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边缘社会作为近些年来兴起的热门研究方向，在国内外目前都有比较深刻的讨论。文章即是在对国内外一些文献的研读中，发现和比较中西方边缘研究的一些共性，并作出的一个简单的文献梳理，从文献中不难看出，边缘社会的形成大都离不开几个关键的因素，即文章所提出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与族群认同。
【关键词】边缘社会;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族群认同
东晋时期的陶渊明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桃花源记》，在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个渔人误入森林，进入山中发现一个远离王朝统治的乌托邦式的村落，但在渔人出去后却再也寻找不到进入的路;而在其充满争议性的著作《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James C.Scott也在所谓的佐米亚（Zomia）的高地区域找到了一块“桃花源”，并将生活在此处的居民视作躲避低地国家政治统治的逃离者，他们在这区域里有着与其逃避治理的目的，紧密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尽管陶渊明的文章并不能算作一篇学术性的论述，但对比两者不难发现，在两者的叙述中，有相似的因素促成了相似的结果或者说相似的一个处于边缘的世界：首先，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很难被常人发现，正因为地理位置的偏僻，使得统治者无法将权力的触角伸及此处;其次，它们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态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的迁移或逃离多发生于动乱时期或者政治高压时期;最后，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缘故，使得在此生活的人们逐渐成为不同于主流人群的族群，并拥有自己独特的族群认同。当然，自秦汉以来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中国早在西汉时期便有了明确的华夏与四夷之分，因此中国的边缘地带有其历史悠久的复杂性，并深受其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学术界多以近代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视角来对高地族群进行分析，着重于强调国家的强权对于边缘社会较弱的控制能力，以及边缘社会与国家强权进行博弈时所采取的策略。
一、地理环境
形成边缘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在地理位置上该区域难以容纳大量人群居住。荷兰学者Willem van Schendel提出的“佐米亚”一词，用来指位于东南亚的大片山区，它们由印度、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中国西南等国家的边界高地区域组成，过去存在一些国家形式，但如今却与相邻的低地国家保持着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实际上，不光是在山地区域，在草地、高原、丛林、甚至沙漠绿洲都有边缘社会的存在。相较于低地平原地区，这些地方更难控制，一则是因为不方便互相沟通，二则是因为不适合长期定居。比较易于观察的是，地处国家统治弱端的边缘地区，常常是交通不够便利，地势多险要或崎岖不平，常为人迹罕至的地方。低地国家的文明依赖于一种定居式的生存方式，而与之相对应的高地或者说边缘社会是一种处于变动的模式。Scott分析过高地居民的耕作方式为混合种植，他们种植的作物多为根茎类作物，之所以选择这种类型的作物，是因为根茎类的作物可以在其成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再获取，不必担心因为离开而造成腐坏而无法收获，这使得高地居民在此区域内具有相当灵活的居住形式，能够摆脱长期的束缚，达到逃避国家统治的目的。相较于山地、高原地区，草原地方干脆放弃了农作物的耕种，而是采用游牧方式，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详尽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于生存其中的族群最终选择的生产方式相当重要的影响，由于分别采取农耕与游牧的不同方式，在现今的中国内陆彼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并且常常是游牧文明被农耕文明视作是“野蛮”与未开化的，被其排斥在外成为边缘地带。
因此上，地理环境的不同塑造了所居于其中的族群不同的生存方式，而一些独特的诸如山地、高原、草地的环境，因为与低地平原相比较，更加不容易到达，故而更易成为被遗忘或努力想要被遗忘的边缘世界。
二、政治经济
对于边缘社会的探讨，始终绕不过的话题是国家权力对其所存有的影响。Scott认为，佐米亚区域的高地居民并非是被动的逃难者，而是主动选择躲避国家高压统治的能动者，这一区域所存有的边缘社会是阻止国家权力进入的结果。在这一社会中，形成了分散的扁平的同时也是流动着的组织结构，能够在应对国家权力的袭入时，很方便的进行拆散和重组。与之相似的是，中国有一句古语：“天高皇帝远”，意即越偏远的地方，政府的力量越难以渗入。而在这些地方，历史上通常是采用羁縻的政策，即承认当地的土著贵族，然后由中央政府封以侯爵，以此方式纳入统治。Scott的论述倾向于强调高地社会主动抛弃与低地国家的联系，以求得无政府治理的结果，但实际上，边缘社会具有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在不同时期与低地国家的交流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这样的境况，使得这一社会中的族群占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战乱或者不堪忍受国家权力之时可以拥兵自重、起而反抗抑或躲入深山、逃离统治;而在低地国家政权繁盛时，向其归顺并与之进行贸易等交流则能够获得一定的现实利益。