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那时我多大，只记得当时我家的杂志都堆在我爸妈的床底下。我爸妈订了很多文学期刊，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一本本地拖出来看。有一次，我翻到一篇名叫《绿化树》的小说。
那篇小说很长，我爸妈下班时我还没看完，这次我没像平时那样放回床底下，而是藏进了我自己的书包。等我爸妈睡着了，我又取出来看。夜深人静，周遭寂然，只有日光灯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如诗里形容的那样“漂白了四壁”。整个世界变成起伏不定的汪洋大海，我在海的最中间，看那个年代久远的故事。
凌晨时候，我终于能够合上那本杂志，不觉得疲惫，反而是一种意犹未尽的振奋，仿佛在别人的人生里旅行了一回。同时，还感到前所未有的饥饿，一种带有实验性的生机勃勃的饥饿。我悄悄溜下床，到厨房里找了个馒头，大口吃完了。
我后来又看到他其他的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等，平心而论，这些小说没有让我觉得那么震撼，甚至于还多少有点重复，都是才子（加少爷）落难，红颜相助的故事，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对作者的敬意。一个作家，有这样一部作品就够了，或者说，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家，你也很难想象他还能写出其他作品。自己的好作品，也像是一个山头，翻不过去，也算一种无奈的光荣。
2000年，距离我读张贤亮第一部作品十多年后，我终于见到了他。那一年，他应安徽老作家鲁彦周之约，参加某白酒企业赞助的笔会，我很幸运地，成为那趟笔会的随行记者。猜测了很多回的作家出现在我面前，他的样子，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他当时年过六旬，依旧风度翩翩，脸瘦削修长，五官都是偏清秀的那种，最让他显得卓尔不群的，是他眉眼间的桀骜与淡漠。他也说笑，有时甚至显得比别人更热闹，但那种热闹是瞬间就可以收起的，眼神里马上就能竖起一道拒人千里的屏障。
他会跟同行的女性炫耀自己的大牌衣履（我后来在别人的采访里也看到这一点），遭到嘲笑他也不在乎。有次他还吹嘘自己非常擅长炒作，有很多得意之笔，“你们知道我最成功的炒作是哪一次吗？”他细长的眼睛踌躇满志地看着天花板，后来写出《媳妇的美好时代》等作品的金牌编剧王丽萍促狭地接口：“宫雪花那次呗。”他翻了个白眼，不朝下说了。他给宫雪花的书写的那个序确实有点太那个了，但他的无语并不见得是难堪。
他喜欢女人，也喜欢展示自己的女人缘――据我肉眼观察，他也真的有。有天早晨，他大步跨进餐厅，一路嚷嚷，说是昨晚凌晨两点，会务组居然给他打电话，问某女士是否在他房间。他夸张地愤怒着：“别说不在，就是在你们也不能打啊！”说不上他是想以此洗刷自己，还是存心张扬他们也许是莫须有的暧昧关系。
那个笔会上有很多著名作家，其中不乏出口成章能言善道者，但他明显是人群中的异类，以六十多岁高龄，成为风头最劲的那个。有人琢磨他，有人嘲笑他，也有人嫉妒他。有个老作家私下里对他极其不以为然，说他曾长期受迫害很压抑，现在勾搭年轻女孩报复社会。但这位老作家也爱跟女孩子搭讪啊，只不过没那么坦荡罢了，而正是这种坦荡，使得张贤亮的风流只是风流，不带一丝猥琐。
那次是在九华山，山路陡狭，主办方安排了滑竿，两个轿夫抬着两根竹竿，中间架着一把竹椅。作家都是讲究人文关怀的，难免觉得让人抬着很尴尬，任主办方一再劝说，都不抬步，讪笑着左顾右盼，嘴里说着“这怎么好意思”之类。但那滑竿虽然被主办方包下，却得有人坐了，轿夫才能拿到钱，于是轿夫也跟着一路央求，一大堆人堵在路口，你推我让，人声喋喋。
就在这一团热闹之际，张贤亮自顾自地走向一架滑竿，我正好站在旁边，看见他无声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轿夫接过，悄声感谢，两人一气呵成，默契如行云流水。他怡然坐到椅子上，昂首朝前方而去，将身后依旧姿态百出的作家们，比得好不迂腐。
还有一次是在黄山，山高树多，正是照相的好背景，有个小姑娘搂着一棵大树，欲做小清新状，一件极为扫兴的事发生了：她竟然在树上摸了一手不明黏稠物。同行的男人们怜香惜玉，个个觉得自己有义务将小姑娘从窘境里解救出来，七嘴八舌地帮她释然，有说是露水的，有说是树脂的，唯有张贤亮先生一言不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巾递过去，秒杀了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男人们。
这两个细节加在一起，凑成了这个男人的魅力。他桀骜不驯，风流放诞，更有淡漠的眼神加上温暖的细节，传说中的纵欲，和他口中对佛教的笃信，这些反差，成就了他的一种丰富，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大境界，一种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洒脱。
而这些，跟他小说里展现的，前四十年的捉襟见肘对照起来，更有一种精彩，似乎他聚集了前四十年的能量，只为了释放得更加充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伤筋动骨，从身体到灵魂，每一个分子都重组，成了这样的一个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