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张心；《伪书通考》；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古籍辨伪学》
摘要：张心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辨伪学家，受顾颉刚《古史辨》的影响编纂《伪书通考》一书。该书主要是汇集宋濂、胡应麟、姚际恒等前人的辨伪成果，其编纂大致始于1926年，完稿于1937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9年。《伪书通考》所辨之书共1，105部，以数量衡之，确实是规模很大的一部辨伪专书。郑良树因之作了一部《续伪书通考》，续编则起于1940年，止于20世纪80年代初。两书体例大致相同。郑氏还有一部辨伪学理论专著《古籍辨伪学》，很有新意，值得一读。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8-0138-03
1张心的辨伪成就
张心（1887―1973），字仲清，号冷然，广西桂林永福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辨伪学家。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父亲皆为进士，六七岁起在家读私塾。1902至1905年间，他先后就读于北京五城中学、上海明新中学、上海南洋中学，后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主修英语，1910年以举人身份毕业，从事会计工作。1949年他任教于广西大学会计银行学系，1953年任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1973年病逝于桂林。
张心在《伪书通考・修订版序》中说：“我编著这书的动机，是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未久时，我读了它感觉到辨伪对于研究学术和考察各时代思想和情况的重要性。我阅读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引起我对于伪书的辨别很感兴趣，又得着宋濂的《诸子辨》和胡应麟的《四部正讹》，于是把这三部书拼合起来，以书名为纲，对于某一部分辨伪之说，集合在一起，以便于自己阅览，初无意于编著。以后在他书得有辨伪资料，也随时加入，所集渐多，逐渐发展，遂立意编著一部《伪书通考》，以供读者参考。此后更广为搜求资料，但因工作繁忙，不能经常做这工作。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之间，失业约有一年的时间，住在上海，遂专做这事，把它编著完成了，经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出版。”[1]这段话透露出三个信息：①此书的编纂受了顾颉刚《古史辨》的影响。②此书主要是汇集前人的辨伪成果，包括宋濂、胡应麟、姚际恒等。③其编纂大致始于1926年（按：《古史辨》第一册于1926年出版），完稿于1937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9年。
《伪书通考》初版后不久即再版，1955年修订完成，1957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修订本，是为第三版。笔者的考察是针对第三版的。是书前有《总论》，分别阐述：为什么要辨别伪书，伪的程度，伪书的产生，作伪的原因，伪书的发现，伪书的范围，辨伪的发生，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辨伪的条件。
张氏在《辨伪的发生》中谈到古书的四个规律，颇值得玩味：①古人不自己著书。古时以刀为笔，写字不便，比如《论语》即后人追记。②古人著书不自出名。古人偶有所言，记于简策，书为应用而传，不为扬名而设。③古书世传非成于一手。今天见到的先秦古书，流传中多有附加，已非原貌。④书名非著者之名。比如《管子》即非管仲自著。他还谈到辨伪应该具备的六个条件：须存丰富之书籍，须有学问之修养，须知前人之成说，用锐利的眼光，用公平的态度，用科学的方法。
张氏在《辨伪的规律》中谈到辨伪应遵循的六个原则，是前人没有涉及的，颇有新意：①辨伪不可和其他目的相混淆。云：“我们辨别伪书的目的，是要求得知某一书的真实情形。第一能辨别出这一书不是某时某人撰的，和它伪的程度怎样；第二能进一步辨别出这书是某时某人撰的，或有意伪造的。简言之，就是求真的目的。换句话说，目的就在于求客观的真实，不过对象是某一部书。”[1]辨伪不应受到以下三种情况的影响，一者“为了拥护圣道而辨伪的，凡不合于他们所谓圣道的书，就是伪书”[1]；二者“因学术或政治主张的派别不同，遇到某部书或某书的某部分认为是伪的于我派有利，就多方辨明它的伪；若认为是真的于我派有利，就多方辨别它不伪；而于我派不利的地方就抹杀了不说”[1]；三者“辨别伪书的人，务求多发现伪书，以推翻前人所说，以炫耀自己的学识才能，就会多方的周纳，强词夺理，吹毛求疵”[1]。②不可有主观的唯心的成见。云：“辨伪书是要求得客观的唯物的实在。若辨伪的人用主观主义唯心论，预先存有一个成见，那辨别所得的结论，就不会正确。”[1]③不可以一般来概括全体。