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初期，张伯苓先生把戏剧活动引入学校的教育领域，借之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和为人处世能力，其对戏剧教育功能的认识不但指引着南开戏剧活动的路向，也给当时的戏剧方式社会教育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宣传和注释。他所倡导的教育戏剧理念和实践超前于英美等国，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有效的范导作用，并给我们今天的教育戏剧活动以启示和参照。
关键词：张伯苓；教育戏剧；人格教育；精神教育
近年来，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倡行，戏剧在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加入，以及对英美等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的介绍，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教育剧场(Theatre in Edcation)等概念被人们越来越熟悉，戏剧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和重视。但论者多把探索和借鉴的目光投向国外的教育戏剧理论和实践。其实，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探索与实践早在我国上个世纪初期就已轰轰烈烈，如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倡行教育性戏剧活动；陶行知、晏阳初、卢作孚等教育家利用戏剧普及民众教育；1915年7月，当时的教育部所设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下设有小说、戏曲、讲演三股， “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1](《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这些都是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有效探索，并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有形的参照和可贵的经验。本文试探析南开新剧运动的倡行者、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南开学校以育才救国为目的的教育戏剧观念及其前导性和现实意义。
一
教育戏剧的理念不以戏剧知识和表演技能的学习为目的，而是注重通过戏剧方式对学生进行一些认识社会、思考人生、选择生活及增强自身素质修养的培训，它是一种教育性质的戏剧活动，或说是戏剧方式的教育活动，目的是把戏剧活动引入教育领域，利用戏剧的情境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在此，戏剧活动成为一种教育媒介、平台。按其参加人和面向对象的不同，它有形形色色的实践形式，如儿童教育戏剧、校园教育戏剧、民众教育戏剧等。张伯苓所倡导、推行的南开戏剧活动以其参加人员、活动范围和面向的观众来看，属于校园戏剧，是教育戏剧整体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他对南开戏剧活动的理解和指导原则从属于他的教育目的，明确指向于学生的道德、人格、精神教育。
1944年南开四十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总结性提到南开学校为实现育才救国之目的，对于学生训练，特别注意体育、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等五点，其中针对“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原因在不能合作，与无组织能力”，张伯苓意图利用一些课外活动，以锻炼学生的“团体组织”能力，其中就有“新剧”一项，并指出南开提倡新剧，“最初目的，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2](《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这就明确了张伯苓在南开倡行戏剧的学校课外活动性质与教育戏剧性质，目的是培养将来能服务社会的新人才。这一目的使得张伯苓的教育戏剧观念指向于他所说的人格教育①、精神教育②，而非才艺教育，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有关阐述：
其一，学生在演剧过程中能获得一些深刻的人生感悟。张伯苓指出，要演好一个角色，得到观众的承认和喝彩，就要在台下精心地揣摩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一剧中角色有工拙之殊，工者类能于出场前静坐默思，揣摩完善，迨出场时胸有成竹，故言语姿态惟妙惟肖，受人欢迎；否则，临场草草从事，何能中肯？何能致胜哉？”他根据莎士比亚世界即一舞台的观念，强调戏剧是人生的缩影，舞台上的演练，能让演者获得许多人生的体悟，是走上社会的准备。“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由此，演者可以体悟到，自己也是社会大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要使自己完善，得到周围人的赞赏和承认，就要事先做仔细的准备，即所谓“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如此则“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2](《舞台、学校和世界》)。
其二，戏剧能提供许多的生活知识和为人处世的经验。由于戏剧是社会人生的精心模仿，其中包含了许多人生知识、社会经验，正如南开学生曾中毅所言：“曲之宗旨，必超拔高尚，其事理又必合社会，种因收果，得失起伏，以及一切言语、进退、止辍、节骤，编者皆能摹仿风俗，刻入人情。”[3](《说吾校演剧之益》)而且由于时代潮流的激荡，戏剧多探讨许多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那么学生在观剧或演剧的过程中，在理解角色和故事意义的过程中，戏剧中角色所经历的人生会让演者和观者实地感悟到许多为人处事的经验，可刺激其成长与发展。所以张伯苓有言：“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什么象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2](《演剧与作人》)他所根据的理念就是戏剧是压缩了的精炼人生，人也是社会大舞台上的角色，扮演戏剧角色，是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在社会上做事正如演戏一般)，可以帮助他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并在角色的扮演实践中增强自信心，获取满足感，激发创造力。
