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创作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以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观点看，纪录片通过多种的纪实手段可以深刻地达到解释历史、分析现在、导向未来的作用。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被赋予更多的历史使命,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小到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审视再现了华夏社会的各个方面，它无疑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传播手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世界,电视作为一种廉价的娱乐消费手段,可以很轻而易举地为政府提供宣传平台，为社会描述主流价值取向。可以说真实性和纪实性的特点使纪录片成为众多类型片中的贵族，我们相信，一部拥有真实画面语言的纪录片，对人心灵深处的震撼是超过同样分量的报告文学或其他纪实文学体裁的。
自打纪录片诞生之日起, 便有流派与定义之争, 经常可以在英国和西方的专业杂志上看到不同大学的纪录片研究学者，为了某一部作品是否划入纪录片范畴,或者到底划入那一类纪录片范畴而争论的头破血流。其实这些并不奇怪,从争论的源头上讲，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北方那努克》，就是一部完全摆拍、导拍的片子。如果其不是仅仅纪录了爱斯基摩人的生存状态，而是具备一定的戏剧化矛盾冲突,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原始的电影故事片。
纪录片形式传入中国之后又在流派定义之争的基础上，附加了 “纪录片与专题片”的界定之争, 大大小小的纪录片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唇舌之战似乎也都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其实,西方电视传媒本是没有专题片一说的, 专题片可以说是中国国情下的特殊产物, 讨论其界定的意义似乎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如果集中精力对比讨论一下中西方纪录片的几种特殊形式及其特点,也许会对我们今后的创作给予更多的启示。
新闻性专题vs特别纪录片(the special documentary)
我国的新闻性专题，是国内新闻综合频道的主流宣传片种, 一般是按宣传口径行事，主题先行，它的最主要两个特点就是时效性强和主题鲜明。因此新闻性专题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许多创作者的主观倾向性, 观众欣赏起来很容易得出同一种结论或者感受, 这无疑是社会的需要。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对真实人物背后或者事件侧面的不同角度的审视与洞察,但是从传播学 “编码(encode)与解码(decode)”的角度上来讲非常成功。作为“喉舌”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片子的存在,特别在中国,完全有必要并且是十分重要的。
特别纪录片(the special documentary)的片种，是西方媒体对特别事件,重要人物和重大活动量身定做的一个片种。它同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闻性专题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区别。两者首先在题材选择上非常类似，对人物或事件的报道，往往要根据现行国家的需要进行选择，那些具备代表性或典型性的精英人物或者中坚份子(elite),多为拍摄对象。这样的纪录片在西方，被称为特别纪录片，一般来说不是创作者的自由创作作品,大多为指令性产品。但它又有其独特的视角：比较讲求认识价值；侧重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事件的意义；同时要求对现代事件、大型活动、时代潮流、社会风尚、风云人物进行完整的纪录。在时效性上它较之我国的新闻性专题慢一拍，一般在事件息事宁人后再搬上屏幕。
特别纪录片在制作和播出时间上有一定的伸缩性，因而可以调动多种表现手法：围绕特别事件穿插历史背景，运用特技、音乐、对话、模拟等多种表现元素来烘托主题，并灵活地安排结构顺序，节目时长也没有特别的要求。这样，西方的特别纪录片较之我国的新闻性专题，更具有艺术性和灵活性。
近些年来，西方的特别纪录片在国际电视界格外引人注目，举世瞩目的重大活动,奥运赛事、奥斯卡等电影节日的发奖仪式,环保等重点社会活动、巴以冲突,外交风云等活动的纪录片，大有令人百看不厌的趋势,如果用简单的几个字来形容特别纪录片：就是 “回顾”与 “深度”。而我国的新闻性专题则是 “时效”与 “宣传” 。美国波士顿爱默森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罗伯特·希利亚德教授认为，特别纪录片的兴起弥补了特别报道的不足。而我国的新闻性专题则以时效快、宣传及时为长，两者各有优势。
文献纪录片vs 大型电视纪录片(the full-length television documentary)
