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中人神关系的比较
根据费尔巴哈的人类宗教学说，就其本源而言，神祗以及其文化构成和意义其实是人类的创造。钱钟书先生也有言曰：“神犹人然”，又说“神道之与人事如影之肖形，响之答声也”。在人类社会尚处在童蒙阶段时，人类面对大自然带给自身的双刃剑——自然既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衣食住行，反过来恶劣的自然条件又极大的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常常有无能为力的遗憾和恐惧。这样的体会让人类对自然既敬又畏。在这样的现实中，人类开始把自己对自然的理解进行了自发的拟人化，渴望同神秘难测的大自然产 生某种类乎人际交流的行为，神祗和巫术因此产生，继之而来的是关于探究世界的起源，神的家族化、组织化、社会化的过程。中国文化中的神系主要有两种，那就是以道教中的元始天尊为核心的道教神系和佛教中以如来佛祖为核心的佛教神系。这两者就其结构组成而言，当然也并不完全相同。而西方文化中的神系也是与宗教相关，如以宙斯为核心的奥林匹亚神系，以朱庇特为核心的罗马神系，以圣父—圣子—圣灵为核心的基督教神系，以耶和华为核心的犹太神系等等。我们在对以上的神系进行研究时发现，无论是一神宗教还是多神宗教，天上的诸神的形体、性格、德行等等，都大体与人相似，纵然有些神祗的外形不与人同，那理所当然的也和人类生活中可以见到的某些动物有关系，或者是几种动物的拼凑，被赋予了几种动物的特点。在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中，四位主角除了玄奘之外，全是兽类，这三位徒弟无不兽身而人性，并且在取经的艰难曲折中，人性渐多而兽性渐少，最终修成正果，人性得到升华后的神性占据了他们的兽身。而在西方文化中，人神的高度相似更是表现得明确。无论是在罗马神系还是希腊神系中，诸神和人类并无大的不同，除了他们身上负有的超能力之外。他们贪婪、善妒、好战、憎恶、悯善。这时期的神祗绝非完美，却也有可爱之处。不过人类造神的目的却不能止于可爱，神祗们理所当然地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这样，更加富于理性、更符合时代对于人类道德伦理和存在秩序的宗教如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取代原始宗教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就此而言，作为人类自身创造的成果的神和人类的关系大体上有这么三种：第一，人类通过神祗产生同神秘的大自然的交流，希翼通过这种交流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第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第三，将神祗作为人类价值观统一的寄托，神祗成为人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价值观的最高表率。第一种关系是人类渴望改善自身物质生存条件的诉求。第二种关系是人类将物质和精神融合在一起实现圆融和谐的诉求。而第三种关系则是人类文化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他们对理想的完美价值观和社会行为规范的诉求，而神则作为这种诉求的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由于中西方文化所赖以存在的诸多因素的不同，中西方文化中的人神关系也表现出各种异同。 一、人神的初级交流 在人类社会初期，人们生活在蛮荒之中，赖以生存的物质材料的获取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大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给人们提供了他们需要的食物，如植物的果实、根茎，他们猎取食物，在洞穴中觅的安身之所。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原理，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初级的存在条件。无论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早期的中国人，还是生活在两河流域的中东地区的先民，包括生活在古老的非洲或者欧洲的原始人类，这种需求以及其获取过程并无本质的区别。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描述，有着共同的物质需求和需求获取过程的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也有着高度的一致。从这个角度说，早期阶段的人神关系在东西方的表现也并无巨大的不同。早期的造神运动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 当然，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初期的造神运动的目的也相对单一，那就是把神秘的、难以理解和认识的自然力量具体化，拟人化。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图腾崇拜的现象。