其三，演剧活动能让学生体悟团队精神，养成合作能力。张伯苓十分痛恨国人的“私”，认为这是国力衰败、民心不振的首要原因，“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而在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4](《今后南开的新使命》)。团结与合作是张伯苓亟想通过教育来培养的品德与能力，“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4](《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前文提到南开创办新剧团、提倡新剧是被张伯苓列为培养学生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的一项手段。因为戏剧演出是一项团体活动，一部戏的演出需要来自各方面的默契合作，而且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职责清楚明白、认真完成。学生由一个角色的扮演，不但可以体会人物的情感心灵，感受故事的主题意向，渗入自己的理解和情绪并把它们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为工作需要须学会与他人沟通，在合作时互相尊重及聆听对方，这样的演剧活动不只是训练演技，更是培养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沟通能力，以便将来能更好地溶入社会、服务社会。在此过程中，可以让参与者体悟集体的智慧，培养起团队精神、合作能力。
其四，演剧活动能为学生锻练演讲能力提供一个有利的平台。张伯苓兴办教育，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认为欲教育发生实效，就需注意造就的人才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所以他积极倡导学生锻练演讲能力。他认为：“演讲目的，在练习学生说话之技术，与发表思想之能力，并可进为推选民主政治之准备。”[2](《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振人心之利器有二：曰演说；曰报纸。……须藉此练习备将来苦口婆心，正言劝世，以振起国民新精神，以重续国家新运命耳。”[2](《拟向校风社社员演说大旨》)由此我们就可理解，张伯苓看中戏剧，除欲借此锻练学生的处世能力、组织能力、团体精神之外，还想让学生在剧场中练习演讲能力，以便将来走上社会，正言劝世，以唤醒民众，振作人心，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张伯苓看中演剧正有这样的功效，因为戏剧是要靠演员的语言和动作来表达的艺术，一个人必须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包括语言、肢体表达、面部表情等)才能胜任，这是演员的基本素质。另外，演剧是一个集体合作的活动，演员必须有一定的交际能力。演剧活动能锻练人的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此二者正是演讲所要具备的能力。
由此可见，张伯苓是把戏剧活动视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手段，而把它引入学校教育领域、作为一个教育媒介来应用它的。他要发扬戏剧的教育功能的理念，也是与他教育家的思路是一致的，与他育才救国的目的是一致的。由于时代精神和民族现实的促发，张伯苓在学生教育上反对单纯的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注重能改良社会的干才的培养，“若仅为个人增加知识技能而办教育，则教育神圣亦不足称矣”[2](《在南开学校全体教职员会上的开会词》)。在育才实践中，他更重视对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以便将来能适应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的需要。他赞成南开的校园戏剧组织，就是因为演剧活动能给学生以书本中所不能得到的精神、能力训练，他认为学生来学校念书，“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的活动，从这里面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2](《演剧与作人》)。所以他看中的不是戏剧能给学生的才艺方面的教育，而是戏剧在学生人格素养、公共意识、合作能力、团队精神等方面的培养，以求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这就是他所说的“精神教育”、“人格教育”。对于造就新人才，“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2](《教育者当注重人格感化》)；而“精神教育”是不可能靠知识传授的，只能是一种醍醐灌顶的体悟、潜移默化的养成，所以他提倡许多课外活动，以求达到造就具有“完全人格”、能“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新人才的教育目的。而他认为戏剧活动即能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他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这些认识也在南开学生中得到响应，他们谈论戏剧多言及戏剧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演剧对人的精神、素质上的影响作用，如：
戏剧本为教育之一种，故宗旨宜纯，不宜邪僻。[3](铁卿《说改良戏曲》)
戏剧是人生动作和精神的表象，对于社会的感化力很大。[3](胡维宪《我对于编作剧本的意见》)
戏剧是多种艺术复合体，一方面可以增进人生的乐趣，一方面亦可以作改善社会工具。[3](陈善忱《Plasticity与演剧》)
(由于戏剧摹画社会风俗人情，细致入微)学生于求学之外，又得此精深之阅历，其有助于将来处世，获益靡穷。(学校演剧使得学校声名远播)是则学生于遵校章之外，又知所以爱校誉，推此而大之，则知所以爱团体，爱社会……[3](曾中毅《说吾校演剧之益》)
