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1981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我们班共有18个人，包括15个男生和3个女生。当时张忠培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林先生做了我们的班主任。后来才慢慢知道，他们原来是那么有名的教授。其他老师私下里都称张先生为张大帅，或者大帅，意思是可与张作霖媲美的东北王。张先生开创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现在成为考古系。听张先生说当时东北考古是空白，想要开辟那里的考古事业，所以才到了吉林大学。张先生给我们班上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一门是田野考古学。旧石器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先生为我们讲授。这些老师们不仅传授了我们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成为我们日后做人做事的楷模。
张先生按照地区和流域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成为许多的区系类型，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从早到晚梳理讲解。他不用写好的讲稿，只是列出几条提纲，讲到哪个文化就将基本的陶器组合以及变化规律在黑板上画出来，我们就跟着画图做笔记。张先生是个很感性的人，讲起课来即兴发挥，充满激情。听张先生的课是快乐而深刻的，但做起笔记来却很辛苦。一是张先生的浓浓的湖南口音，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基本上听懂先生说的是“黑陶”还是“褐陶”；二来先生在讲课的过程中，往往会举一些他读研究生时进行民族调查时的故事，或者常常讲着讲着会说“你们懂哲学吗？”然后给我们讲一通哲学。我们大家听得兴奋，个个聚精会神，可后来听先生话锋一转才知道，啊！原来这些也是需要记的课堂内容。那时大家也没有录音机，等回过神来，许多精彩的内容已经来不及记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挺可惜的；张先生上起课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觉得课时不够用，不过瘾，所以经常上午上完课，告诉我们“晚上接着上课呵”，晚上不受课时限制，往往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
当时还是全国统一分配，我们毕业那年，正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个名额，但我们班没有南方同学，最后决定从陕西的四个同学里面出一个，从此我的命运就与江南连在了一起。我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分到最南边的学生。从来没有去过南方的我，怀着好奇与期待的心情，想象着江南的样子。也暗下决心不能给学校和先生丢人，于是毕业前我专门去请教张先生，问先生我到了浙江工作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今天还清楚的记得张先生说，长江下游是个独立的区域，文化面貌单纯，做考古是块好地方，可以很快地熟悉入门，并鼓励我要好好干。还说浙江的牟永抗先生等都是有学识的考古学家，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1985年的8月，我第一次踏上江南的土地，来到向往已久的西子湖畔杭州。当时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距离断桥不远的环城西路上，地理位置很好，但办公条件不太好，一座两层的简易旧式楼房，就是考古所的办公楼，省文物局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另一座小楼里。史前考古室加上我总共只有5个人，挤在二楼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室主任是牟永抗先生，另外有王明达、杨楠、芮国耀和我。虽然条件艰苦点，但对于新来的我来说，增加了不少与大家接触学习的机会。牟永抗先生与王明达先生是长辈，杨楠、芮国耀与我年龄相仿，5个人老中青三代，可谓是其乐融融。
在距离杭州西北约30公里的余杭瓶窑镇边上，有个属于我们研究室的工作站――吴家埠工作站，这里存放着自建所以来浙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物标本。工作不久，王明达先生就带着我参观了工作站，为我详细讲解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商周时期陶器的特点，使我得以在最短的时期内熟悉本地的文化面貌，至今想起来仍是十分感谢。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计划下半年要在杭州召开一个纪念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开始筹划，从谋划到实施，自然落到了我们史前室的几个人身上。除了准备论文之外，为了能给纪念大会献上一份厚礼，我们一方面积极筹备发掘可能是良渚墓地的反山，希望能有好的收获；另一方面则着手整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浙北地区发现的80余座良渚文化的小墓资料，以便开会的时候请代表们参观。为了工作的齐头并进，由王明达和杨楠先在工地发掘。牟永抗先生则带领我和芮国耀在吴家埠整理资料，我们约定一旦发现良渚文化墓葬，整理工作立刻停止，大家一起投入发掘。好在吴家埠与反山相距不远，大家可以时常相互切磋。
在整理资料的同时，牟永抗先生还给我另外两项任务，一是把从马家浜文化一直到春秋战国的陶器按时代排列摆放到文物架上，以供开会时大家观摩。二是与他共同撰写《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回顾与展望》的论文。牟先生给我讲了许多他的观点，以及必需要读的一些文章。这两项任务给了我快速成长的机会，使我从实物资料到文献理论，得以在短时期内全面熟悉起来，这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我也很快体会到了张先生所说的，长江下游地区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的发展序列。从学校到工作岗位，一路得到先生们的提携与教诲，如今想来常常感到幸运，并充满感恩。
