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石刻历史悠久，上起秦汉，下经明清，直至当代，不仅品种繁多、数量巨大，且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拓是保存石刻文献的一种传统方法，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它产生于南北朝，成长于唐代，极盛于宋元明清。由此产生的碑帖拓本是承载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一座宝库。
在石刻的发展史上，就实物真品而言，先秦石鼓文是我国石刻第一古物，鼓字为籀文大篆。秦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此时期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刻石》《芝罘刻石》等，字形为小篆。至西汉，刻石的传世作品比较少见，现仅见十余种，如《鲁孝王刻石》《（biāo）孝禹刻石》等。东汉书学昌盛，刻碑大兴，《袁安碑》《乙瑛碑》《礼器碑》《鲜于璜碑》《子游残碑》等都是此时期的代表。魏晋时期是石刻艺术发展的低潮，这与当时官府禁碑有直接关系，此时期的碑刻有《受禅表碑》《爨（cuàn）宝子碑》《好大王碑》等。南北朝时期，北朝碑刻的各方面成就空前，从种类上几乎具备了所有刻石形式，如龙门造像、云峰山刻石等。而南朝则因禁碑的缘故，碑刻较少，如《瘗（yì）鹤铭》《爨龙颜》等。隋代基本继承了北朝遗风，《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即是这时期的代表。唐代是我国碑刻发展的高峰，大部分碑刻都是名家书丹、名家镌刻，如《九成宫》《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代以后墨迹存世，碑刻渐衰，法帖兴盛，一直延续至明清。
天津博物馆收藏历代碑帖近万件，其收藏有以下几个特色：种类较为齐全，上溯先秦，下迄民国，汇集了历朝各代的名碑名帖。形制多样，如碑、碣、墓志、造像、摩崖、法帖等。题跋、藏印丰富，馆藏碑帖中，历代金石名家、收藏家的题跋藏印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来源主要包括捐赠、征集收购、文物拨交等方式。馆藏碑帖中，善本碑帖多来自收藏家徐世章、韩慎先、朱鼎荣等的捐赠。
天津博物馆藏宋拓本诸如《墨皇本圣教序》《西楼苏帖》《绛帖》等，先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墨皇本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图1）
此碑为唐太宗时长安弘福寺怀仁和尚积20余年之功，汇集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于咸亨三年（672年）摹勒上石，原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碑可谓佛法书学两臻绝妙，一直以最著名的行书碑刻闻名后世。清崇恩旧藏墨皇本共一册，46开，92页，其中碑文部分共25开，50页，每页4行，行约10字。后有收藏者崇恩题跋15开，另有何绍基、孙钟祥等人的跋语。因首开有隶书题字“墨皇”，故称之为墨皇本；亦因有崇恩长跋，故亦称崇恩长跋本。此拓本为白麻纸，纸圈档，木夹板。拓工精细，用墨浓重，字体肥润。“圣慈”之“慈”字完好，“圣缘”之“缘”字不与石花泐连，“诚重劳”之“重”字，左中损。是传世重要的宋拓本之一，曾经孙尔、崇恩、廷雍、孙钟祥递藏，后经近代大收藏家徐世章购藏，并由其亲属捐赠天津博物馆。
《西楼苏帖》（图2）
《度人经》（图3）
《佛遗教经》（图4）
传为王羲之所书，宋拓，一册，共17开，原为天津著名文物鉴藏家韩慎先所藏，帖尾有韩氏鉴藏印“夏山楼藏书画记”一方。帖后明郭僖跋：“黄庭、遗教并书家大乘，而此拓清润疏朗更是善本。得之玩谛难释，当永作吾家临池羔雉。时万历庚戌（1610年）夏日记，叔鲁。”下钤“郭僖之印”“鲁氏”两方印。近人张伯英题签：“慎先藏旧墨本，庚辰（1940年）冬十月，张伯英”。此帖静气迎人，稳重规整，墨色古厚，诚为宋末善拓。
除珍贵的宋拓善本外，馆中初拓本安刻《孙过庭书谱》、明拓《冯宿碑》、民国整纸《好大王碑》拓片等也是弥足珍贵的碑帖善本。另外还馆藏有汉碑原石三种，即《子游残碑》《鲜于璜碑》《党锢残石》。
《鲜于璜碑》（图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