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的古代御窑厂是14～19世纪生产宫廷御用瓷器的最重要的中心区域，其明清官窑产品代表了当时中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确立了景德镇在当时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制瓷手工业中心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御窑厂的考古研究向来是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备受学界和民众的关注。
多年来，围绕御窑厂开展了多次抢救性和正式的考古发掘，2014年10月开始的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再一次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此。
2015年仲春，本刊记者走进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率先独家采访了江建新所长。
本刊在此将此次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披露给广大读者，同时也将此文作为本刊新开辟的“考古在线”栏目的开篇，希望大家借助此栏目获得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收获更多的欣喜。
记者：正在进行中的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最新考古发掘引起了学术界和陶瓷收藏爱好者的高度关注，请问这次发掘有哪些新的发现？有着怎样的特点和意义？
江建新：御窑厂的发掘历来都不是很从容，以往都是机械操作，推土机一不小心就会把遗址破坏了。这是第一次在时间上给发掘工作做了保证，于是就有了几个重大发现。
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元、明、清时期的作坊、灰坑等各类遗迹60多处。其遗迹中最重要的一处是一座明中晚期作坊，根据遗迹与相关遗物推断，该作坊遗迹很可能是明正德至嘉万时期的釉上彩作坊遗址。这类遗址在御窑厂历次发掘未见，目前已揭露出遗址面积为300多平方米，而且有向四周扩展的迹象。其釉上彩作坊遗址相对完整，比较系统地反映出当时制作釉上彩的整个工艺过程，对研究明代官窑釉上彩制作工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对研究明代御窑厂整个作坊群分布、规模、工艺、内部分工形式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填补了这一陶瓷工艺考古的空白。
这次考古发掘的另一个重大发现是发掘出明代正德地层中出土的部分釉上彩颜料，有矾红，还出土了配制釉上彩的原料――氧化铜，以及画好的成品和加彩的半成品，比如斗彩的半成品、完整无缺的正德釉上彩盘子，这是以前没有见过的。这些颜料和原料的出土，为我们破译明代中期釉上彩陶瓷制作工艺的过程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科技意义和科学价值。
此次在明正德至嘉万时期的釉上彩作坊遗址的正德地层中也发现了新的器物和纹饰，在传世品中所未见。
本次发掘出土遗物时代延续较长，序列较为完整，种类比较齐全，遗物时代自元朝起，历经明早期的洪武、永乐、宣德，明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到明晚期的嘉靖、万历，明末的天启、崇祯，到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直至清晚期的同治、光绪、宣统，民国江西瓷业公司、建国瓷器等也有出土，可谓御窑厂历次发掘工作中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一次，为研究景德镇陶瓷史与陶瓷断代提供了学科上的权威资料。
中国人向来不重视手工业的资料，明史里只有几条关于御窑厂的记载，依靠文献来反映整个御窑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发掘遗迹和遗物，才能揭示御窑厂生产的历史过程、生产的规模，以及不同时代的不同产品，这种揭示比单纯研究流传下来的遗物更加科学，更加完整，也更加权威，应该说考古发掘的资料是一个陶瓷历史的信息库。
记者：考古发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外界看来，考古发掘活动也充满了神秘色彩，在以往的发掘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呢？
江建新：每个学科都是有故事的，特别是陶瓷，我觉得它的文化意义更加丰富。因为它是一个综合体，不仅仅蕴含着化学和物理科技，中国古代高超的科技水平和古人非凡的智慧就体现在陶瓷里面。另一方面，每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同样在瓷器上得以体现，其花纹、造型根据时代的变化，甚至根据皇帝个人的喜好有很大的变化。文化与工艺技术相吻合，结合得非常完美。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斗彩最早出现于明宣德时期还是成化时期，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过去只有文献记载有宣德斗彩瓷器，但是一直没有确切的实物根据。1984年，有一位名叫王露的记者偶然在西藏的萨迦寺拍摄到了一个宣德款斗彩鸳鸯荷花碗，但文物界人士不认为它是宣德时期的东西，认为是后仿的。1988年，我们在御窑厂宣德地层挖到了一个被打碎的宣德款斗彩鸳鸯荷花盘，与萨迦寺碗的纹饰一模一样，立刻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解决了釉上彩出现的年代问题。