张伯苓对戏剧的这一认识及其倡行新剧的思路和旨意，成为南开剧运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影响着南开新剧运动中师生的戏剧观念，也指导着他们的戏剧活动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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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等国、港台地区的教育戏剧理念是把演剧的架构化解为一个个要素，融入教育的过程中，强调戏剧在实施教育过程中的特殊功能，它重戏剧活动过程中的教育功效，而非把戏剧本身作为目的，所以有“过程戏剧”(Process Drama)这一概念[5]。在这一教育性质的戏剧活动中，重视的是参与者的交际、表达、情感、想象力、集体意识等素质的养成和体悟。它应用很广，形式多样，可以渗入学校课程的教学、社区的活动、儿童的游戏等。
张伯苓把对学生口才锻练、团队精神的培养置入戏剧活动的框架中，这一理念与当代的“教育戏剧”概念是十分契合的。而他把戏剧引入校园以培养学生素质的思路和实践，在当时对戏剧的教育功能认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给当时社会上的农民戏剧、平民戏剧等教育戏剧形式以有形的参照，也对我们当代的教育戏剧(尤其是在中小学校)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与借鉴。总之，他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阐述和实践，在我国教育戏剧理论的建构中有着前导性和启发性。
国际上教育戏剧思潮发起于二战后，蓬勃发展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英美等地，香港地区教育戏剧的历史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而早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张伯苓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阐述以及他对南开戏剧活动的人格教育导向就已相当明确。在张伯苓，南开的戏剧运动是他实施育才救国方针的一个有效的媒介。
当然，由于南开戏剧活动的校园活动性质，它只是学校实施教书育才、提高学生素质能力的一个课外活动，所以它没有吸纳民众参与戏剧活动，也没有走出校园，面向民众普及教育的实践。但它所倡导的戏剧方式的社会教育理念在当时确起到了范导作用，而且它对当时的戏剧方式社会教育思潮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有形的参照作用。放眼当时教育界，张伯苓把戏剧视为培育人才、改良社会的一种方式的理念应是较早的。在它之后，许多教育家践行着这一理念，把戏剧作为手段实施其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农民教育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教育。陶行知把戏剧作为教育民众的有力和有效手段。三十年代，他在南京晓庄师范建立晓庄剧社，推行农民戏剧。此后，谷剑尘在江苏无锡省立教育学院开展农民戏剧运动，阎哲吾在山东济南进行农民戏剧教育运动，李一非在河北通县民众教育馆进行民众戏剧探索。卢作孚二、三十年代在四川的泸州、成都、北碚主持通俗教育馆或民众教育馆，也以戏剧、讲演、音乐等为手段进行教育，以启迪市民智识，涵养其性灵。三十年代，晏阳初倡导、促成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践，也是以戏剧为媒介，以推行其平民教育思想。这些教育家们都是看到了戏剧在社会教育中的有力、有效作用，视戏剧为最民众、最有力的教育手段，目的是传播知识，唤醒民众，振起人心，使他们在戏剧活动中领悟并追求人生的更高境界，启发民众斗志，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标。在晏阳初倡导的定县农民戏剧实验中，东不落岗村农民建起自己的剧场，上有对联曰：“利用农闲传播社会教育，推广戏剧唤起民族精神。” 就很好地说明了戏剧在实施社会教育活动中的性质，以及教育家选择戏剧方式的社会教育的目的。
这些戏剧方式的社会教育实践有着明显的南开剧运“改良社会”宗旨的精神，是对张伯苓戏剧方式育人方针在社会教育实践上的具体实施和真正推广。这些社会教育的实践与南开剧运宗旨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指向改良社会，振兴国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南开剧运社会教育意识的先导作用，以及其戏剧活动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实验性质。
现在，南开剧运所焕发的光彩早已消歇，但张伯苓先生所阐发的教育戏剧观念仍启发着我们有关戏剧的许多思考。我们今天应如何发展戏剧，利用戏剧，使它成为实施社会教育的有利、有效媒介？戏剧如何走出实验的舞台，走入社会，走近民众？如何在当代的传播媒介中发挥戏剧的教育功能？南开剧运重视戏剧形式在培养人们生活能力、团体意识、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利用，以及改良社会的宗旨，使我们看到了戏剧艺术形式在教书育人过程中的功能。我国近年已经在中小学的艺术课程中设置戏剧知识和以戏剧形式的知识传授，说明有识之士也看到了戏剧在教育上的功能，如教育部制订的《学生艺术能力发展水平参照表》中就指出了要利用戏剧方式锻练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在舞蹈和戏剧游戏中，学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6]那么，张伯苓先生以演剧活动培养学生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就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总结和借鉴，以作为我们今天发展戏剧、利用戏剧的有效参照。
注释：
①张伯苓《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中言：“教育一事非独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见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②曾中毅《说吾校演剧之益》中言：“此固吾学生数百人期年所乐遇之大好机会，校长张伯苓先生所乐道之精神教育也。” 夏家善等编《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南开大学1984年版，第11页。
参考文献：
[4]王文俊等．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55，3．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艺术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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