文献纪录片可以说是中国的特殊产物,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让中国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发掘和表现。这里有沧桑变换的历史事件, 也有风流倜傥的风云人物。可以说, 最好的最真实的“故事”就是历史。因此文献纪录片的诞生和发展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的。长江、黄河、长城、历代帝王、民族英雄, 直到新中国的伟人。我们相信中国百年之内的文献纪录片题材是绝对不会枯竭的。
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发展引领了中国主流纪录片的创作浪潮, 纵观中国纪录片史, 每一次前进的步伐大都是由文献纪录片作为先驱。《话说长江》、《望长城》、 《***本关键字已替换***》等大型文献纪录片, 耗资巨大, 气贯长虹, 历时一年甚至数年, 融国内纪录片顶级编导之精华, 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反响巨大。纵观三部里程碑似的作品,分别引领了中国纪录片的变迁。
《话说长江》是中国纪录片先驱者在懵懵懂懂中的探索。主持人直接面对观众，公开承担纪录片主题思想的传播，决定了作品所担当的思想使命和价值取向。而这种一元视界的超越性和叙述者的权威性，也规定了作品通过主持人建立起来的思想形象：全知、权威和超越性。《望长城》的出现，标志着“视觉语言”的到来。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作品来势迅猛，画面语言的彻底运用，给沿袭以久的“画面配解说”的创作形态划上了一个有力的句号。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从《望长城》开始认知并真正接纳纪录片的！《***本关键字已替换***》则开创了中国文献纪录片时代的新纪元，这部英雄史诗般的巨著，更是影响了一代大型纪录片创作者，作品获得了既真实、客观、又饱含深情的艺术效果。《中华之门》、《中华之剑》，以至后来的《邓小平》、《周恩来》尊前者之长，创题材之新，以其大气魄、大手笔、大容量成为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纪实精品。
与我国内文献纪录片类似,西方的大型电视纪录片(the full-length television documentary)也以精良的制作,宏伟的系列篇幅，深刻的内容剖析着现实社会，对传播文化知识,推动人类文明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早期的大型纪录片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模仿新闻电影纪录片的传统模式，直到通讯卫星技术和eng问世以后，纪录片才得以用电子技术手段进行采制，并经过不断的求索，形成了电视纪录片的独特风格和语言。
早在70年代中期，西方的大型纪录片就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尝试。cbs著名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 朗凯特主持拍摄的《宇宙》、《20世纪》、《历史的见证》，还有《肯尼迪家族》、《越战》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名片。西方大型纪录片不但展现科技世界，宇宙天地，而且放眼预测未来趋势。许多片子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创作时间上也是慢功出细活。例如美国航天飞机"发现者号"的纪录片，创作人员从开始准备到"发现者号"上天，跟拍了整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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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文献纪录片与西方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不同，主要有两种模式:影响历史乾坤的重要人物，如《***本关键字已替换***》、《邓小平》等；扭转历史局面的重大历史事件《让历史告诉未来》、《长征.生命的歌》等。象这样的题材，目前已不在西方大型纪录片的"射程"之内，这些题材主要由调查性纪录片来完成。而这种调查性纪录片往往在制作的时候，会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二度创作，并且不排斥“再现”、“重演”等。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西方一些观众为什么能够接受“再现”“重演”“模拟”等，而我国的文献纪录片，为了追求纪录内容和资料运用的"绝对真实"，就不忍使用各种先进的技术创作手段,这或许是我国文献纪录片很难走向世界的其中一个原因。
西方大型纪录片在制作的时候，如果用2年的时间拍一部大型系列片，那么他们会用3个月时间做调查研究，用3个月时间进行实地勘查，5个月时间用于前期拍摄，剩下的14个月时间用于后期制作，也就是用近3倍于拍摄的时间进行后期再度创作。
在某种程度上讲，我国的文献纪录片和西方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反映不同国家电视机构的综合实力和水准—――人力、物 力、财力。无论是文献纪录片和大型电视纪录片，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重大题材；高手云集的创作班子；雄厚的资金。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文献纪录片和西方的大型纪录片才不仅能在电视屏幕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不朽的保存价值。
