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申府和张岱年都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理念作为自己的哲学背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只有了解它，抓住它，才能真正了解时代精神是什么，及其在哲学体系中的具体体现。张申府将其作为时代的权衡，命名为“中和”。张岱年将其称为“兼和”。本文意在通过分析时代精神的变化，诠释两人哲学的异同及其“价值哲学体系”的转化。
关键词：中和;兼和;价值哲学;核心价值;时代精神
张岱年与其长兄张申府两人的价值哲学最初并无二致，或者说张岱年抽象地继承了其长兄的价值哲学更为恰当。但在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两人的价值哲学却开始分道扬镳。笼统而言，这种差异是因两人的经历不同，加之年龄的差异（相差16岁）而导致的。在这种情形下，两人对其时代及历史的解读也逐渐产生分歧。
一、由时代精神建立价值哲学体系
价值哲学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传统的东方哲学体系中并没有价值哲学这门学科。因此，在最初接触这门学科时，价值哲学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深入分析，张申府认为，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中也一直存在着价值哲学的要素。因此，张申府特别注意了儒家哲学体系里的中庸价值，特别是“中和”思想，认为这一点正是中庸价值的核心思想。
（1）《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即未发状态的“中”为宇宙万物之本质，已发状态的“和”为宇宙万物的现象。如此，宇宙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囊括在“中和”这两个字里。以此为基点，张申府认为，假如让当时已经处于休眠状态的儒家哲学核心价值重新活跃起来，并且为它注入新的哲学生命，就可以使中国重新焕发活力。
与此不谋而合，张岱年也认为传统儒家哲学体系虽然范畴较少，并且体系运用也不足，但在把它修理或替换掉一些零部件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也决无不可用的理由。并且，他认为将很久以来都一直使用的价值体系，一下子扔掉，也不可能马上找到新的替代品。新的价值体系，必须经过时代的锤炼而形成，决不可能一下子出现。他认为，如果在中国社会里没有儒家的哲学生命，任何事情都将无法施行。
二、张申府建立的“中和”的价值哲学体系
1.从孔子“时中”进化到时代精神
张申府说：“一切事物都要以时间、地点、条件来衡量”。对此，张岱年深表赞同，并且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精神，思想如果没有与它一致，就根本没有生命力。
“五四”运动后，想要建立民主（德先生）的制度及科学（赛先生）的观念，并且把两者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肯定是无法不过问其时代精神的。这也是过去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所经常怀抱的“时中的精神”，张申府把它重构成了现代观念的“时代精神”。
《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了解“时中”，了解时代的核心价值，无疑是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清代惠栋在其《易汉学易尚时中说》中即说：“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
张申府认为，虽然传统儒家哲学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现实和发展需要，但是仍然不应抛弃孔子，尤其是不能抛弃孔子的真精神――“时中”。孟子曾称孔子“圣之时也”，即为时圣。无疑，孔子是真正了解时代核心价值的人。
张申府主张，像孔子一样，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必须寻找时代的普遍核心价值。这时代的普遍核心价值，正是时代精神，也即是时代的价值“秤杆”。把时代精神用作评价当时的历史、哲学、政治等的价值标准，才能实现真正的新时代及新世界的中国梦。
2.从文字上字义解释来看时代精神
（1）“中”的字义解析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中庸》第一章）如此，这个“中”是普遍核心价值的意思;“本”，普遍本质;“大”，核心。程伊川把它解释为“不偏之谓中”，朱熹把它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如此，这“中”是一种不可摇动的状态，又是中心的意思，也即根本或本质。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据此，此“中”为我们内心里还没生成感情之前的状态，即人的本性自然的状态，因此，可说是一种人心的本质或根本。