云：“不可因书内一部分的伪，或一句数句的话，或所用的名词和著者的时代不合，因而肯定这书全体是伪……总之，不能以一种孤立的证据来定是非，还要参以他种证据，综合起来才能肯定。”[1]④不可和书的价值问题相混淆。张氏认为，不得以书的价值来作为辨伪的标准。某书价值高即真，某书价值低即伪的认识，是要不得的。书的真伪是一个问题，书的价值是另外一个问题。⑤不可和书中所说的真伪问题相混淆。云：“书内所说的事实的真伪，或理论的真伪，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为书是真的，就认为它所叙的事实都确实，所说的理论都正当……又不能因书内所叙的事实不真确，所说的理论不正确，而认这书是伪的。”[1]⑥不可和书的存废问题相混淆。云：“辨别伪书，是要求得客观的真实状况，和书的价值问题不可混淆，和书的存废问题也不可混淆。并不是经过辨别了，真的就应该存留，伪的就应该废弃。可能有书虽不是伪造，而它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保存的必要的；有的书虽是伪造，而它本身确有价值，有值得保存、批判的采用，或可留作参考之用的。”[1]张氏所言这六个原则，确实对辨伪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孙新梅：张心和郑良树的辨伪成就*《伪书通考》所辨之书共1，105部，其中经部88部，史部98部，子部324部，集部145部，道藏部33部，佛藏部417部。以数量衡之，确实是规模很大的一部辨伪专书。以“《归藏易》十三卷，伪”[1]条为例，试述《伪书通考》的特点：①以时间为序，胪列各时辨伪之说。此条共引《山海经》《周礼・春官》（按：附郑注）、桓谭、姚信、刘勰、孔颖达、《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书目》、郑樵、《宋史・艺文志》、吴莱、胡应麟、徐善、朱彝尊、容肇祖、郭沫若，凡二十家说。②引据前人之说，皆标出处。比如桓谭说后标《新论》，孔颖达说后标《周易正义》；再如其引据《山海经》者，标：“《玉海》引，今本无。”[1]可见于此节文字张氏不但调查了《玉海》所引《山海经》，还调查了传世本《山海经》，用力之勤，可见一斑。③末间附作者按语，以发挥自己的看法。张氏按：“是《归藏》在汉初已亡，至隋代忽然出现，就不会是真的。《隋经籍志》说晋《中经》有之，据《晋书・荀勖传》，勖奉诏撰述汲冢所出竹书为《中经》，竹书内并无《归藏》，则郭氏说勖以《易繇阴阳卦》叫作《归藏》，这是可能的。如果这样，那勖就错了，而晋、隋的《归藏》都是伪书了……桓谭说的《归藏》四千三百言，或许是《艺文志》龟书的一种。至晋、隋时的《归藏》，就不是汉以前的，也不是《艺文志》内的龟书，而是荀勖以《易繇阴阳卦》当作的《归藏》。《隋经籍志》说是薛贞撰的，《宋史・艺文志》和《中兴书目》都说是薛贞注的。但宋时只存三卷，而文多错乱，以后也就散佚了。现所辑的佚文，当然不是汉以前的《归藏》文，而是隋时伪《归藏》的一鳞半爪了。”[1]可见《伪书通考》不但是辨伪资料的汇集，同时也有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 2郑良树的辨伪成就
在《伪书通考》之后，郑良树（1940―）著有一部《续伪书通考》[2]。郑良树，字百年，祖籍广东潮安，出生于马来西亚新山，1960―1971年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历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而后回到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任教，1988年以后就聘香港中文大学，主要从事校勘学、辨伪学与先秦诸子的研究。
张氏正编所收辨伪材料止于1937年，1955年完成的修订本略有补充。郑氏续编则起于1940年，止于20世纪80年代初。比如：关于《仪礼》的辨伪，前者所收二十余家，起于司马迁，止于梁启超，后者所收惟今人张光裕一家。两书还有一点不同，即“张氏往往于他说之后按以己见，郑续则付胭如，内行人都能理解，要对每本存疑古书都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实在是非常困难的，故尔（而）毋庸苛求”[3]。续编与正编其余体例大致相同，不予细述。
郑良树另有一部辨伪学理论著作，名叫《古籍辨伪学》。全书九章，分别讲：辨伪学的成立及研究范围，辨伪的意义及其学术地位，辨伪的源流（按：第三、四章皆讲源流），辨伪的方法，辨伪方法的检讨，辨伪示例，辨伪的新趋势，辨伪专著简介。末有附录《有真伪问题之古籍一览表》（按：本之正、续《考》）。
郑氏言辨伪学的意义，归根结底就在于“求真”二字。云：“求真，是任何学问追求的目标之一，而古籍辨伪学打从它脱胎以来，就一直以此为目标。因此，古籍辨伪学如果有其学术上的意义的话，则只在‘求真’一事上；而一切学问之安然扎实地建立起来，也正是奠基在这个‘真’字之上。”[4]