反山的11座大墓在排列位置上，墓坑规格上，随葬品的多寡与种类上，都反映出许多的差异和严格的规定，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与认识。将良渚文化大墓与玉器的研究，从单一的墓葬而扩展到了对整个墓地的认识，为我们从一个整体上考察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化、分工等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反山的发掘，对良渚玉器的种类、组合与功能等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从而开辟了良渚玉器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对以往作为兽面（或饕餮）认识的玉器上的图案，由于反山出土了它的完整的神兽结合的图像的祖形，从而在解释这一图像的内涵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尽管仍有许多不同的具体看法，但将其认作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已成为共识。这一认识上的改变，对于正确解读良渚玉器的功能与造型上的意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反山的发掘还复原了玉钺的安柄形式，将以往称作“舰形器”和“杖首”的玉件，恢复到了钺柄的两端，并提出了玉钺具有权杖功能的认识。对三叉形器、冠状器等主要玉器，都找到了复合其功能的基本合理的解释依据。对良渚玉器从单一的认识，扩展到了对其组合件的认识。并且对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玉璜、锥形器等玉器，从组合上和礼器系统的角度开始进行探讨。良渚玉器的研究，自此开始走向成熟。 1986年冬，在杭州成功举办了“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们参观了刚刚发掘完的反山遗址，观摩了反山出土的大量的良渚玉器。学者们对五千年的人类创造，以及玉器和大墓所反映的良渚社会的文明程度深感震撼。反山的重大发现与良渚50周年会议的召开，使良渚文化和良渚玉器的研究，从此更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浙江的考古工作，尤其是良渚遗址的考古和保护，也日益受到国家文物局和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的重视。从此张忠培先生和严文明先生等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先生们，每年总有几次亲临浙江和良渚指导工作。浙江省文物局还特聘张忠培先生与严文明先生为特别顾问。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发掘了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在瑶山的山顶上揭露出了一座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结构，边缘砌有石头护坡的覆斗形的祭坛遗迹。并在祭坛上清理了11座与反山相类似的良渚文化大墓。瑶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而且也为良渚文化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祭坛。从而使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良渚大墓与祭祀址，良渚玉器与祭祀的密切关系。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先后发掘了庙前、梅园里、卢村、姚家墩、葛家村、塘山等一系列遗址。
1995年张忠培先生在《文物》上发表了题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的论文，提出了“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根据良渚墓葬的现象分析指出“良渚社会，已从史前的氏族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到了国家的时期”。通过对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比较，指出良渚文化的起始年代为“距今五千二三百年，延续到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半，或约距今4600年前”。张先生这些超前的认识，对于良渚文化乃至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国家文物局和各位先生的关怀和支持下，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东起良渚镇，西到瓶窑镇，北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南到良渚港的33.8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从此良渚遗址开始走向更加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1996～199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将原来的50多处遗址点增加到了100余处。
在我们不断为良渚遗址的发现而欣喜的同时，遗址所面临的保护问题也越来越大。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在交替中上升，而始终是两条腿走路，两条交织的主线在不断发展，我们一直在局部的保护中抗争，而始终无法从总体的格局与体制中得到和谐与扭转，而最终还是在两败俱伤中相互抗衡着与前进着。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的建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处杭州市郊的良渚、安溪、长命、瓶窑一带，自然也逃脱不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道路，乡镇企业迅猛发展，集镇与乡村急速地翻新与膨胀，城市化发展与遗址保护，各有各的分管线路，各有各的指标要求。遗址群北边的天目山脉由于紧邻东苕溪这一天然的运输通道，在大上海的建设中，成为重要的石料来源地，开石矿成为了当地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到90年代末，良渚遗址北侧的这段山脉上同时开采的大小石矿有30多家，使良渚这片依山傍水的秀美之地，每日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粉尘之中。
