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贤亮的生平考察，写《一亿六》这部小说时他已经七十二岁，经历了成名富足、繁华绚烂，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均已经实现了被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这时他的写作可以说进入了一种哲学思考的层面。他发现人类的危机不是外部的环境、战争问题，不是认知、审美问题，甚至也不是被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问题，而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健康、安全、归宿的问题。这才是人类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话题，他急于把这种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就像一个人到达了山顶之后，忽然发现山底是最安全的，渴望回到地平线。
他甚至不回避低俗现象，虽然小说写的社会现象是低俗的，但我仍然要说这部小说的立意是高境界的，是大手笔写出来的。因为这部小说的戏剧性在于，它颠覆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挑战了成长需求大于基础需求的理论，它用一个寓言证明，越是实现了成长需求，即实现了认知需求、审美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之后，越会发现基础需求，即人身需求、安全需求、归宿与爱的需求才是人类最重要的需求。
这种富有辩证意味上的立意，是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走向成熟之后，其思维方式上升到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也许在写作的急于表达中，小说的文字还欠打磨，但这于他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有的人读的是文字，有的人读的是精神。
小说是个人内涵的一种展现，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作品给予读者这样一种反观人类自身危机的寓言，读这部小说恰恰就是一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一场精神对话。
小说的戏剧性最终是人与人的精神对话，关注的目光是人类本身，关注人类的精神危机，关注的焦点和视角接近“终极关怀”。影射城市中人体素质的衰落与各种怪病。反观人类自身的健康问题，在政治科学、经济科学实现了巨大进步之后，生命科学凸现出它应有的重要性。当下很多政治界、经济界的大腕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出现了猝死的现象说明，重视生命科学，重视生命健康成为第一要义。
张贤亮在谈到他的小说《一亿六》的创作构想时说：
2008年8月份，我到重庆开会，住宿宾馆有当地的报纸，我打开后看到一个很短的科普文章。2008年正在上演金融危机，报上说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正面临着精子危机。据国外科学家研究，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男性的精子数量每毫升有一亿六千万个，进入二十年代以后，逐年递减，到现在男性精子一毫升达到3000万个就算可以，以后再发展下去，将会更少。因为空气、吸烟、酗酒、电磁波等污染和影响，再下去，人类想繁殖只有靠克隆繁衍后代。由于大气污染，臭氧层的破坏，化学物质污染了人居环境及每天都吃的食物和水，电磁波、热辐射的影响，人们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增大和吸烟、吸毒、酗酒等多种因素，男性的精子数量在急剧下降。不仅数量减少，质量也在衰退。那么，是金融危机可怕还是精子危机可怕？于是我就想，用这个素材写一个调侃性的小说。我于2008年中秋节动笔，当时正在做白内障手术，我每天对着电脑不能超过两个小时，但我一动笔，最近20多年目睹的社会怪现象全都涌到我眼前来了。种种社会怪现象都在里面，但我还是努力写出希望来，毕竟里面还没有坏人，于是我就用了40天，每天两个小时完成了这部小说。
《一亿六》以荒诞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优异“人种”保卫战的故事。主人公叫王草根，靠废品收购了一家医院，为的是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可是他的精子已经绝灭，需要接种生子。医学专家刘主任意外发现，有个年轻人竟然拥有高度活跃的一亿六千万个精子，他就是“一亿六”。最后各方人马为争夺这个优异的人种展开了一场进攻和防守的保卫战。故事开篇写道：
本书叙述的是中国未来一位伟大的杰出人物是怎样形成胚胎的。到本书结尾，这位伟大的杰出人物还未诞生，只不过在母体里受孕了而已，所以本书看作是他的前传。四十多年后，即到2050年左右，全世界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位中国伟大的杰出人物。但是，目前他的父母亲戚与他们的朋友情人等等，绝大多数不仅健在，有的还很年轻。
这个小说写什么？写当代社会。表达什么？表达作者对社会严重低俗化的担忧，也是一种寓言。客观地说，《一亿六》在文字上还是比较粗糙的，但仔细看，它是中国的一篇寓言，包罗万象。这部作品反映了整个社会物质富裕之后，人类在走向低俗化的现状，从中可以看到医患关系、教育现状、警营世界、企业规则、利益运作等社会链条。