郑氏从四个层面解读了辨伪学的学术地位：①为着整理史料。云：“中国史料文献浩如烟海，其中不乏真伪莫分者，在整理之前，必须慎为明辨，务使真者被采用，伪者另作处理，才能建立起谨严的学问。”[4]②为着叙述史实。云：“中国是个史料非常丰富的国家，特别是唐宋以后，史料之积藏，多得汗牛充栋，几乎是世界之冠；然而这些史料在运用之前，最起码的考辨工作一定要有，否则的话，伪书和真著掺杂运用，就会影响史实的可靠性，而流为别史、野史的著作了。”[4]③为着阐明学术源流。云：“古籍真伪和学术源流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如果某部书是伪托的，或者是成书年代不正确的，那么它在学术源流里就有着不同、不明确的地位。刘向在整理故籍、班固在《汉志》‘考镜源流’时，所以非常重视古籍真伪的问题，道理即此。”[4]④为着评鉴学术价值。云：“如果古籍的作者明确、成书时代肯定、附益篇章可以认知，那么该古籍的学术价值始可以评鉴。没有疑问的古籍，固然有其价值；伪托的古籍，只要成书时代、附益篇章明辨清楚，它们也有其应有之学术价值。因此，为着鉴审古籍的学术地位，对其真伪作深入的考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4]
郑氏还在胡应麟、梁启超二氏的基础上，归纳了一套辨伪方法。
2.1从编著者来考察
①编著者的虚实。即编著者是否确有其人，如此人系子虚乌有，遑论其书了。②编著者的才学。云：“所谓才学，包括辞藻文笔及哲学思想。编著者的辞藻文笔及哲学思想应该与他的著作相符合，里外一致，彼此相应，才合乎逻辑。”[4]③编著者当代的纪录。云：“所谓编著者当代各项纪录，包括编著者本传、门生友人及时人的记述、编著者自己的回忆文字及其他相关的资料，范围相当广，考订者尽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考察和深究。按照常理来说，某人如果的确编著有某书，他的本传或者他自己的回忆文字应该有所记述，否则的话，他的门生、友人及时人等，也应该见过此书而有所记录，才合乎情理。”[4]
2.2从本书来考察
①古籍本身的文字。云：“文字是书籍最根本的组成分子，在性质上有名词、动词、副词及形容词等之分别；在体裁上，有诗赋、散文及骈体文等的不同；此外，它们在编组连缀成句子时，是有秩序的，有系统的，甚至有时还有音节韵脚的。简而言之，如果深究细分的话就会发现，这批‘最根本的组成分子’是以系统、整齐及富节奏性的姿态排阵在古籍里。”[4]②古籍本身的思想。云：“所谓思想，包括了哲理和情意。文字连缀成句子，就已经被赋予情意和哲理；句子组合成段落，不但情意饶富，哲理也渐趋纯净；等到篇章累成、书籍纂毕后，情意及哲理就愈加繁复了。因此，文字是书籍的骨骼，哲理是书籍的灵魂。”[4]③书籍本身的名物。云：“名物，指的是文章里的特殊名字和事物，如特殊称谓、人名、地名、朝代名、官名、法制、律历及礼制等等，它们是组成文章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书籍的血肉。”[4]
2.3从流传来考察
①著录的有无。云：“古籍流传开来后，当代或后代的官私目录应该有所著录，以先秦的古籍来说，《汉书・艺文志》应该很完整地加以著录了；再以两汉的古籍来说，《隋书・经籍志》也应该全部著录了。如果说某书在先秦就已流传开来，但是《汉志》不著录，却要到《隋志》才看得到，那么这部书的真伪大概颇有问题……另一种情形恰好与此相反。有的古籍在流传的历史洪流中，曾经出现‘存―亡―再现’的情形，而这个‘再现’者，和原来‘存’者是否同一古籍，有时颇值得我们斟酌和考察。”[4]②作者及卷数的符合。云：“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原则上只有内容及分量的逐渐减少和残损，不可能时代愈晚卷帙愈增加。因此，追探古籍历代著录的卷帙，并且核对其作者，也是考察古籍真伪的一条佳法……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其卷帙如果是朝向‘多―少’来发展，我们即可以用残散来解说；如果反而是出现‘少―多’或‘多―少―多’的情形，那么其真伪就很值得我们注意了。”[1]③流传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云：“古籍向纵方面流传开来后，一定经过不同时代的学者们的展读、研究和批评；这些学者们的纪录，特别是涉及古籍的作者、内容、传承及卷帙方面，都很值得我们参考。这些纪录，有的见诸古书的注疏，如《汉志》的小注；有的见诸学者的笔记，如洪迈的《容斋随笔》；有的见诸学术上的专著，如胡应麟的《四部正讹》等……可疑的古籍在历史洪流里传布时，似乎很难逃过学者们锐利的眼光。”[1]
3结语
张心作有一部《伪书通考》，郑良树因之作了一部《续伪书通考》，这是将张、郑二氏放在一起讨论的原因。后者还作有一部《古籍辨伪学》，属于辨伪学理论专著。
就辨伪方法而言，胡应麟道夫先路，梁启超谓之细密，郑良树甚是系统。
郑良树的《古籍辨伪学》在论述辨伪学的学术地位和辨伪方法上，多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很有新意，是辨伪工作者值得一读的一部辨伪学理论著作。
参考文献：
[1]张心.伪书通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2]郑良树.续伪书通考[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3]谭家健.南方有嘉木：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教授及其著作[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4）.
[4]郑良树.古籍辨伪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