（2）“和”的字义解析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第一章）如此，这个“和”是现实中的普遍核心价值;“达”，普遍;“道”，是核心价值。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就是说，把握这个世界的现实，才能够建立我们日常必要的规矩。根据这规矩而行，就能够建立功德。因此，“和”的意思，就是规律。
《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第一章）这句话的意思，是现象里面有客观的普遍规律。因此朱熹解说：“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就是说，用这样的普遍规律作为行为规范，才是“和”。孔颖达疏曰：“情虽复动，法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情和谐，故云谓之和。”（《礼记正义》）如此，有了这样的规范，才能自然达到谐和的境界。
（3）“中和”的字义解析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如此，达到“中和”时，天地万物便有了生育的功能。钱耕森认为这“极其充分地肯定了达到了‘中和’之道的伟大作用：能使天地各得其所，能使万物都发育生长”[1]36。朱熹亦说：“这就凸显出‘致中和’所具有的‘圣神功化之极’《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第一章）》的机能。”[1]36即所以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其实就是由于宇宙有内在的生成规律――“和”，如果没有这“和”，就决不可能出现万物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
朱熹注又说：“中”为“道之体”，“和”为“道之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认为“中”与“和”只是一个道而已，但为“体”与“用”的关系。这就转变了传统的“本末”关系的解读。于是，通过这表面的“和”的作用，突显出其内在的“中”的本质。
3.志向于中立的价值融合的“中和”体系―― 第三世界价值体系的“哲学梦”
张申府企图建立一种第三价值体系的哲学。[2]63这种哲学价值体系，既不是传统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并且，也绝非是东西方的机械结合，而必须是基于我们本身的价值基础，对东西、古今的价值体系的完全融会贯通。因此，他在此所讲的“中和”不是完全儒家的“中和”概念，而是融合时代价值的新概念。他把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引进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也是张申府卓越的一面。
（1） 价值不平衡的“中和”价值观
张申府的新价值哲学，按照不平衡的宇宙生成观，建立不平衡的价值体系，试图据此把社会导入一种安定的状态。他认为，既然社会体系免不了不平衡状态，那么必须积极地用其价值体系弥补其不足之处，否则这个社会肯定无法获得安定。社会不平衡，是因宇宙不平衡的结构而形成。面对不平衡的社会，通过价值的不平衡分配而把社会导入一种安定的状态即可。过去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基于阶级平衡的价值分配，而建立一统的平衡哲学，是不正确的。非阶级的不平衡状态，反而能带给宇宙和社会更大的活力。[3]223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固定或静止的状态，不然无法变化而释放活力。[3]212
（2） “时代精神”必须基于“民族精神”
张申府主张，新时代的新哲学也不可完全扔掉过去思想的“根”，不然新哲学就会如同浮萍。东西方思想的本质并无二致。近代思潮倾向于全盘西化或社会主义，但是，张申府坚决主张任何时代的新哲学都不可完全扔掉过去思想的“根”，尤其是必须扬弃其“树干”。任何哲学，必须基于民族精神之上而建立。这种主张，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精神。
三、张岱年建立的“兼和”价值哲学体系
1.“兼和”范畴的产生过程及其价值体系
（1） “兼和”范畴的产生过程
（2）“兼和”的价值体系
“兼和”的价值准则。张岱年是由辩证唯物论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他认为，宇宙因三种性质而存在，即物质、规律、进化。[4]213由于进化准则而实现价值结合，才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价值准则。也可以说，这整个过程就是“兼和”。宇宙万物都顺着这个准则而进化、生育，最终成就富有状态，即宇宙大化。
“兼和”的辩证价值。张岱年将价值进化的整个过程用10个字来表现，即“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4]196换言之，充实自己生命才可达成规律，其过程中克服矛盾才可达成谐和。这是一种宇宙的自然规律，一种宇宙的进化准则。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理性掌握自己的生命力，克服生命内在的矛盾才能达成生存进化，达成统一状态，这即是“兼和”，即是辩证价值进化的准则。张岱年认为，不同价值之间必存在对立，克服其对立进而达成平衡，才能发生进化。但是，张申府认为，其对立之中存在不平衡的差异，即其间存在根本上的不平衡，因而自然发生变化，并且，只有达成安定的状态才发生进化。明显，两人在中和的价值体系与兼和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诠释差异。