主人公叫一亿六，他从来没上过学，而且不愿意学习。正是他从来没上过学，才保持了他每毫升精子一亿六的身体健康。张贤亮说，小说里面大有深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要求所有的读者都能读懂，并且小说不是教化的工具，不要求每个人都能读懂。
这个十分离奇荒诞的故事全面展开一幅当代社会的暗箱涌动的风情画，尖锐地揭示社会现实矛盾，暴发户、妓女、嫖客、警察、贪官等写得栩栩如生。
用书中陶警官的话说：如果说贪污和制度有关系，可是贪污来的钱一分不花，几千万人民币一大捆一大捆装在纸箱里，藏在卫生间里让水沤烂。古人还知道挖个地窖埋起来，如今的贪官把巨额的现金塞在床底下、衣柜里、抽屉里，既不挥霍，也不洗钱，动也不动，难道就是图每天看着舒服？这和制度没关系，分明是人种坏了。
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战争、贫困、恐怖主义、粮食短缺、地球沙漠化，以及金融风暴等等现代人吵闹不休的问题，而是人类自身的危机。随着人们所承受的种种压力的增大和吸烟、吸毒、酗酒等多种因素，男性的精子不仅数量减少，质量也在衰退，冲击力、突破力都在弱化。虽然各国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人类面临的严重危险，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关注的只是金融危机，股票、房价、汽油、食品的涨跌，关注的只是眼前生活上的琐事，越关注越紧张，压力越大，身体素质越差，这使得许多夫妇怀孕不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中国夫妇中不孕不育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到最后，物质生活丰富了，精子却贫乏了，二者甚至成反比，当物质生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时，人类的生育能力减到零，以至于生不出后代，真正成为后继无人。 人们自身的身体危机和精神危机，正在剥蚀着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指数。生存和健康指数，如果用一座金字塔来形容，就好比塔基和塔尖一样。
当生存和健康非常稳健的时候，人们把它作为最基础的塔基，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向上攀登，追求更高的需求和满足，物质的、精神的、名利的、环境的等不断寻求外部的条件反射。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人的需求理论一样，人身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五个需求是逐级递增的，被称为“基本需求理论”。在后来的研究中，马斯洛重新修订了自己的理论，在第四层需求之后，又加入了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仍然将被尊重和自我实现作为最高需求，称为“七层需求理论”。马斯洛还进一步指出，前四层为基础需求层，后三层为成长需求层，人的动机和欲望是由低层向高层递进的。
也就是说在基础需求满足之后，才有可能逐步向上递增。反之，如果说基础的生存和健康面临最危险的时候，基层需求马上转变为金字塔的塔尖，成为最高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面临死亡的危机时会不择手段的原因。面临死亡，有的人会大彻大悟，繁华落尽归于大地，灿烂之极归于平淡。如果肉身死亡之后，灵魂没有了依附的存在，那么人活一世还有什么意义？死了就没了，况且还不知道死亡何时会粗暴地降临，一想到这，人世间的争夺，所谓的名利便索然无味了。
这篇小说的戏剧性在于它用一篇寓言，反观了人类最大的危机是精子危机，也就是人类自身的危机。
小说不是文字，如果仅仅执迷于文字本身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小说家要了解生活，从生活中提炼出你的观点，然后把它揉进故事中，先立意再来打磨文字艺术。
优秀的小说在于立意。《一亿六》虽然故事荒诞，但立意深刻。小说揭示人类应该重视人类自身生命科学的建设，故事具有前瞻性和超现实主义，但基本事实来源于生活。
能够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是由作家关注生活的视野和文学思考决定的。评论家封秋昌在题为《文学作品的四个层级和作家的生活》中写道：“文学作品可以分为四个层级，一是生活直观型的作品；二是生活体验型的作品；三是人生与人性体验型的作品；四是达到形象化哲学高度的作品。”进入到哲学层面的思考的作品是高层次的作品。
张贤亮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带着一种俯视的角度，他写得很匆忙，甚至没有任何文字上的顾虑，他急于把自己站在高山往下看的感觉写出来。他坦言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低俗社会，要把他对低俗社会的看法写出来。
这时候他的写作进入到一种哲学思考的层面，立意是高境界的。二十二年的劳改生活让张贤亮反复研读了《资本论》。他在宁夏森淼山庄给作家讲课中提过：当我最艰苦的时候，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拯救了我。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只有解决了吃穿住最基本的需求，才能解决上层建筑。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才能到社会主义，我们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社会。我的预见性就是从马克思来的。只要把《资本论》搞懂，就能搞懂我们现在社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跳过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现在社会的种种低俗现象，都是合理的，因为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问题。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是因为有存在的土壤。
