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博物馆的教育工作一直以来被业内广泛关注，中国国家博物馆针对自己馆藏的物质文化遗产有系统的教育手段。本文旨在探讨利用中国国家博物馆优质的硬件条件，引入可搬上舞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此配合馆藏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工作，从而更加深层、立体、多样地发挥博物馆的业务职能，从而发展博物馆事业。
【关键词】中国国家博物馆 教育 剧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是不能脱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单独存在的，而博物馆如果仅重视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忽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则会造成受教者的知识层次缺失、民族文化体系的遗漏，从而不能更全面地完成教育这个第一业务职能。因此，依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物质文化遗产，对其开展目的性、专题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从而达到文化上的相辅相成、全面施教，也可让受教者立体地、多元地了解、吸收、领悟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培养爱国情怀。
传统博物馆教育是以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教育，在社会公众中也早已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如何突破这种定式，让施教内容灵活起来，让受教者转变思维，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教育手段上，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有别于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这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动态性、多样性，而经过千百年的演化，以舞台为依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和内容早已千变万化、多种多样，这就造成了其适用的教育手段特殊性。如果用传统的“说教”式的教育方法，面对这种特点，手段似显单一和呆板，且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又具有娱乐大众的功能。类似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手段似乎让人有步入课堂的拘束感，单一的讲解、讲座模式会在社会公众中让人有先入为主的抵触感，让人觉得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碰撞是有教育目的的。所以，要开发、利用多种资源，让公众摆脱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碰撞时的刻板心理模式，使之让观众同参观其中的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逐渐成为公众“休闲、艺术享受”之选择，从而使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达到更好的教育成果，从而能更立体地完成第一业务目标。
其次，利用剧场开展可搬上舞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配合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实现博物馆的教育工作，是由舞台艺术的特殊优势所决定的。
第一，舞台艺术具有直观性，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或艺术形式，给人以直观的美感享受。而在剧场中，由于限定了空间和时间，这就使演员表演与观众审美处于共时性、依存性的关系中，并通过这种相对近距离的、及时的相互情感反馈和直接的审美交流取得对艺术美的通感，达成艺术家与观众的情感共鸣，这是现代化电子传播媒介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如果说电子传媒带来的是快餐，那么现场的舞台艺术绝对是大餐。
第二，舞台艺术所依托的对象丰富且具有变换性。通过环境、场景、道具、舞美等多方面的立体化配合和渲染，以此来激发和调动观众的相关感受和情绪，这既依赖于舞台艺术自身所具有的动态特征，也依赖于其他相关因素的变化和调节等。因此舞台艺术是一个富有表现性和主动性的动态系统，针对施教方，也应属于立体化的多元教育手段。舞台艺术是整体的艺术，它调动一切舞台构成因素，最终可以合成一个完美的有意味的教育形式，并通过这个艺术整体向人们展示其内在魅力和施教方所要传达的思想。
综合以上两方面内容，利用可搬上舞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配合中国国家博物馆现有的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可行的。但是，舞台艺术还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这体现在：
第一，受众的局限性。就当下舞台艺术对于公众的吸引力来看，只有几类少数的舞台艺术表演或者是个别艺术家、演员的现场表演受到青睐，并且进入剧场的人群也受到相对限制，因此可以并且喜欢进入剧场观看和消费的人群仍属于少数，群体性消费习惯还未形成，因此以舞台表演为主的艺术形式，在受众上仍属于少数。
第二，传播的局限性。传播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空间上的，剧场空间和容纳是有限制的，这就决定以剧场为空间依托的各类活动，在观众规模上是有要求的。二是时间上的瞬时性，以剧场和舞台为平台的各类活动，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可能无限循环发生，具有很强的时间效应。三是具有不可复制性。剧场和舞台活动都是以现场发生为准，每场次之间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严格地说每一次演出或者活动都是唯一的，具有不可复制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些局限性恰好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用剧场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优势，只要认清形势，善加利用，定可事半功倍。
利用好舞台艺术的局限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工作，要同时认清施教方和受教方的活动规律，从而产生有针对性的方法。从施教方讲，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集中了三个具有国家级文化中心性质的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中国国家大剧院，它们肩负着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责任。虽然不存在什么经济上的、市场上的竞争，但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服务的质量的优劣评价却是现实的。由于故宫本身具有文物性质，因此不与之形成比较。单就剧场而言，中国国家大剧院因为定位和硬件等条件，可以囊括多种形式、多种内涵的艺术展演形式。而经营剧场并非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主业，这是由其自身的定位和硬件决定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剧场平台不能做“高、大、全”的舞台展示，因此要想把中国国家博物馆剧场利用好，就必须要定位好它的利用形式和各种展演主题。