2.语言的发展背景及其字义
（1）“兼”字文献与字义上的考查
据查证，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将“兼和”二字连用的文献是《管子・五行》：“出皮币，命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在此，张佩纶和李勉都把“兼”翻译为“谦”。实际上，把“兼和”作为一个哲学的范畴来解释的，就作者所见，只有张岱年。张岱年从墨子和邵雍的文献中受到启示，比如《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中有“唯人兼乎万物”，《正蒙・至当篇》有“大者兼之富”。
（2）“和”字文献与字义上的考查
3.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理由及背景
（1）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理由
此时的张岱年，逐步创建了一种迥异于其兄张申府的价值哲学体系，明确提出把“中庸”观念转换为“兼和”观念更好，并且，不再提其长兄所讲的“中和”概念。为何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已经明确意识到，国民党根本无法承担起当时的历史责任，“三民主义”已经落后于时代，并且，蒋介石自己所信奉的阳明心学也无法救国救民。张岱年更进一步意识到儒家哲学中的“中庸”（实为“中和”）思想不能代表当时的时代精神，由此，他提出了“兼体”的新价值体系，后来又提出“兼和”的价值哲学体系。可以说，此时的张岱年已经预见到未来世界，即这时代是“平衡”时代，又担心其平衡状态单调一色，因此他所提的“兼和”里特意强调了多样性。
（2）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背景
上世纪30年代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接受了当时世界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理念。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更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人民的态度和思维形态。他们评价其思维方式和体系是病态的。因此，这世界发生矛盾而产生残忍的战争，生灵涂炭。两次世界大战，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哲学体系产生深刻的怀疑。张岱年亲历了异族统治的残暴，并因此提出“先兼体，后兼和”的概念，主张以“兼和”代替“中庸”。他认为，不如此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变化，由此，自然反对其长兄的“中和”价值体系及其标准。这也正是张申府“"中和”价值哲学转向社会主义“兼和”概念的理由。
从张申府亲身体验获得的“中和”价值体系，转移到张岱年同样由亲身经历获得的“兼和”价值体系，是因为时代精神发生了转变。张岱年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从张申府而来的，且与其时代结合得更紧密。上世纪30年代末，大多数知识分子相信将来世界是平衡的时代，其信念近乎宗教信仰般坚定。张岱年也相信必定到达“平衡时代”，但是，又担心将来社会变为单调一色而容易消失多样性的价值。因此他准备建立针对将来社会的新价值体系，强调多样性及创意性的价值，认为如果这样的社会里不加以创意精神，社会很容易集体沉默。由此，他在“兼和”哲学里强调了创意精神。无疑，张岱年所创造的“兼和”概念，是建立在张申府常说的“活力”基础上而创造的新观念。
结 语
张申府和张岱年两人的时代价值标准最初并无二致，后来开始分化。其分化的原因，则是随着时代的激变，两人由于处于不同的地域，经历了不同的生活，因而经验各异所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两人的时代价值标准中都具有其相同的时代精神。
从张申府的"中和"到张岱年的“兼和”，象征着中国社会理念的巨大转变，象征着主要社会判断标准的转变。时代发生了转变，理念肯定也会随之转变。张岱年相信不久将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先一步建立了新的客观价值标准。在历史上比较稳定的时代，比如，在基于非阶级的不平衡的社会，“中和”的标准就是非常适当的。反之，在基于平衡的社会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鉴于此，张岱年晚年丰富了“兼和”的内容，使之既有多样性和包容性，又增加了创意精神。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形成的哲学体系都是在一种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谁来创造或谁来收容等哲学的论议，豪无意义。我们经常看到，新的思想观念都是由过去的观念融汇综合的，并且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化，这也是一种宇宙大化的自然现象。因此，未来中国能否走到平衡的“兼和”世界，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