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津“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宦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1]天津三岔河口地区具有“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的空间地缘优势，历史上交通便捷、漕运发达、工商辐辏、寺院祠堂云集、文教事业兴盛。而衙署林立、官气十足也是天津三岔河口地区的历史特征之一，尤以近代最为典型，且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直隶总督衙门为代表。这是天津清代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抬升的显著标志。
现经考证，河北影院遗址为今北马路天隆达商厦（也称天津眼镜城）所在地以北[5]。而天津行馆遗址即在今天隆达商厦、东北角新华书店所在地及其以北一带。
一、天津行馆的历史沿革脉络
1.天津行馆的前身为长芦盐院公署
长芦巡盐御史署的全称为巡按长芦盐课察院公署，别称较多（以下简称盐院公署）。
莽鹄立《重修长芦盐院公署记》载，“署后旧有射圃，在荒草中。客至较射，则取苇席以避风日。至是筑室三楹，趾三层、墙四周……予因题所居南室曰‘敬事堂’……题射圃室曰‘绎志轩’”。莽鹄立《环水楼记》载，“天津公署最后、岿然而高者，曰‘环水楼’。盖取河流潆绕、围环若带之义也。”[7]
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载，“咸丰十年，盐政裁缺，新设三口通商大臣，仍以为署”。[9]
2.盐院公署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咸丰十年十二月三日（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也……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津商办，尤恐诸多窒碍。拟请于牛庄、天津、登州三口，设立办理通商大臣，驻扎天津，专管三口事务。直隶为畿辅重镇，不能专驻天津。而藩臬两司，各有专职，亦未便兼理其事。拟仿照两淮等处之例，将长芦盐政裁撤，归直隶总督管理。其盐政衙署养廉，即拨给通商大臣，不必另议添设，以节经费。旧管关税，一并归通商大臣兼管，分晰造报。并请颁给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关防一颗，无庸加‘钦差’字样。仍准酌带司员数员，以资襄办。遇有要事，准其会同三省督抚、府尹，商同办理。庶乎呼应较灵。”[10]
但是，奕等并未料到，天津开埠之后口岸通商竟日趋发达，呈不可逆转之势。据其预判，“天津一口，将来办理通商，只有进口货物，并无出口大宗。如果日久贸易不旺，彼必废然思返。拟仍临时酌量情形，或将通商大臣裁撤，以省冗员。”[11]
“咸丰十年十二月间，崇厚由长芦盐政改授三口通商大臣”，但其“职分较卑，按照条约，并无载明通商大臣与领事交涉仪式，往来公文俱用照会平行。迨崇厚荐升侍郎，相沿已久，碍难更改。”[12]
清同治九年（1870）八月，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改为北洋通商大臣衙门。
光绪十年（1884）《畿辅通志》卷一百三十《经政略・公署》载，“总督行署在天津府城外东北隅，本长芦盐运署。咸丰十年，设三口通商大臣，即以为署。同治间裁缺，改为总督行署（《天津县志》）。”文中“本长芦盐运署”一语为误载，应为“本长芦巡盐御史署”所在地。[13]
3.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改为天津行馆
又据清张焘《各衙门行馆住址》载，“总督行署，在河北。先为盐院衙门，咸丰十―年裁撤，盐政归总督兼管，遂改为通商衙门。至同治九年，裁撤通商大臣。现为直隶总督行辕，人称‘中堂衙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每年自仲春节驻津门，至十月冰冻后，轮船停行，无复往来交涉事件，即回保定节署度岁。”[15]“中堂衙门”即天津行馆别称之一。
保定和天津遂成直隶省的两个政治中枢和行政中心，俗称“双省会”。行馆本指旧时官员出行在外的临时居所。但天津行馆并非临时性的。后据袁世凯奏称，“臣复查李鸿章移督直隶，长驻天津行馆，从容擘画。”[16]
同治十年（1871），天津行馆即获重修，增建后，“共计房屋四百余间”[17]。当年，日使来津与李鸿章谈判立约，并议订《中日通商条约》。此后，李鸿章经常在天津行馆会见各级官员、外国使臣等中外人物。
同治十二年（1873），天津大雨，李鸿章在天津行馆附近建龙王庙，“亲祭奠，请制水”。[18]
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之后，直隶总督职权已涉及整个北洋地区。长芦盐运使如山撰《重修天津府龙亭碑记》镌于1877年，碑阴列有李鸿章衔名，即：“钦差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赐进士出身赏戴双眼花翎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隶总督长芦盐政一等肃毅伯臣李鸿章”[19]。
李鸿章居津期间，还在河北金家窑大街一带建有公馆，曾称“中堂大人公馆”，因之形成大公馆胡同 [20]。
4.天津行馆改为都统衙门
1900年7月30日，八国联军在天津行馆原址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天津临时政府（天津城临时政府委员会）”。其中文名称初为“总督衙门”，8月14日，在其第10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中文名称为“都统衙门”[30]，即“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通行的简称为“T.P.G”[31]。