C.Patterson Giersch通过对四川、云南等高原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茶马、麝香交易分析了经济贸易对于边缘社会的影响，处于边缘社会的族群通过迎合中原王朝统治者，可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而在此交互过程中，边缘的范围得到进一步推进，原有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正如拉铁摩尔所论述，中国内部建立的王朝，在其鼎盛时期，通过其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将边疆向外推进，建立其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统治。但这种边缘统治具有不稳定性，一旦中原王朝的影响力下降，也极易脱离控制，成为不同的独立天地。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Scott并非对这种相互作用下的结果没有产生预见，他笔下描述的地方正在逐渐消失，无所不至的利维坦权力关注结合现代技术的控制，使得逃避统治越来越困难。Jean Michaud也看到随着更多的公路和铁路通往这些地区，以及诸如电视、电话和网络等现代沟通技术的引入，边缘区域原有的地形阻力已经被逐渐消除，许多高地居民离开曾经生活的偏远地区，选择定居在更加便利和繁荣的附近都市之中。但Jean Michaud并不认为这一变化能够彻底抹掉边缘社会的继续存在，只是改变了其存在形式，原有的神秘感虽然逐步被破除，但显然对于低地人群而言，边缘社会的不同之处更加有趣，异族风情的生活方式成为了吸引低地人群前来观光的卖点，在内里被同化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着表面上的不同，而所谓的“少数民族”被同化的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三、族群认同
如前所述，在边缘地区生活的族群由于远离主流聚居区域，形成了其特有的生活习俗和族群认同，西方学者认为在佐米亚地区生活的高地居民不同于低地国家的族群，其中Scott着重强调了他们所在地域文字的缺失，与此同时，流传于他们中间的传说又宣称他们曾经有文字，只是因某些原因被毁掉或遗失了，这意味着他们曾经是文明的一部分，但却又主动放弃了文明，显然这与Scott本身认定高地居民逃避低地政治统治的观点互为佐证。而在掺入民族认同的因素时，西方学者多将中心和边缘界定的比较清楚，中心即为统治民族，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具有支配力量的族群，而边缘则是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存发展方式，努力摆脱中心控制的族群。受此影响，新中国建国之后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更是将这些边缘族群定义为相对于汉族而言的“少数民族”，实际上，这一民族识别更多具有政治上的意味，并未真正有效区别不同族群在其认同上的差异。
费孝通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曾指出，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的方式将东亚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并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入的压力之下取得大一统格局，形成自觉的民族实体;但这一格局是包含多元的统一体，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作为对这一观点的侧面印证，王明珂在对羌族的研究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民国时期北川的青片河地区，城镇的人骂山村的人为“蛮子”，而山间各下游村寨的人也骂上游的人为“蛮子”，而各地的人都自称是“汉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北川山间村落“汉人”又成为了自我心理上认同的羌族。王明珂将此认同上的变化看做是长期华夏边缘形成与变迁的一部分，“非汉族群不再是受污化的‘蛮夷’，而是值得骄傲的少数民族;边缘地带资源匮乏所造成的族群内外的冲突和暴力，也在国家及民族体系的资源分配下得到缓解”。
对于边缘社会而言，民族认同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族群认同具有多重性并且能够随着情势的变化而相应的发生改变，Sara Shneiderman对于喜马拉雅山地的唐米人（Thangmi）的研究就表明，开放的身份认同，不仅有益于山地居民保持一种不被统治的族群客观存在，而且能够从低地国家处获得实际的好处。
四、结语
王明珂曾指出所谓边缘观点或边缘研究，不是将边缘视作核心，而是要发掘边缘的声音及意义，以及造成边缘地位的历史过程，让研究者对自身的典范观点产生反思性的理解。边缘研究作为近些年来兴起的热门研究，显然这样简单的比较回顾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学术界对于处于边缘区域的亚洲高地从来不缺乏研究的兴趣，而幅员辽阔的中国边疆区域自然是其中研究的对象。中国自身具有的悠久历史塑造了丰富多彩的边缘社会，而伴随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近年来时有发生的边疆争议，显然中国边疆区域的研究值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并保持积极地沟通与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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