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边缘的身份和特殊的人生经历铸就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和虹影从边缘性主题出发，展示了边缘人的生命状态，本文试图通过两者作品中边缘人物的塑造来探讨、比较杜拉斯与虹影的边缘性色彩。
关键词：杜拉斯 虹影 边缘
引言：
玛格丽特・杜拉斯，法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1950年，一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问世，使得杜拉斯开始受到关注，此后，杜拉斯又有多部小说和剧本陆续发表，如小说《琴声如诉》、《恒河女子》，剧本《长别离》、《广岛之恋》等。1984年，时年70岁的杜拉斯更是凭借她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小说《情人》获得了法国文坛最高奖项――龚古尔文学奖，达到了她文学生命的巅峰，使她成为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法语作家。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杜拉斯是唯一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虹影，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上海王》、《饥饿的女儿》等以及中篇小说《绿袖子》等，还著有诗集《鱼教会鱼唱歌》等。虹影是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曾在2002年度被评为““最富争议的作家”，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中国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她曾说过：“中国的女作家都受杜拉斯的影响”，可见虹影也是承认自己是受到杜拉斯影响的。杜拉斯和虹影都是因为身份的边缘性以及童年生活经历等的影响而在作品中尤为关注边缘情境，这使得她们在写作中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关注了同样具有边缘人身份的女性这个群体以及其他的弱势群体。
1、身份边缘人
杜拉斯于1914年出生在印度支那的嘉定市，她的整个童年和大部分青少年时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童年的杜拉斯深切地感受到了饥饿、贫困、痛苦、疾病和社会的不公正带给她的痛苦，也深切的感受到了在两个民族、两个阶层之间的迷茫。18岁的杜拉斯从越南回到了法国，由于出生和成长在远离法国的越南，她的内心没有办法融入法国的社会，也许也是因为杜拉斯带有东方色彩的成长史，杜拉斯在自己的祖国也难以得到内心的认同感。王岳川对于杜拉斯的身份的判断就说得非常到位：“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然而这种边缘性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身份成为了杜拉斯日后创作的源泉之一，如在《情人》这部作品中的法国少女的童年是在远离祖国的越南长大，是一个“异乡人”，由于白种人的优越而融不进当地民众，也由于家庭贫困而融不进上流的白种人之中，是一个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边缘人的形象。
相对于杜拉斯的“异乡人”角色，虹影的作品中则是出现了“城市边缘人”角色。虹影出生于大饥荒年代的一个重庆船工家庭，家庭中经济艰难，生活的艰辛在虹影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此外，由于私生女的身份，从小虹影就感觉自己与家人格格不入，是个多余的人。她自己曾在访谈中说道：“我18岁，弄清自己是一个非婚私生子的身世后，离家出走。”也许，也正是因为虹影成长过程中的边缘化，使得她的作品中寄托了作家自己的难以言表的情感。在《饥饿的女儿》中，主人公六六与作者的童年经历相似，作品通过叙述女主人公六六身体的饥饿，性的饥饿，以及心理的饥饿，对于生活在边缘的女性如何突围贫困和欲望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书写，也对女性个人身份认同在道德上的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挖掘。虹影和杜拉斯成长经历都在她们的作品中留下的痕迹，两个人都是因为身份的边缘性以及童年生活经历的影响而在作品中关注边缘情境，但是由于成长经历的不同，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的形象也由此不同，所体现的思想也由此而不同。
2、性别边缘人
杜拉斯和虹影都在作品中关注了边缘情境里弱小生命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本相，对于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的尤为关注，她们的作品中展现了女性的生命、苦难、欲望主题。个性十足而叛逆不羁的“女性写作者”杜拉斯一直都在尝试用独特的话语方式来表现女性。在《情人》中杜拉斯完全颠覆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常常处于的被动地位，女性开始在爱情中表现出主动的姿态，对性爱也非常坦率。此外，《情人》中还涉足了女性之间的同性之恋，十五岁的少女对于健美的室友海伦・拉戈奈尔有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欲望。杜拉斯极力推崇肉体之爱，“活应该也只能听凭欲望的管理，尽管它能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把它们――这些“不合规则的”欲望――呈现出来，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之予以赞美。”她的作品从欲望出发来确立女性的性别身份，高扬着女性主义的旗帜。
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一词以及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作家开始自觉把“女性主义写作”作为个体的写作追求。虹影自己说过她是“为女性写作，为爱情写作，让仇恨离开我们”。她的小说中女性的觉醒无处不在，如《阿难》中，围绕着主人公的生命体验和爱情体验，作者从女性视角对女性的自我价值、自我经验进行了肯定。《英国情人》讲述的是一段发生在中国女子和英国男子之间的爱情。与《情人》中法国少女对比中国情人的强势不同的是，《英国情人》中作为西方化身的朱利安在与林相爱后迷失在了林那独特的东方魅力之中不可自拔。陈晓明曾对两人之间的关系作出评价：“东方阴柔的唯美主义对西方的雄奇的唯理主义的征服。”虹影虽然作为一个海外的中国女性作家，但是她的作品中还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状况密切相关。
3、民族边缘人
杜拉斯是一个身处后于殖民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战争，杜拉斯有着深切的感受，她强烈地反对战争，在其作品中揭示了殖民体制的罪恶、控诉了战争的不义、痛斥了种族灭绝的恶行，触及了在殖民者的压迫下的被殖民族尤其是犹太人的悲惨状况，以边缘的视角表现犹太人的不幸，同时也表现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奥蕾莉娅・斯坦纳》系列中，杜拉斯揭露了在二战中犹太人受到的残酷迫害，评论家马雷克・霍尔特曾说：“在非犹太人作家中只有少数人能像杜拉斯那样实现这种分担。”杜拉斯以边缘化的视角展示了边缘世界的真实，以独特的方式揭露社会现实震撼了当时世界。
而虹影所关注的是民族边缘人生存与爱情的权利，《绿袖子》中，相爱的男女主人公是处于民族与民族的夹缝之中的两个“民族边缘人”。女主人公玉子是“满映”的一个中日混血演员，而少年圆号手是一个中俄混血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段忘年之恋开始了，虽然作为民族边缘人的两个有情人是那么的渺小，他们被中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强力驱散，但是他们却是那么的坚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坚持相互寻找。对于处于边缘情境中的玉子和少年圆号手对爱情的无畏的追求，虹影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肯定和同情，“我同情社会边缘人，尤其同情他们在不允许边缘人年代的命运。”《绿袖子》这部作品倾注了虹影对“民族边缘人”的关怀态度，体现了作家对生命的悲悯和对民族边缘人的尊严以及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在战争中追求真爱理想的深沉思考。
结语：
由于边缘的身份和特殊的人生经历铸就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和虹影从边缘性主题出发，展现了边缘人的生存状况，“站在边缘性的一边”、“为边缘人写作、呐喊”。这些主题在两者的人物塑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及，两个人的边缘色彩有着相似性，当然，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以及各自成长背景的不同，也有差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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