图腾一种先民对自然的崇拜方式。据《辞海》介绍，“图腾崇拜”是一种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大都发生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氏族社会时期。图腾的特点是先民们将某种动物或植物视作自己部落的祖先或保护神加以崇拜，这种崇拜的方式通常为祭祀。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显见的，那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崇拜让自己的部落和族人得到各种庇佑。这可以被视作一种人和神之间的契约——人类通过祭祀的方式表达对神的敬意，那么受到祭祀的神则保护他的崇拜者。在希腊神话故事中，这种通过表达对神的崇拜而获得保护的例子也比比皆是，随之同样多见的是破坏这种契约得到神的惩戒的例子。波塞冬因为奥德修斯的不敬而让他在海上飘零了十年，期间苦难无数。而阿伽门农也曾因狂妄而遭受狩猎女神阿尔忒密斯的惩罚。 可见，早期人类社会中的人神交流是初级的，人类的目的性当然也很单纯，无非求温饱平安而已。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人神关系整体一致，略有不同。中国文化初期的人神关系是绝对的不平等的关系。神主宰一切，其权威不容置疑，人类任何不敬或者挑战的行为必将遭到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而西方文化中的人神关系中的神主宰的局面稍有动摇。西方神话中的英雄们曾经把来自奥林匹亚山上的神祗打得头破血流，仓皇逃离，而阿基里斯也曾经斥责阿波罗，并且警告他说“哪怕你是神，我的长矛也一定会刺中你”。更有甚者，狄俄莫德斯曾经用长矛刺中过女神阿佛洛狄忒。类似这样的故事，在早期的中国神话中是难以置信的，当然也是难以为那个时期的先民们所接受的。 二、人神关系趋向平等化 人们渴望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交流，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当然也是人类发展的正常需求。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转变，折射在人神关系的发展上则表现为人神的沟通，相互的理解，甚至转化，那就是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可以成为神，神也可以因为各种原因到民间来，成为普通人的一员。神当然依旧高高在上，却不再是主宰的唯一姿态。人开始以各种途径窥测神的世界，当然，既然神是人创造的，那么，此时的窥测只不过是人对神的世界的塑造的人类化进一步的完整。 这个时期的人神的交流多了起来，如人神之间的友谊、神女和世俗男性的爱情故事，男性神祗恋上凡间女子的故事，身为神祗的父母和身为凡人的儿女之间的亲情，神和人的互相转换，类似的文学子题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在中国文学中还是在西方文学中，类似《王六郎》中世俗之人与鬼神的友谊的故事，类似《柳毅传》中书生和女神的爱情故事，类似宙斯或朱庇特与欧罗巴或者其他世俗女子的爱情故事随处可见。 这样的关于人神之间爱情、友谊的故事的广为流传足以说明，此时的人身关系已经从初期的人类对自然的诉求单一表现为个人基础生存条件的满足而上升为视自然如同一位可以认识，可以沟通的朋友。诚如《淮南子》所言“不知者不可亲”，人神关系以友谊、亲情、爱情的面貌出现在各国文学中的时候，大自然已经不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可以去了解，去认识的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朋友，人类开始渴望与神秘难测的大自然和谐相处，至少是平等相处。 这个时期，东西方文化中的人神关系也有些不同之处，这和两个世界的自然观的差异有着因果关系。以道家文化为代表中国本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中国人开始去观察自然中的智慧，去领悟自然中的个体和整体——也就是整个大自然的相处之道，希望得到人类社会运行法则中永恒的智慧，比如老子对水的认识“上善若水”，其实就是老子从水的特质得到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生存法则的启示。中国人认为，自然的道理才是世间最大的道理。而此时的西方人并不这么认为，欧洲早期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等几乎都从改造自然开始他们的认识之旅——哪怕他们是宗教哲学家。这种差异表现在人神关系上则多为中国文化中对神的形象的极度美化和西方文化中对神的劣根性的批评和嘲弄，在希腊神话中，宙斯好色，赫拉善妒，阿波罗骄纵，哈德斯冷酷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只不过是拥有了超能力的世俗之人。在中国文化中，神不仅在权力上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毫无疑问，在道德领域也已经成了完美无瑕的楷模，这点是西方的神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三、新的造神运动与人的独立 在西方社会，基督教出现在罗马帝国逐渐衰落的公元一世纪。