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随巴彦塔拉辽代遗址的发掘过程进行了植物浮选工作，获得了包括粟、黍、大麦、荞麦、大麻等农作物籽粒，以及禾本科、藜科、豆科、锦葵科等植物种子。通过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及遗址出土相关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该遗址辽代先民的生业经济应属于以种植粟、黍、荞麦、大麻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同时兼营牧业。
关键词： 巴彦塔拉遗址； 辽代； 植物遗存； 旱作农业
在发掘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浮选法系统获取遗址中埋藏的植物遗存，本文拟通过对出土植物遗存的种属鉴定与分析，探讨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一、 采样与浮选
伴随发掘过程，我们采用了针对性采样法进行浮选土样采集，即以各种性质比较明确的遗迹为主要采样单位，包括灰坑、沟等，进行了浮选土样的采集。先后共采集了选土样39份，浮选的土量总计为219升，平均每份浮选样品的土量约为5.6升。采样点几乎涉及到了此次发掘的所有区域，所以，这批浮选土样基本可以代表此次发掘范围内植物遗存的埋藏状况。
采集的土样在赤峰学院考古学实验中心进行了浮选，使用的浮选设备是水波浮选仪，收集浮出碳化物的分样筛的规格是80目（筛网孔径0.2毫米）。浮选结果在当地阴干后，移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分类、植物种属鉴定和分析。
二、 分类与鉴定
对浮选结果的分类与鉴定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将炭化植物与其他性质的浮出物质如细小的动物骨骼及现代植物等区分开，然后再将炭化植物进一步细分为炭化木、种子、硬果壳等不同类别，分别加以鉴定和统计。
巴彦塔拉遗址浮选结果除了一定量的炭化木屑外，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植物种子。
（一） 炭化木屑
炭化木屑是指经过燃烧的木头的残存，其主要来源应该是未燃尽的燃料，或遭到焚烧的建筑木材以及其他用途的木料等②。该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木屑大多十分细碎，但通过显微镜观察，木屑的细胞结构如导管、筛管和纤维等清晰可见。依据这些细胞结构的特点可以进一步对出土木屑进行研究，“可以鉴定树种，从而复原古代植被，而且利用特有种和建群种的生态习性对环境和气候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尤其灰坑中的薪炭遗存，多属于当地植被的优势种或建群种，它们具有较强的气候指示意义，能代表较小地理范围内的地方性植被、气候特征，具有更高的生态分辨率，有助于理解古代不同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③。
（二） 植物种子
在巴彦塔拉遗址39份浮选样品中共发现了867粒各种炭化植物种子。平均每份浮选样品出土炭化植物种子约22粒。这些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品种很丰富，包括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大麦（Hordeum vulgare）、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栽培稗（Echinochloa esculenta）和大麻（Cannabis sativa）等六种农作物的籽粒，合计596粒，占所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总数的69%。其他可鉴定的有禾本科（Poaceae）、藜科（Chenopodiaceae）、豆科（Leguminosae）、菊科（Compositae）锦葵科（Malvaceae）等常见的植物种子（表一）。
巴彦塔拉遗址出土的炭化黍粒的数量为205粒，约占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34%，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23.6%。这些炭化黍粒的形状也是近圆球状，但个体相对炭化粟粒较大，籽粒长度多在1.8 毫米，宽度和厚度多在1.6毫米。表面较粗糙，胚区较短，爆裂后呈 “V”状。
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大麦数量非常少，计3粒，仅占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0.5%。这些炭化大麦平均残长4、宽2.6、厚1.9毫米，籽粒呈椭圆形，背腹两面均圆凸，表面光滑。
荞麦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谷物品种，与其他大多数谷物属于禾本科不同，荞麦属于蓼科（Polygonaceae）的荞麦属（Fagopyrum），因此荞麦籽粒的形态特征十分特殊。巴彦塔拉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4粒荞麦籽粒，呈三棱形，棱脊较钝。经测量，荞麦籽粒平均长3.7毫米、宽3.2毫米、厚1毫米。
浮选出土的栽培稗4粒，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5%。这些籽粒整体平凸，胚近矩圆形，胚部爆裂明显。
锦葵科植物种子21粒，这些锦葵科植物种子根据细部形态特征观察，全部是锦葵属冬葵植物种子。这些植物种子大多呈圆扇形，背侧较厚，有明显隆脊，腹侧扁平，中部有一凹陷口。
除了上述介绍的植物种子之外，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属于苋科的地肤（Kochia scoparia）种子3粒、菊科的苍耳（Xanthium sibiricum）种子2粒，以及牛儿苗科、旋花科、蓼科、莎草科等及部分未知的植物种子。
三、 分析与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运用浮选法所获得的植物遗存在绝对数量上是有误差的，这些误差是炭化植物遗存在堆积过程中、埋藏过程中以及被提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因此，在对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时，除了要考虑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外，还应该结合其他计量方法，如植物遗存的“出土概率”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植物遗存的“出土概率”是指“在遗址中发现某种植物种类的可能性，是根据出土有该植物种类的样品在采集到的样品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得出的”。采用这种统计方法得出的结果所反映的是植物遗存在遗址内的分布范围。
表二显示的是巴彦塔拉遗址浮选结果中各种农作物的出土概率。不难看出，炭化粟粒和黍粒的出土概率明显地高于其他农作物品种，再考虑到粟和黍籽粒在出土绝对数量上所表现出的绝对优势，这两种农作物与巴彦塔拉遗址辽代先民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最为密切的。粟和黍是西拉沐沦河流域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的当地旱作农业的传统农作物品种，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④。