科罗斯托维茨载：“李鸿章住过的宫殿，琉璃瓦屋顶的亭台楼阁鳞次栉比，圆柱成行、回廊曲折。在这些迷宫似的亭台和院落的中间，矗立着一座装饰得很漂亮的半中半欧式的戏楼。殿与殿之间隔着铺砖的庭院、走廊和有顶的过道。府邸受的轰击很少，遗憾的是义和团和联军都曾占用过一个时期。完整无损的家具只剩下了各种雕花的太师椅，镶嵌在上面的一些花饰也给我们的士兵挖去了。仆役都逃散了，只留下一个看门的老头。”[32]
1900年9月，李鸿章从上海返津后，即“住在海防公所。这座公所是他兴建来接待来津的宫廷皇族的行宫。公所里还住着从大沽陪同李鸿章来津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35] 科罗斯托维茨载：“李鸿章对我们的劳苦奔走表示谢意以后，想去看看府邸。我们走遍了所有的庭院。李鸿章坐着轿子，因为没有钥匙，走到那些关闭着的府门前，便只好停下来。李氏温和地讽刺说，他看到府邸保护得很好，相信他的东西都完好无损。”[36]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八日（1900年10月1日），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 [37]。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卒于北京贤良寺，李鸿章再无重返天津行馆的机会。
5.都统衙门改为海关道衙门
津海关道始设于清同治九年（1870），由北洋通商大臣管辖，监督津海新关、津海常关（旧称钞关）。“专管中外交涉事件及新、钞两关税务，仍驻天津府……凡直隶一省交涉洋人事件，统归关道管理……其关防文曰：‘办理直隶地方通商事务监管海防兵备道’。”[40]
光绪十年（1884）《畿辅通志・卷一百三十》载，“分巡天津津海道署，在天津府城东门外（《天津县志》）”。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载，“津海关道兼钞关公署，在天津府城东门外，本青州分司公署旧基改建。”
一是《天津政俗沿革记》载，“庚子乱后，袁世凯督直，将行署移在河北今之李公祠旁海防公所，此则戊戌备作行宫者也……津海关道衙署，在东门外迤南滨河，其初为青州分司衙署，俗呼为‘北司衙门’。设海关道时，改为关道衙署。自直隶总督行署移今之李公祠旁，遂以直督行署为关道衙署。”[45] 文中提及的直隶总督行署、直督行署、行署，均为天津行馆别称。《天津政俗沿革记》又载，“海防公所，在河北窑洼，即今之直督行署也。”[46] 但此处所载“直督行署”，应指直隶总督衙门 [47]。
二是“北洋大臣行辕，即清德宗预备为阅兵驻跸行宫而建造之地。戊戌政变后，慈禧幽帝于瀛台。阅兵之礼不举，项城奏请改行辕。而原有之北洋行辕，则为津海关道署。”[48] 文中所指“北洋大臣行辕”，为李公祠旁的海防公所，而“原有之北洋行辕”，则指天津行馆。
1909年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编《天津志》载，“海关道衙门，本衙门在天津城北金钢桥北，海关道（正三品）驻在此处。”[49] 据此判断，1909年，津海关道衙门仍设在位于“天津城北金钢桥北”的直隶总督衙门一带。
在1910年《天津地图》上，天津行馆旧址已被明确标注为“海关道衙门”[50]。
6.海关道衙门改为顺直水利委员会会址
据此可见，顺直水利委员会会址已迁入天津行馆旧址办公。这也表明，津海关监督公署（旧海关道衙门）已于此前迁出。
7.顺直水利委员会会址改为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所址
注释：
[1]清光绪《畿辅通志》卷六十八《舆地・二十三》。
[2]总督俗称制台，也被下属尊称为制帅、制宪或督宪。直隶总督天津行馆曾有督院、督辕、督院署、督宪行馆、督宪行辕、督宪行台、总督部堂行署、总督行署、总督行馆、总督衙署、总督衙门、总督行在、总督行台、中堂衙门、北洋大臣行辕、北洋行辕、通商大臣署等诸多别称。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折中多称之为天津行馆。光绪戊寅（1878）八月，李鸿章有“撰于天津行馆”的对联一副，即：“凭眺俯江流，想当年采石矶边，醉月谪仙，望古独携怀谢句；登临余我辈，问此地天津桥畔，谈瀛海客，何人解草吓蛮书”。
[4]异地重建的东风影院旧址位置，位于利民里大楼西侧、天一坊饭庄北侧，建筑今仍存，但已无影院功能，今分别由小南楼鞋业东风店和天一坊饭庄仓库使用。
[9]《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上）》第989页。
[10]原载《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据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一）》第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1]原载《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一）》第7页。
[13]光绪十年（1884）《畿辅通志》卷一百三十《经政略・公署》又载，“长芦盐运使司署，在天津府城内钟鼓楼东大街。康熙二十七年，运司任机〔玑〕建（《天津县志》）”。
[14]《李鸿章全集4・奏议
（四）》第108―109页。
[16]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七日（1903年7月11日）《故督臣李鸿章天津专祠请列入祀典片》，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册）》第1164―116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0]季宜勤主编：《河北区房地产志》第32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22]《李鸿章年（日）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695―700）》第4996页。