DV纪录片 vs微型纪录片(the mini documentary)
伴随着摄像器材的大幅度降价和画质清晰指标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纪录片创作领域出现了一种“个性化”的创作趋势，他们拿起这种普通家庭都能接受的DV摄像机，像有身份的主流媒体记者一样，开始深入底层，自选题材，有的甚至自掏腰包，拍出了一批DV纪录片，个别作品还屡屡在国外获奖。这些DV纪录片往往时间不长,几分钟，十几分钟,摄制时间跨度也很短,一般就是十几天或者几个月。题材大多聚焦在平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有的也展示特殊人群视角下的众生。其特点是随意性大，制作成本低廉，大部分作品没有播出渠道，只是小部分人传看。换句话说我国的DV纪录片似乎更象一个没有“家”的孩子。
西方的微型纪录片(the mini documentary)是在杂志型节目(the magazine show)进一步拓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以其制作周期短、耗资小、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大量涌入电视频道。一般情况下，微型纪录片的时间长度为4-10分钟。一个30分钟的节目中至少有3个微型纪录片，创作人员往往不到一周时间就能创作出一个成品。为了确保事实的准确无误，微型纪录片的创作人员极为慎重。在选材上，这种纪录片主要截取大型纪录片中的某一个焦点或报纸消息中已经报道过的内容，但对这些选题赋予不同的外表、包装，以求给收视者带来新鲜感*。
西方微型纪录片的不少节目也是用DV机拍摄的，在创作上虽然也讲求故事化和戏剧性效果，但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不可能产生太多的戏剧性矛盾冲突。它比我国的DV纪录片好在传播渠道畅通，有个固定播出的“家”。微型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法基本与我国的DV纪录片相同,但它的结尾要求能够得做出总结或得出某种结论。相比之下我国的DV纪录片创作就显得更开放一些, 纪录的内容也更像是事件或者人物的 “片断”。因此我国DV纪录片的吸引人之处，并不是其社会教育意义和某种结论, 而是里面充溢的好看的“民间纪实故事”。笔者认为，我国的DV作品更具真实感，更有可视性。
传统纪录片一般涉及较为严肃的人物和事件，显得深沉,凝重。微型纪录片和DV纪录片则使普通观众能看到比较轻松的一面。在片子的结尾处理上，传统纪录片的结尾多半是发人深省的。而微型纪录片和DV纪录片大都轻松明快，观众满足于大概的了解和一个比较开放性的结论，不求弄个水滴石穿。从电视纪录片创作的现实走向看，微型纪录片和DV纪录片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大，我国的江西、湖南、北京、上海等电视台相继给DV纪录片开了窗口，安徽电视台在一次电视节目研讨会上，也有人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构想:开办DV频道。笔者相信许多人会置疑这一想法：即使建立了播出平台，也很难找到足够的节目填充。但是事实上,DV资源的节目数量是远远超乎大家想象的。据统计: 每10个出国旅游人员中，有3至4人要带上DV机。.北京广播学院某系的60多名学生中，家有DV机的占了37人。笔者曾经对英国sky tv中的 “真实频道”(播出纪录片或者纪实栏目的一个频道) 做过调查, 60%以上的纪实节目资源都是DV机拍摄的。 如《当好时刻变坏》、《震惊行为》、《撞到正》(在警车上DV纪录下来的警匪真实公路追踪)等栏目，基本上完全由DV机完成。
可见DV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任何纪实栏目的开设都离不开DV纪录片和DV资料。只要资源配置能够优化,播出渠道和平台搭建的稳固, 相信我国的DV纪录片在国内是有市场的。总体来讲,DV纪录片和微型纪录片贴近生活，制作简便,普及面广,一般的电视机构都有能力常期制作或开办栏目。我们可以预测，只要抓好舆论导向,提供良好的平台，我国的DV纪录片一定能象西方微型纪录片一样，有个长期固定播出的“家”，并在社会上收到特殊的传播效果。
纪录片体现其价值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不应该受到形式上的约束,从这点上讲,无论是大成本还是小制作,无论题材是英雄还是小人物,只要存在纪实和真实段落,我们就可以粗略的将其归纳为纪录片范畴。纪录片的多样化发展，为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树立了新的形象，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西方世界的发达程度要高于中国, 表现在传媒领域也有着类似的现象。中西方纪录片的发展趋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不尽相同,但是几种特殊纪录片的演变和特质都有许多相似或可比之处。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手段，它们应该引起我们纪录片创作者的关注,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形成电视纪录片创作多种样式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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