1999年国家文物局就加强良渚遗址保护工作专门致函浙江省政府，指出“良渚遗址是我国和人类的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提出扩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考古遗址景观及生态保护区或国家遗址公园，抓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
2000年7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关闭良渚遗址周边石矿，切实整治环境风貌，关闭了周边数十家石矿，使遗址周边的山川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
2002年9月，浙江省政府成立了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张忠培、严文明等12位著名考古、规划方面的专家为咨询委员。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余杭区政府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制定《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配合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召开，为《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制定提供考古依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良渚遗址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又新发现了一些遗址，使遗址群内的遗址点增加到了135处。
对于良渚文化博物馆新馆陈列问题，张先生指出，新馆陈列一是要把握好大的学术架构，任何文化在进入文明时都会有暴力、有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中国历史在进入文明时血缘关系没有断，不是奴隶制，这与完全的压迫社会有所区别。良渚文化处于中国文明的第一阶段，即王权时代，王权与神权并立。展示良渚文化，不能回避良渚时期社会分化现象的存在，但也不能纯粹以阶级社会来表现文明。良渚文化的特点是出现了显著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分工，如社会管理上王权与神权的分工，生产上石匠与玉匠的分工及手工业内部的细化分工，从而形成管理阶层，出现国家。二是要正确定位，不能就良渚论良渚，要把良渚文化放在中国和世界的角度考虑展示问题，既从良渚反映中国历史，从中国反映世界历史，又从世界看中国历史，从中国看良渚文化。三是要把握好陈列方式，陈列要做到提高基础上的普及，这不仅要有研究，还要有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寓教育于欣赏中；展厅里不能光摆玉器，要实现主题下的器物灵活组合，使整个展览成为“有主题的好音乐”，避免刻板说教。
根据葡萄畈遗址的发现和推测，我们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07年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勘探计划，并得到了批准。
2007年6月4日，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关强司长和阎亚林处长途经杭州，专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考察了发掘现场，对于良渚遗址的重大发现和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和鼓励。 6月9日，我们在继续钻探寻找中，在河池头村路北的高地下面发现了一片石头遗迹，为我们探寻良渚古城的城墙，打开了一扇窗口。
6月19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白原畈段的发掘现场，听取了我们的调查和发掘汇报，张先生兴奋地说，这个发现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反山、瑶山的重大发现。新发现的大型石砌遗迹规模如此宏大，在中国同时期中还没有第二个，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要通过钻探等手段，了解这一遗迹的结构、营建过程以及其中的石头和黄土来源等问题，认识遗迹的功能，理解这一遗迹与莫角山遗址的关系。在得知良渚遗址管委会拟通过租地方式加强这一遗迹的保护时，张忠培先生称赞说，租地是一个伟大的措施，有利于考古的深入和保护工作的实施。张忠培先生还指出，遗址保护既要立足保护工作，以保护为目的，同时也要考虑群众利益，实现双赢。
与葡萄畈相关的遗迹，到底是古代苕溪的大堤，还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城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一道难题，因为这一遗迹的南端连接到了自然的山体凤山上，而北端则叠压在了现在东苕溪的大堤下面。
张先生走后，我召集考古队开会，一方面做好葡萄畈与白原畈发掘现场的后续保护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地图，踏看现场，围绕着是城墙还是大堤的问题，做了各种可能性的推断。我认为如果是城墙的话，最有可能性的走向就是南面沿着凤山向东，而北面可能是对着雉山和前山的位置。于是我将考古队员们兵分两路，一组在莫角山南面沿着凤山向东寻找，另一组在莫角山北面沿着河池头对应雉山的位置向东寻找。
我们沿着6月9日在河池头钻探到石头的位置为线索，向东向西寻找，也向村里的老乡打听在挖井时是否挖到过石头，一位热心的村民说挖到过，还带我去看挖出的石头，我去看了果然和我们挖到的石头类似，所以更增加了信心。就这样一个孔，一个孔的钻，一个点一个点的连接，到9月28日，我们最终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的800多米长的墙体。随即我们选择了两个位置解剖发掘，证实了钻探的结果。北墙终于找到了，可这真的是北城墙吗？我们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找到的北城墙在接到雉山上之后，又消失了。此时还是不能排除这是古代苕溪大堤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段与北面的苕溪大堤还是相平行。