以“博物馆各项业务活动都应贯彻‘教育’的目的”[3]为指导思想，利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化土壤，摆脱普遍意义的剧场利用形式，展演多种可开花结果的社会教育资源，因此，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剧场展演的不应仅是市场化的作品，不应仅是纯艺术的作品，应是在配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主要的物质文化遗产展览的前提下，展演那些具备历史性、人文性、民族性、政治性这四性的舞台艺术，为那些可搬上舞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平台。 从受教方讲，因为“在教育过程中还要注意关注不同教育对象的个性化特征，理解和尊重各色各异的学习心理和行为方式”[4]，所以认清受教方的人格发展规律是有必要的。时间是前进的，物质是运动的，受教的公众也在变化着。自高等教育扩招后，全社会的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就国内观众而言，未来观众的文化素质是慢慢提高的，其接受能力、鉴赏能力、学习能力也较上一代人大大提高;同时，未来这些观众也会对其后代施用更文明的教育，他们会自觉地、主动地寻找、利用社会资源，实施新的家庭教育。因此，未来数代人的受教需求和学习能力会大大提高，他们可以快速地、主动地学习文化、理解文化、享受文化。另外，按照相关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部署，随着社会大课堂教育工作的开展，将会有更多的中小学生有组织地步入到博物馆的文化殿堂，他们将形成一个源源不断的庞大群体。如何深入、立体地完成国家的教育大计，仅靠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面对这样的受众，为更好地做好博物馆的主营业务，配合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利用剧场，引入可搬上舞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教育工作的一种新手段、新内容。同时合理的新手段也会逐渐被未来的观众接受。从而做好针对个人、家庭、学校多种人群的教育工作。
虽然舞台艺术具有传播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受教者在馆藏物质文化遗产的刺激联想下，在上百人集体观看的氛围感染下，在精选出的舞台艺术的熏陶下，是可以摆脱传播上的局限性的。也就是会集中注意力，摆脱瞬时性和不可复制性的干扰，在短时间内入情入境，观后仍可余音绕梁，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高效利用好中国国家博物馆剧场，重点就是精选那些可以搬上舞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要立足北京，发挥其文化中心的特有优势，面对高校多、艺术团体多等特点，有规律地组织具有历史性、人文性、民族性、政治性特点的音乐、舞蹈、戏曲、戏剧等具体舞台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在此展演。方向上，可积极与擅长以上方面的高校、文化团体等建立长久的合作机制。如能争取到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的政策支持，做好联络、协调工作，还可形成长效联合机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具体展演作品选择上，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从中华历史、文化上着眼，音乐方面的作品可如《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文王操》等，舞蹈方面作品可如《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孔子》等，京剧方面作品可如三国戏、水浒戏、《太真外传》等，昆曲方面作品可如《千忠戮》《铁冠图》《牡丹亭》等，话剧方面作品可如《商鞅》《赵氏孤儿》《蔡文姬》等，歌剧方面作品可如《苍原》《屈原》等。以上这些作品当中，有的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有些在内容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有些虽然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却具有很强的历史性、人文性。它们就和一个一个的静态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使中国国家博物馆剧场具有了众多可利用的展品。这些作品具有较高的认知度，便于形成中华历史、文化的整体观念，因此应该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剧场利用的重点。
第二步，在做好中华整体文化概念的教育、管理、经营的前提下，还可放眼全国，适当地配合一些专题性的临时展览，举办专题性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艺术展演;同时，遇到国际交流、国外精品展览时，也可应时应景地举办与交流活动、展览相关的主题舞台艺术展演。
此外，进行舞台展演，必然会牵扯到版权问题。就此，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剧场的展演，仍然要立足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国家政策，实行网上预约优先的免费观看;同时在得到相关版权所有者的授权以后，可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各大学的艺术系等相关教育单位合作，建立挂牌实习基地，为学校提供一个免费的、高起点的舞台教学实践平台，丰富相关表演类专业学生的实践经验，为学生日后顺利就业打下良好基础。而对于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国家话剧院等专业演出单位，可发挥他们的各自所长，精选出适合舞台展演的且具有历史性、人文性、民族性、政治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为其策划专场演出，提高优秀作品的知名度，开拓他们的演出市场，达到互相促进的目的。另外，在各类演员为公众提供文化大餐的同时，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可利用特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底蕴，反哺在此演出的各类演职人员，使他们在中华文明的汇集之所，受到物质文化遗产的熏陶，从而能更好地表演出、创作出优秀的舞台艺术，如此可产生互相“教育”、互利共赢的效果。
最后，笔者设想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剧场是非营利性的平台，因此，在经费上做好预算后，经费可纳入日常业务经费管理，并将此笔业务经费纳入正常的经费保障范围之内。同时为了避免与大剧院有可能形成的演出冲突，也从博物馆的安全保卫工作着想，中国国家博物馆剧场的展演时间应与常规展览的启闭时间一致，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
结论：博物馆如何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工作，是一个难点。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应具备强大的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立足其馆藏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利用其剧场开展配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工作，应是具有可行性的。
注释：
[2][4]李莎.浅谈博物馆社会教育队伍构建―以国家博物馆为例[J].博物馆研究，2012（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