基于地层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非常权威的。而传世品在流传过程中会有不确定因素存在。遗址考古的地层关系很明确，它不可能造假，因而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解决陶瓷史上的很多问题。这就是遗址考古的重要性所在。
又比如，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宣德地层发现了青花的试料盘，上面写有“乐一号”“乐二号”字样，这就是用乐平县的氧化钴写的，这也是陶瓷史上很重大的发现，这说明在宣德时期开始有国产青花料。而且经过测试也证实，宣德时代国产青花料具有高锰低铁的性质，而进口的苏麻离青是高铁低锰。这样，宣德时期青花发色的特点也就解释清楚了，宣德青花与元代青花的不同之处也就很明确了：宣德青花发色偏灰，不像元青花那么蓝；宣德青花瓷的铁锈斑结晶也不像元青花那么明显了。
景德镇考古发掘还解决了陶瓷史上洪武官窑不确定的问题。过去对于洪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有争论的，中国硅酸盐学会编纂的《中国陶瓷史》中也没有肯定有洪武官窑，而是援引文献记载，说有所谓“洪武作”，对此日本人是根本不承认的。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掘景德镇御窑厂前还不知道有洪武官窑的存在，那时把现在看来是洪武官窑的瓷器断代为元末明初。后来我们在御窑厂遗址发掘挖到一块大瓦，上面写着“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字样。查找资料，得知赵万初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左右在浮梁县当过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因此说，这块瓦是有纪年的。同时，随这批瓦片也出土了很多瓷片，就是洪武时期的器物，有釉里红，也有青花瓷，与明初的传世品，包括日本人所说的元末明初的传世品的风格一模一样。这样就确认了洪武官窑的性质和年代，解决了陶瓷史上所谓洪武官窑不确认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还挖掘出土了大量不同纹饰和造型的20多种蟋蟀罐。宣德蟋蟀罐在宣德时期是很有名的，蒲松龄的小说《促织》对此不是有过记录吗？“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但是明史里没有记载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而是说他雅好艺术，会画画。古代就是这样，避尊者讳了。但是我们在御窑厂的考古挖掘表明，宣德皇帝确实喜欢玩蟋蟀，当时烧造了各种各样的蟋蟀罐。但是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都没有蟋蟀罐的收藏，应该是当时宫里把蟋蟀罐都打碎了，目的是为了说明宣德皇帝是个好皇帝。这种现象很好解释。因为宣德皇帝不到40岁就驾崩了，他的儿子正统皇帝英宗登基时只有9岁，可能英宗的母亲怕他玩物丧志，就把蟋蟀罐都打碎了。
记者：此次御窑厂的考古发掘联合了北京故宫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以往也是这样吗？
江建新：由于御窑厂的性质比较特殊，所以重大的考古发掘我们尽量邀请院校、科研单位参与，这样有利于整合资源，对御窑厂遗址的保护和揭示有重要意义。景德镇是明清官窑瓷器的生产地，故宫是收藏的殿堂，发掘出土的资料可以互相印证，相互之间可以双赢。
另一方面，国家文物局也有意识地给教学提供方便，所以我们一般会联系院校做些考古发掘，以培养学生。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文博系的学生历来都有参与。这种发掘是很严格的，国家文物局有专门的领队制度以及考古操作规程，所以参与考古发掘的很多都是北大、浙大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记者：的确，景德镇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地方，而是一个开放和流动的平台，古代的瓷器生产如此，现在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
江建新：是的，在对外交流方面，景德镇更是如此。郑和七下西洋，带了很多瓷器到中东，这些瓷器现在收藏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大博物馆中。它们都是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当时大量销往中东地区。这些瓷器的造型又是在模仿伊斯兰的金属器造型。
中国的外销瓷是那个时代全球化的产品，就像现在的iPhone手机。但全球化的产品在中国早就有了。那时欧洲做不了瓷器，欧洲人用的瓷器都来源于中国，欧州家庭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荣。而且中国人还按照欧洲人的审美习惯和风格制作他们定制的瓷器，将中国的瓷器文化与西方文化完美合璧，中国人真的很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