草、糖等等作物，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的。”“由于地力耗尽，植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在环境的压力下，南卡罗来纳州已部分地变成了一个繁殖奴隶的州，”由此南方企图开拓北方的土地继续开展种植园经济，遭到北方的拒绝，进而南方主动挑起了南北内战。这里既谈不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也谈不上割去奴隶制这一“赘瘤”的问题。
（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谈到的对生产和劳动的研究，实际上正是一种比较研究。马克思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26}
上述论述证明了马克思的比较研究不是以假说为基本出发点，而是从合理的抽象出发。这种一般或者说“共同点”即共性，“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即个性，共性本身蕴含着个性，二者相互联结，相互提醒，不是将共性和个性作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方面分开阐述。“忘记这种差别”正是为什么会出现永恒真理的原因，所谓永恒的真理其实都有非永恒的一面。而一旦概括出这种抽象的共性，它也就变得毫无用处，不能被用来理解任何东西，自然也就不能被当作真理。
马克思回到劳动的范畴，指出对劳动的理解“是现代的范畴。”因为在现代社会“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而这样做要“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 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最复杂和发达的生产组织，“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27}
一方面，劳动从古就有，我们讲的劳动概念是指一般性劳动，而这样的劳动在古代是不存在的。例如，古代巫师或者鞋匠都有属于自己的技能，都是具体的劳动，由于分工而被固化。但从现代社会开始是把任何种类的劳动同样看待，例如，耕种、冶炼、做工都被视为劳动。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每种具体劳动中的劳动技巧几乎都被固化在了机器里，以往一种需要经历长时间培训的技能如今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就能够通过机器来掌握，正表明了“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从以前的社会形式及关系中虽然也能总结出一种抽象，但这种抽象只能作为一种假说。另一方面，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近代的发现对认识以前是一种工具，比较研究的前提是要将作为更高等级的比较基准掌握全面。例如，我们希望通过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地租来理解古代地租，首先要掌握现代资本主义的工资和利润。
（三）以《爱尔兰史―自然条件》为例
恩格斯曾指出“和英国相比，爱尔兰总的来说更适宜于畜牧业；不过要把英国和法国相比，那英国也同样更适宜于畜牧业。但是，难道因此就可以说全英国都应该变成牧场，就可以说为了要腾出地方来饲养牲畜以便日后把牲畜运到法国去换取丝织品和酒类，英国的所有农业人口，除了少数牧民以外，都得迁到工业城市或美国去？”{28}
在这里，恩格斯不仅以对英国与法国的带有嘲讽的对比作为反驳的依据，而且他还亲自化身地理学专家，完全撇开政治等因素，对爱尔兰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实地考察，通过收集大量资料和事实对爱尔兰的土壤、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作了极其详细的分析，这些在他所写的《爱尔兰史―自然条件》中有很好的体现，最终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如果不抱任何成见，没有被爱尔兰地主和英国资产者的自私自利的叫嚷搅昏头脑，那就应当说，就土壤和气候而论，爱尔兰有些地区较适宜于畜牧业，有些地区较适宜于农业，还有一些地区（它们占绝大部分），就像到处可以遇到的情况那样，既适宜于畜牧业，也适宜于农业。”{2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强调科学性的研究及对于问题一丝不苟的态度，才算得上是在做真正的比较研究。
四、小结
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是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30}
因此，在进行比较研究时，首先要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去把握最一般的抽象，考察产生它的历史条件，进而根据我们要比较研究的对象的历史条件去考察这些对象所处的发展阶段，这样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研究。
注释：
①④⑤⑧{11}李宗泉：《论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载《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③⑥{15}范达人：《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470页。
⑨{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0页、第164页。
⑩{12}{16}{17}黄骏：《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载《理论探索》，2011年第4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9页。
{14}张晓芒：《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看》，载《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2期。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20}{23}丰子义：《马克思的比较研究方法与经济体制改革》，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3-355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91页、第106-108页。
{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studying social sciences. Vertically， it has a long history in terms of utilization； horizontally， it has deeply rooted into the study of various disciplines， which determines the distinct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view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and various disciplines. When the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it shall be accompanied by sufficient specific developments， learning the most general abstract and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n presuming the stag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object，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be meaningful.
Key word： Ancient Greek； Aristotle； Sima Qian； Montesquieu；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Marxism； Methodology； The hypothesis； Objective Mea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