[24]《李鸿章年（日）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695―700）》第4998页。
[25]（英）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32―33页，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26]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897年3月1日《双周论坛》。
[27]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有言，“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事者，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
[28]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第6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29]（俄）科罗斯托维茨著，李金秋、陈春华等译：《俄国在远东》第50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31]《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第193页。
[32]《俄国在远东》第52页。
[33]《俄国在远东》第83―84页。
[34]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中有对海防公所的介绍，即：“光绪十八年，北洋海防事务次第举办，议建公所，以备集会。文自在津司道，武自淮、练统将，合力筹赀，择于新浮桥东北窑洼建成。其时，淮将公捐至十三万金。复议增建淮军昭忠祠于内，以祀淮军积劳病故诸将士。岁修经费，则于附近别建市屋，出赁取租。二十一年，工役粗竣。详请北洋大臣衙门立案。”
[37]雷录庆编：《李鸿章年谱》第63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有限股份公司1977年版。
[40]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修天津府志》卷十二《职官
（三）・国朝》。
[41]《李鸿章全集4・奏议
（四）》第111页。
[42]《李鸿章全集4・奏议
（四）》第174页。
[44]《袁世凯为租界事务归并津海关道衙门事的批（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到）》载，“天津地面交还在即，津海关道常川驻津，各国租界事宜仍归唐道主政，以复旧章。”据天津市档案馆编：《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第3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5]王守恂撰：《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一《舆地・署廨》，1938年铅印本。
[46]《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一《舆地・署廨》。
[48]张一著：《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6页，1947年铅印本。
[49]据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第167页，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出版，1986年。
[50]天津市红桥区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津市地名志・红桥区》第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2]孟令村整理：《顺直水利委员会成立缘起》，《燕赵水利春秋》1987年第5期第45页。
[54]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简志》第91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5]中国近代气象史资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气象史资料》第63页，气象出版社1995年版。
[58]《中国近代气象史资料》第63页。
[59]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下册第1640页，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60]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金融志》第234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61]陈宗彝：《解放前天津金融市场的变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86―18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2]李天佑：《鸟市》，贾长华主编：《宝地三岔河口》第9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63]郭喜东、张彤、张岩著：《天津历史名园》第4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4]《天津历史名园》第40页。
[65]津海关监督公署从原天津会馆址迁出后，是先迁至他处后再迁至此地，还是直接迁至此地，仍需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