张贤亮还写一部小说叫《习惯死亡》，和《一亿六》不同，这部作品用的是诗化的语言，写作节奏很慢，语言是慢慢流淌的，很神秘很迷幻。
小说的主题就是“完了”，当一个人在精神和肉体被严重摧残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感受爱和幸福的能力，整个人陷入了死亡的状态。如果一个人连死亡都习惯了，这个人就彻底完了。“他曾经主动地去寻找过死亡。死亡是一次壮举。由于这种壮举一生中只能进行一次，因而具有绝顶的重要性。”“他自己欣然同意将躯体交付死亡。这省却了我许多事，省却了许多烦恼。”①
《习惯死亡》写的是苦难和饥饿对一个人的摧残，写于1980年，那一年，张贤亮刚刚结束二十二年的劳动改造，从西湖农场回到银川。张贤亮小时候家境殷实，其父亲和祖父都留学国外，是哈佛大学毕业生，童年的张贤亮衣食无忧，十九岁时因为发表长诗《大风歌》有反社会主义倾向而被劳改，境遇的巨大反差让他对饥饿和苦难有最深刻的记忆和思考。他对于苦难的深刻体验和认识，与大多人的观点不一致，他认为苦难只能磨灭人，我们民族的苦难糟蹋了多少青年，使他们至今没有创新性。
作品中始终有一支黑乎乎的手枪对准主人公“我”，大脑上始终挥之不去的黑洞常常萦绕在“我”的意识中，这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反复萦绕，以至于最后习惯死亡，认为那是一件无比愉快的事。
小说中的这种意象来源于作家对苦难的深刻体悟，张贤亮的妻子冯剑华认为那是非虚构的生活场景。对饥饿和苦难的恐惧已经深植张贤亮的内心，张贤亮曾几乎饿死，还被“陪杀场”“假枪毙”，留下的恐惧、创伤是终生的。“他时常做同样的噩梦，梦见被拉去枪毙了。”冯剑华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黑洞洞的枪口不时出现在他笔下，读者以为是意识流手法，冯剑华认为那是非虚构。
在这种状态下张贤亮创作了《习惯死亡》。如果死亡一次次地逼近你，而没有来临，你就会等待死亡，习惯死亡，认为死亡相对于苦难和饥饿，是一件无比愉快的事。
他的作品中，《绿化树》写女人和饥饿，《我的菩提树》写逃亡和饥饿，《习惯死亡》写死亡和饥饿。张贤亮自称是中国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作家。张贤亮说自己在劳改期间也没有安分守己，“在劳改队吃不饱我就跑，结果发现外面还不如劳改队，又回去了，是自愿回去的。我是天生的乐观，要是不乐观我22年前就死了”。他也在小说《我的菩提树》中记载了这次逃亡，“我于1961年1月1日，凛冽的元旦之晨，趁出劳改大院去打扫干部家属楼的厕所时逃跑。流亡在外整整一个月。刚刚逃出了几天，劳改队外部的社会现实就教训了我，让我认识到这次逃跑是极端错误……大约在1月1日我到了中国西北的大城市兰州。当时的兰州火车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了的十九世纪作家雨果笔下的乞丐王国。”
除此之外，关于逃亡的细节小说里找不到了，但在一次采访中，张说：“我要过饭。”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跑到兰州。兰州比劳改队还饿，满兰州站都是几千个要饭的。我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拉着一个女娃娃。女娃娃很瘦小，看起来像十五六岁。他们也在那儿要饭，不但问我们这些要饭的要，还问干部要。我当时觉得奇怪，我们总是问，同志给一点儿吧。他问，同志你要不要？
1961年1月底，逃亡一个月后，张贤亮回到银川的农场。他发现，全中国都在挨饿，地方上还不如劳改农场。“这是我的启蒙点。”他回忆说，“死了那么多人，中国还叫做社会主义，不是很奇怪吗？当时号召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一个国家要许诺人民过幸福生活，丰衣足食。发这样的声明，非常荒唐。我觉得，这个革命长不了”。
当一个人对于社会和周围的判断，和这个社会要求他做出的判断南辕北辙的时候，他除了沉默，就是孤独。如果这二者都不是，那就是死亡。这就是我们在《习惯死亡》中读出来的味道。
后来他在《资本论》中找到了答案，奠定自己活下去以及对未来有预见性的基础。《资本论》成了他个人的政治气候万年历。知识和理性带来的距离感和判断力帮他熬过了最难的时期。1971年，林彪在外蒙古坠机。当时，张贤亮毫不知情，但是他很快注意到，报纸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林彪的消息。他预感到，这个国家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张贤亮坚信，他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对于经营文字的人来说，如果心里存有一份荒凉，那的确是作家一份宝贵的财富。张贤亮说，心里的荒凉必须是你经过了繁华之后的感觉，苍凉感，是大富大贵、繁华绚烂之极归于落寞的一种境界，不经历大富大贵，有何资格言“苍凉”？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坚守，文学才会繁华多元。多样性是由每一位个体的特点和闪光点组成的，如果大家都千篇一律，文学就成了产品，而不是作品。■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