那个时期罗马皇帝穷兵黩武，官吏贪暴，人民处于经济日渐窘迫和政治上日渐没落的境地。罗马帝国和他们所尊崇的神系一起在人民的心中崩摧。人民需要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主流价值来引导他们走向光明。基督教由此应运而生。而在古老的中国，适应新的封建统治所需要的社会伦理价值的神系也已经取代了蛮荒时代的神话传说时期的神祗，这些新的神祗不仅有绝对超越世俗的能力，更是社会公共价值标准的代言人，是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宣传队和播种机。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本土宗教以及从国外引入的宗教——佛教，都成为新时期的新的社会价值诉求的代言。 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无论在哪一种价值标准下的道德观——当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下形成的道德观会大相径庭——都在人们塑造的主流神祗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个时期的神祗的社会更像人类社会，神祗中也有了分化，这个分化的原因当然是他们中每一个的道德水平。在道德的及格线之下的神祗就成为魔鬼。那些身在魔道的神祗如果能够回头是岸，那么他依然可以光彩的返回到神的序列，否则将会灰飞烟灭。这些故事中最典型当然要数孙悟空的故事。他生而有超能力，但是没有接受道德教化，是而为妖。他忤逆乖戾，因而受到代表道德标准的如来佛祖的惩戒，之后在取经的道路上的努力修行给了他戴罪立功的机会，在小说的结尾，他进入佛祖的主流团队序列，成为斗战胜佛。这个故事当然是在教化世人，生动的要求每一个人从道德层面反省自己，而身无法术的唐僧能成为三位本领高强的神祗的师傅这一设计则强调了德重于能的意义。此外，中国文化中还有大量的修仙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凡是遵守了以儒家价值伦理为核心的封建道德的修炼者，几乎都可以得道成仙，而那些违背了道德标准的神祗则同样被贬为庶民，甚至是牲口。贵为天蓬元帅的老猪因为贪色被打下凡间投胎为猪，就是一个极其生动的反面教材。 然而，对这种价值标准的质疑的声音似乎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常常有些颟顸迂腐的神祗作为反面形象出现，成为封建家长式的极端势力。围绕这种价值标准而进行的离心运动也日渐增强。在中国，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七仙女和董永》可为代表自作，而英国文学中的丰碑式的《失乐园》则为西方文化该类作品的代表。这种质疑的声音愈演愈烈折射中西方文化中的人神关系上则表现为人本主义的兴盛。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价值观日趋多元化，这种价值观的多元化当然不是一种偶然。这是经济繁荣带给世人更多自由的生存方式的结果，也是宗教道德鼓吹的标准规范常常大而无当，虚假的结果。过度的美化而形成的空洞、虚假因而为人诟病的造神运动的弊端是其与生 俱来，无法摆脱的问题。那么，人脱离神而成为独立的行为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语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中西方文化中的造神运动经历了极其近似的轨迹。那就是对自然的寄托表现为渴望获得基础的生存条件，从而有了以草木或鸟兽为保护神的图腾崇拜。进而，人类在实现物质需求的自我满足之后，开始对自然进行思考，从而产生了人与神的和谐交流的渴望。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神负担了更为重要的任务，即道德楷模和价值导向。然而，由于造神运动源自人类的某种不成熟的对人类价值标准的探讨性的设想，对神的形象的过度美化也让其中有些价值标准不切实际，反而成为人类进步的羁绊和负能量。终至人本主义的兴起，人不再作为神的附庸而存在。这个过程，在东方开始的要稍微早一些，西方要稍微迟一些，但都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 值得思考的是，当“上帝死了”成为中西方文化受众的共识时，随之倒下的正是由来已久的传统的道德和价值标准。那么，当离心运动颠覆了旧的价值核心时，人类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新的价值标准呢？纵观历次造神的初衷，过程和结果，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的价值标准应该较之以前更加理性，更加务实，更加深入人心。因为，所有来自假托的事物终将回归到虚拟中去，不能存在于这个现实的世界，而那些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念必将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