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中、日两国试图通过西学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西学结果却截然不同，通过对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之《劝学篇》的比较，发现张之洞主张从技术层面西学，而福泽谕吉主张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西学，本文认为，两国政府根据这两种不同的西学之路施行政策，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技术 制度 文化 西学 现代化
如何通过西学从而使国家走向富强，这是19世纪中、日两国人民和政府的共同追求。几乎同时发表的张之洞《劝学篇》与福泽谕吉《劝学篇》就体现了这种愿望，而且两国政府采取的西学方式基本上就是两位作者的西学方式，所以比较两篇文章对了解晚清的衰败和日本崛起具有积极的意义。两篇《劝学篇》对西学的主张是不相同，张氏的《劝学篇》主张“中体西用”，试图立足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学习西方技术层面的东西，通过有限的变革实现强国梦。反观，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不仅从技术层面西学，更强调从制度和文化等价值层面西学，主张对日本进行一次全盘式变革。正是这种两种不同的主张在两国西学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晚清日渐没落并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日本的明治政府却借机走向富国强民之路。
一 技术、制度和文化：概念与联系
随着19世纪西方国家开始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同时，开始通过枪炮等手段砸开了还处于比较落后国家的大门，于是在落后国家掀起了一股西学的浪潮，试图通过西学走向民族强大、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现代化之路。这股西学浪潮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和对西方价值观的全盘式吸收，前者就是技术层面的西学，后者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西学。
那么，什么是制度？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4]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制。诺斯（North）则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更正式地说，是人们制定的、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约束条件。”[5]这与我国学者王跃生教授对制度的理解比较一致。他认为，“所谓制度，不过就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经过不断冲突、磨合后建立起来的交往规则。”[6]亨廷顿更强调“制度是指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7]孙本文把制度称为“社会公认的比较复杂的而有系统的行为规则。”[8]还有的学者认为，制度不仅与上述人的交往相关，还存在于偶然，如唐德刚认为，“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9]要之，制度主要指各种规范、规则、法律等，比如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它是一种与所在社会相关的价值观。制度的形成比较复杂，既与社会交往互动直接相关，也与一定的偶然性相关，所以制度不容易产生但一旦确定就比较稳定。
相对于技术和制度概念，文化的概念更加难以表达表述。马克斯·韦伯和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0]克拉克洪则通过罗列所有可能的事实表述文化概念：⑴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⑵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⑶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⑷一种对行为的抽象；⑸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⑹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⑺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⑻习得行为；⑼一种对行为规范性调控的机制；⑽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⑾一种历史的积淀物；最后，他把文化比喻为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11]钱穆曾经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人类各种各样的生活汇总起来就叫文化。所以，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主要包括文化习俗、文化传统以及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等，人的特质就体现文化。有人形容文化是一种软权力，可以通过无形的力量把人约束在一种定式之内，使人区别于其他人。由此，文化决定了一个人的认识、行为、规范、道德、制度以及依附于表层的技术，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从上述三个概念看，文化和制度属于价值观层次，技术则依附在制度、文化的表层，制度被文化决定并反映一定的文化，当然制度对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文化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概念，决定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制度和与此对应的技术。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与之匹配的制度以及建立在一定的制度之上的技术，制度只有与自己的文化相一致才有特色，技术也一样。反之，制度和技术是文化的显现，都对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导致文化的演变。在一定的文化条件下，制度决定技术，技术有时而且往往反作用制度，当新技术被采纳后，制度可能落后于这种变革，这时的技术就可能决定制度的演进。总之，文化在三者中居于中心地位，决定制度和技术，制度则是依附于文化的表层，技术是制度的产物。在三者中，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是技术，然后是制度，最后才是文化。文化发生演变往往是制度和技术变更的结果，同样，文化的演变必将导致制度和技术的变更。
由此，在传统国家西学的过程中，技术层面的学习比较容易，制度层面的学习要难一些，而文化层面西学则是最困难的。从张之洞的《劝学篇》看，张之洞的西学是一种技术层面西学，他的西学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基础上的，本身并不要求改进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制度，相反是进一步加强这种传统；福泽谕吉《劝学篇》的西学，更主要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学习西方，所以能够学到西学的精髓，从而加速日本走向现代化之路。
二 张氏：技术层面西学
张之洞西学的态度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萌发于19世纪40年代魏源的“师夷制夷”，从60年代至90年代，冯桂芬、薛福成、沈寿康都有论及。张之洞没有明确提出“中体西用”概念，仅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之所以“中体西用”成了张之洞的代名词，学术界认为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一段话：“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尽管张之洞并非最早论及和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但他却因缘际会，以《劝学篇》加以系统论述，取得全国性的影响。综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西学思想，我以为更多是从技术层面学习西方。
“中体西用”的西学观，着力在一个“用”字上，用“西学”之“末”巩固“中学”之“本”。他在山西、两广、两江、湖广都推行了以西学为内容的新政，如兴办实业、练兵、办教育，目的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文化和制度。陈旭麓先生在《论“中体西用”》就曾经指出，这是“以新为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2]这个“用”就是对事物表面、可操作的装置、知识和技能以及方法的运用。在《劝学篇》中处处可见这种工具主义的实用观。比如，在学习西方的教育方法中，效仿西法“广设学堂”，“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各县皆宜有学”，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效仿“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广译外文书籍；通过阅报了解世局变化、通达民情；变科举，实行“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增加“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考试。同时，通过效法西方的农工商学、开采矿产、修筑铁路、非攻教、非弭兵、兵学以及会通等具体的技术学习西方技艺。
张之洞曾经这样追述撰写《劝学篇》的意图：“自乙未（1895年）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13]由此可见，张之洞的直接目的是“辟邪说”。所谓“邪说”就是维新派主张的变法和学习西方文化的各种思想。维新派主张效法西方的政治思想制度和效仿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和科学的文化观，把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当作实现国家“自强”的工具，认为只要参照西方各国变革政治制度，实现举国一致，中国即可富强。张之洞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是不可变的，他在《外篇·变法第七》中提出“夫不可变者，……，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同时，他的“务本以正心”和“务通以开风气”，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不触动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和制度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学习和引进西政和西艺。他在《内篇·循序第七》开头即提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西学学”；《内篇·守约第八》也在开篇提出“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内篇·明纲第三》则论述西国故有“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甚至改革科举制度也还是一、三场是中学，西学只安排在第二场，最后决定命运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在《外篇·会通十三》中认为西方的制度、文化是中国学术政教风俗自上古三代以来“西渐东被”的结果。在张之洞幕府中干了二十多年并深受张之洞倚重的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写道：“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14]所以，张之洞强调西学的目的是存中学、保儒术和纲常等传统文化和封建专制统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