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末年的“洋翰林”
张君劢名张嘉森，字君劢，1887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一个“不为名相，即为名医”的大家庭。
张君劢自少年时代即对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并且学会撰写“策论”。此外，他还阅读了《资治通鉴》《日知录》《曾文正公全集》和大量西方名著，这对他了解中外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关心政治的传统，有很大帮助。
时隔不久，张君劢因学费问题而辍学，遂转入南京高等学堂继续求学。后来，他又因为参加拒俄运动被迫退学。退学之后，经友人介绍他曾经去湖南长沙当了一名中学教员。
1906年，张君劢与四弟张嘉一同考取官费留学资格，然后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专业。第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成立“政闻社”，提出了“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等四大纲领，张君劢也参与其事。除此之外，他还在《新民丛报》上翻译发表了穆勒名著《代议制政府》的部分内容，有人认为穆勒的影响在张君劢思想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10年，张君劢在早稻田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他起程回国，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当时人们把留学生称为“洋学生”，因此张君劢就成了投身于清末立宪运动的“洋翰林”。
二、民国初年的立宪派
但是，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断了张君劢的“翰林梦”，于是他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起初他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与著名立宪派人士汤化龙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后来该会与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等党派合并，成立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民主党。该党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国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宗旨，与共和党、国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后，中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继续与国民党相抗衡。
民国初年出现的这种政党林立、分分合合的局面看似复杂，但仔细分析则可以分为改良和革命两大派：前者继承了清末立宪派的传统，主张用和平、民主、渐进的改良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后者脱胎于清末革命派，企图用暗杀、暴动、战争等革命手段，创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于革命派的做法，梁启超深感忧虑。因此当国民党因宋教仁遇刺而发动二次革命时，他便指出：这种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如果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那就只能是“国事日非”“生灵涂炭”。
1913年，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迫害，张君劢在梁启超的安排下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5年，他获得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他曾经担任过浙江省交涉署署长、《时事新报》总编辑、段祺瑞内阁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冯国璋总统府的秘书长等职务。1917年，他辞去所有职务，致力于唯心论哲学和教育问题研究。
三、国共两党的批评者
该书的第二讲是“吾国宪政何以至今没有确立？”张君劢在这一讲中首先回顾说：民国自成立以来，已经颁布过好几部宪法，但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于是有人产生怀疑，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实行真正的宪政。为此，张君劢从心态和心习两方面做了分析，从而找出阻碍中国实行宪政的七大病根。这七大病根是：帝王思想、割据一方、越轨为能、舞文弄法、治乱循环、人民愚昧、举棋不定。从表面上看，除了人民愚昧之外，其他病根都是统治者的问题。但如果分析一下，所谓“人民愚昧”也完全是统治者造成的。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宪政始终未能确立，完全是统治者的罪过。
张君劢还指出：民主政治的要害是重在参与。参与的好处，不仅是可以行使公民的权利，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政治所采取的袖手旁观的习惯。因此他认为对于人民来说，仅仅是摆脱愚昧远远不够，还要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参与政治的机会，其中包括参与竞选、批评政府、组织反对党、提出不同政见等内容。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养成大家的政治责任心，否则就会引来不负责任的批评或捣乱。
除此之外，该书还有“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国民大会问题”“行政权（总统与行政院）”“立法权（立法院等）”“司法独立”“民主国政党”“立宪国家财政”“朝野上下之大责任”“新宪法施行及培植之关键”等内容。因篇幅关系，这里只能介绍一下第十讲对战争与和平的议论。
张君劢说：制定这部宪法，是希望达到三个目的：一是造成国家统一，二是奠定国家和平，三是促成国家法治。由于没有统一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法治，因此他指出，假定一个国家中的某些地区或党派可以掌握武力，与政府的军队相对峙，那么要想实现统一、和平、法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假如有人认为国内的政治只能以武力来解决，那么中国的政治就永远离不开陈胜吴广或刘邦项羽争夺天下的模式。因此他强调：一定要在政治上提倡容忍的精神，而各党派同时并存就是这种容忍精神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应该享有自由，但是不允许有煽动武装叛乱、依靠武力推倒政府的企图。
六、“不食周粟”的新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