11月7日我与曹锦炎所长向省文物局鲍贤伦局长汇报了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11月9日鲍局长考察了发掘现场，开始与我们筹划新闻发布会的事情。
2007年11月15日，张忠培先生到临平参加良渚博物馆新馆形式设计招标会，16日冒着小雨考察了发掘中的良渚古城的四面城墙。提出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持续性考古，要有“百年谋略、十年设想、三年规划”，指出首先要搞清莫角山土台与现在发现的城圈以及外围土垣（塘山）遗址之间的关系。
2008年3月20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召开了“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邀请了徐苹芳、张忠培、严文明等20多位国内著名考古专家参加，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组织专家考察了良渚古城发掘现场，观摩了出土文物标本。专家们对于良渚古城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良渚古城以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年6月在良渚成立了中华玉文化中心，张忠培先生应邀担任中心主任，在成立大会上，张忠培先生首先向与会人员简要回顾了良渚文化的发现、命名、研究的历史过程。他指出：“良渚文化的研究方向就是要深刻揭示它的文明内涵。良渚遗址在良渚文化命名、良渚玉器研究及其对中国文明影响的思考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渚文化已迈入文明门槛，是同时期全国各地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支。良渚文化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如果把良渚文化玉器比作一顶皇冠，那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就是皇冠上的明珠，它的成就在世界范围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四大物质载体彩陶、玉器、青铜、漆器中，玉器最为源远流长，在民族文化里底蕴最为深厚、生命力最为顽强。” 对于玉文化的演变，张忠培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阶段，即以玉比美阶段，可细分为旧石器时代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单纯的“比美”阶段和公元前4000年左右至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比美”兼“示富、显贵”阶段；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神王之玉”阶段，神权和王权并重，统治阶级的顶层同时掌握王权与神权；夏代至春秋的“以玉载礼”阶段，其中西周晚期以前处于玉器与青铜器并重作为礼器阶段，西周晚期到春秋青铜器逐渐占据主导，但仍保留“佩玉示礼”传统；春秋战国后的“以玉比德”阶段，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的民本思想。
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华玉文化中心及今后的玉文化研究工作，张忠培先生指出，一是既要研究玉器，又要研究玉器背后的文化；既要形而上，又要形而下；既要宏观，也要微观。二是要对玉器和玉器文化进行谱系研究。目前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这三大谱系的玉文化研究中，良渚文化走在了前列，但总体来说都还不够深入透彻。按照“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轨迹，从多元一体的角度对不同玉文化进行解构。三是做好玉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文章，不仅要研究玉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还要研究在文化力上发挥的作用；要把研究成果投入到当代文化建设中来，为建设新文化作贡献。
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六年来，在张忠培先生的领导下，继承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玉魂国魄”的指导思想，按照出成果，见实效的方针，扎扎实实的两年一个会、一个展览、一本图录、一本论文集，先后在良渚博物院举办了“红山文化玉器展”、“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和“夏代中国文明展”。对中华玉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008年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按照“三年规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的方针，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资料与存在问题，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规划，确立了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
6年来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和良渚遗址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进行了不间断考古勘探和发掘解剖。目前已经基本搞清了包括良渚古城在内的约10平方公里范围的遗址分布情况，探明了良渚古城城内外的水系分布与遗址格局，发现了穿过城墙的8座水城门和一座陆城门。对城内的宫殿区莫角山遗址的堆筑过程以及使用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初步建立了良渚遗址群的测量控制网，对遗址群以及更大范围进行统一布方编号，控制网覆盖面积约313平方公里。
时光飞逝，五千年一瞬，回首往事，仿佛才刚刚走出校门，但我们的老师已经是满头银发。谨以此文祝贺张忠培先生80华诞。
2014年元月于良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