巴彦塔拉遗址所在的辽上京道虽然地处辽土北边，但自辽建国后，这一地区的农业开发还是颇见成效。根据史书记载，春州一带丰收年份 “斗粟六钱”⑤；远在北疆的镇州屯田“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⑥。关于辽代种植黍的文献也多有记载，苏颂出使辽国时，在途中见到“村店炊黍，卖饧有如南土之事”⑦，圣宗“统和三年，帝尝过稿城，见见乙室奥隗部下妇人迪辇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⑧。黍虽然在产量上低于粟，但是西拉沐沦河流域低温和缺水，“相对于玉米、小麦而言，黍、糜子生长期短，全生育期耗水量与旱作谷子基本一致或略低于旱作谷子，比较适宜于相对恶化的环境”⑨。所以，《辽史》记载“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获及其时，黍高下因其地，盖不得与中土同矣”⑩。
从辽代文献记载来看，麦类作为也是当时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契丹国志・南京》条中明确指出麦是重要的物产，仅三河县境内上方感化寺就“艺麦千亩”13。1980年发现于巴林右旗幸福之乡的辽碑上，记有“上麦务”、“下麦务”等名称，“务”是按照不同生产分工形成的部门，隶属于庄园之下，以“麦”名务，应是麦类作物种植区形成一定规模的标志14。当然，文献记载的麦类作物应包括小麦和大麦。但是，塞外地寒，节候稍迟，更适宜于种植大麦。在巴彦塔拉遗址出土的4粒大麦，作为栽培作物在辽上京道管辖地区种植是可能的。
荞麦属于小杂粮，产量低，但生长期非常短，抗逆性很强，因此现今常被作为抗灾补种的农作物品种。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荞麦最早是在中国被栽培的，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实物资料证据是北京房山丁家洼遗址出土的荞麦，年代为春秋时期15。辽代庆州雍安山一带“谷宜粱荞”，西京道奉圣、归化州“五谷惟有糜子、荞麦”16。巴彦塔拉遗址出土4粒荞麦，虽然数量少，并且时代较晚，但仍然为探讨荞麦在中国的起源与分布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新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大麻的纤维可以纺织麻布，种子可榨油或供药用，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种经济类作物。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的关于大麻的记载和描述。就连中国古代文献常见的所谓“五谷”就有两种解释，一是黍、稷（粟）、稻、麦、菽（豆），二是黍、稷、麦、菽、麻，说明大麻在中国古代先民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辽代文献也多见关于麻的记载，《契丹国志》称南京物产有“桑、柘、麻”等，说明现今的北京一带曾是辽朝境内主要纤维作物产区。中京辖境内是辽代又一处桑麻的产地，“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周民无田租，但供蚕织”17。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大麻籽粒，应该是辽代先民种植的主要纤维作物，也从考古学角度证实大麻在辽代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种子中除了农作物遗存之外，还有很多诸如豆科、藜科、禾本科、菊科、蓼科等杂草类植物种子，这些杂草种子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当时的耕作技术水平或农作物加工情况。巴彦塔拉遗址所在辽上京道，是契丹人的主要分布地域，契丹本属东胡族后裔，是一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农业耕作技术是“所种皆从陇上，盖虞吹沙所壅”18，主要以“逐水草射猎”为生，所以，辽上京道的农业耕作技术相比辽中京道和南京道而言并不是很发达。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出土的杂草类植物种子数量相对较多，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史书的记载。
四、 结 语
巴彦塔拉遗址是一处辽代早期的聚落遗址。通过浮选可以帮助我们在文献资料记载的基础上，深入了解辽代早期农作物的种类，以及农业在辽早期生业方式中的重要作用。
巴彦塔拉遗址浮选结果表明，辽早期上京道的农作物以粟、黍、大麦、荞麦、栽培稗、大麻等为主，属于典型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同时，作为逐水草而居的契丹游牧部落，由于上京道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的影响，农业耕作技术相比辽中京道和南京道而言，并不是很发达；在遗址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并且在附近发掘的同一时期墓葬填土中随葬马等动物骨骼，种种迹象表明，“马逐水草，人仰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19”的狩猎是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产部门。
大量的文献记载与植物考古学新资料证实，以巴彦塔拉遗址为代表的辽早期上京道地区契丹先民通过农牧兼营达到生产方式的互助与生产效益的互补。
后记：在巴彦塔拉遗址浮选过程中，赤峰学院2010级考古学本科专业学生：张琴、孙丽华、齐国权、谭雨乐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植物种属分类与鉴定工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植物考古学实验室杨金刚先生的具体指导，谨致谢忱。
注释：
① 孙永刚：《巴林右旗巴彦塔拉遗址与墓葬群》，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年报》（2011年），总第8期。
② 赵志军、方燕明：《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③ 王树芝：《木炭碎块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11日。
⑤ （元）脱脱：《辽史》（卷22）《道宗纪一》。
⑥ （元）脱脱：《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
⑦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3）《奚山道中》。
⑧ （元）脱脱：《辽史》（卷59）《食货志上》。
⑨ 赵哈林等：《科尔沁沙地沙漠化过程及其恢复机理》，第202～203页，海洋出版社，2003年。
⑩ （元）脱脱：《辽史》（卷60）《食货志下》。
12 （元）脱脱：《辽史》（卷49）《礼志一》。
13 陈述：《全辽文》（卷10）《上方感化寺碑》。
14 苏赫：《崇善碑考述》，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第31～4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16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8）靖康中帙七三。
17 （宋）路振：《乘轺录》。
18 （宋）苏辙：《栾城集》。
19 （元）脱脱：《辽史》（卷59）《食货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