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关键词：有君无臣;崇祯;君臣观
作者简介：李文玉，女，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从事明清史研究。
“有君无臣”是有关于君臣评价的一个传统话题，意在强调君臣之间在德行、能力等方面的差距，由此划分出君与臣对于一代政治状况的不同责任。“有君无臣”论在认同君主的政治行为和赞扬君德的同时，对臣这一群体的评价呈现出与君相比明显的负面性。明清之际关于“有君无臣”论的话题彰显，以对崇祯君臣的评价为重要载体。此一时期的“有君无臣”论，既处于明末救亡至清初巩固政权的王朝更迭和统治者的政治紧迫感当中，又承袭着士人的明代政治批评传统，浸润于活跃的思想氛围之中，使得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话题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显现出更强的现实立场与更为深刻的君臣伦理内涵。1
对明清之际历史语境中的“有君无臣”论进行考察，回到崇祯君臣历史形象流变的起点处，展现当时人对其功过和责任的评述，以及相关评价的脉络走向，有助于重新认识崇祯君臣，也同时为解析明亡提供了一个视角;而考察持论各方对“有君无臣”的不同态度，及其内在的话语意涵差异，则又可进一步探究明清之际政治思想领域里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有君无臣”论多作为对过往政治的评论和反思，存在于后人之于前代的评价话语体系中。因其对于一朝君臣的总体评价相对两极化，且即便强调“有君”，这样的话语总提示着所论朝代的政事并非理想。所谓盖棺论定，对于观察和叙述者而言，似乎必得时过境迁后才能有足够论断的依据，甚或是评论的勇气。因此当世人对于本朝“有君无臣”的评价，在以往的明代历史中并不常见，而崇祯时期关于本朝“有君无臣”的论调却颇为彰显，且首先发声于当时的大臣之中。
而这无力与孤寂之感却并非全然来自“无臣”，对“主上”的“有君”之论，在表面赞扬的背后，似也暗含着对当朝天子不忍言或不愿言的另一重含义。一向以狷直著称的刘宗周，在不断感慨“有君无臣”之时，也委婉地将此中源头指向了“君”本身。崇祯朝士人杨锵在《过臣》中论：“宜乎海内兴有君无臣之叹，遂使天子有鄙疑臣下之心，因而渐相水火，因而别有信任，因而削礼峻法，而世事人情愈益绪纷纽解，岂休征也。”[4]（卷100，《过臣》）说到底，在诸臣看来，“天子”之“心”才是化解“无臣”的关键。在崇祯朝，“有君无臣”论成为官僚士大夫们评论时世的基调之一，其明显的含义指向是，在朝政恶化的局势下官员们各怀其私，上不能解王忧，下难以纾民难。而从他们关于此说的进一步讨论中还可看出隐含之义：“无臣”之局面的形成以及不可扭转、君臣否隔的恶性循环，“君”在其中的责任都是不可推卸的。
崇祯末年，京师陷落，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死前留绝笔：“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5]（卷24，《庄烈帝二》）崇祯帝所言，有对自我的反省、对祖宗的愧疚以及对黎民的留念，而所有遗憾的根源，在崇祯帝看来则都是“诸臣误朕”。就在两日前，崇祯帝曾在御案写下“文武官个个可杀”之字密示近侍，随即抹去。[6]（卷20，《十七，贼围京》）可见对于此前臣下提出的“有君无臣”一说，崇祯帝无疑是极其认同的。不过他认同的，必然只是“士大夫负国家”[7]（卷3，《袁继咸请革入觐官投册以养节气疏略》）的一面，并不会认为自己对“无臣”局面的形成亦负有责任。崇祯帝在位十七年中，内阁阁臣更换频繁，其中薛国观、周延儒两位阁臣相继赐死，谈迁说：“自直阁以来，贵极人臣，生赴市曹，惟王毅愍（王文）、夏文愍（夏言）两人耳，于时号酷烈，旋亦湔雪。今我末造，纶扉若为冥涂，韩城、宜兴相继赐尽，四年之内，增惨鼎轴。”[8]（卷99，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乙丑条）其他督抚部院之处死者为数更多，对“无臣”的无奈、愤恨以至绝望，最终被崇祯帝自己以最悲怆的方式诠释出来。
崇祯朝的“有君无臣”论，以当朝士大夫的自我反省和官僚内部的自我批判为指向，与万历、天启年间庙堂之上频频发出的“非君”之论不同，崇祯帝的忧勤和决断，在客观上使得“非君”之论并不如此前凸显，而国事纷纭之时，以阁臣为首的官员多贪鄙怯弱，彼此党争不休，这又加剧了士大夫内部的自我批判倾向。然而清醒的士大夫并不止于提出“有君无臣”之现象，既然“有君”，何以“无臣”？其言论中仍含着对君主的委婉批评。而崇祯帝以君主的立场所认同的“有君无臣”，并无士大夫话语意涵中的曲折之处，将亡国责任全然付与诸臣，是对官僚群体的彻底失望与最终审判。这两种含义有别的“有君无臣”之论，在后世还将分别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二、明遗民对“有君无臣”论的质疑
有明二百余年国祚的终结使士人面临着生与死、出与处的多重选择，对于那些不仕新朝的遗民而言，关于明亡原因的反思成为他们缅怀故国的一种共同方式，崇祯君臣的责任自然成为了思考的焦点。“有君无臣”论，由明亡前对朝政时世的批判和感慨，变成了评价崇祯君臣和追论亡国责任的话语基础。
亡国之痛激发了一些遗民的冷峻思考与批判，他们对崇祯朝“有君无臣”论提出了反对。王夫之直言：“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无臣。诚有不世出之君矣，岂患无臣哉！”[9]（卷8，《后汉顺帝》）在《搔首问》中他对此一说法具体展开，说：“前代之亡，皆以国无人而致败。惟本朝不然。”他一再提及刘宗周、黄道周等人，认为“人才之盛，莫盛于斯，且非废锢林泉，高卧不起也。遍列于九卿、内翰、台省，而不能救宗社之陆沉，仅以一死谢君父，将谁责而可哉！”[10]王夫之认为在朝廷之中实有大批人才被埋没，他们不能施展抱负、匡扶社稷，最终只能以死报国，“将谁责而可哉？”这是对王朝的最终负责人――崇祯帝掷地有声的质问。由此王夫之得出结论：“上无恒心，下无适守”[10]，其前后的因果关系不言自明。
谈迁说到明末可用之人的匮乏，也同样注意到了“上”与“下”之间的相因性：“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j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8]（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辛亥条）谈迁认为“举朝无一人足任者”乃是崇祯帝的主观看法而非实际，其根源在于先帝之“好名”：“名亟才而适市之。”朝廷缺乏长养人才之法，过于急躁功利的结果是使人才难尽其用，转而委政于宦寺，最终只能自食其果。
然而遗民内部思想与言说种种，原非铁板一块，对于谈迁等人所论的朝廷用人问题，顾炎武便呈现出了不同的解释理路，他引《资治通鉴》所载唐德宗时期史事为例：“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故宦官、武将得以籍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呜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于宦官乎？”[11]（卷13，《宦官》）顾炎武认为文臣的贪鄙才是导致“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的真正原因，将王夫之、谈迁等人所论的因果关系翻转，由此顾氏也对大臣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后可以尧舜其君。”[11]（卷1，《九二君德》）对于明末官僚的现状，在顾氏看来则是典型的“无臣”：“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庸庸’之福。”[11]（卷3，《夸毗》）
曾与陈子龙等人共同创建几社的夏允彝，同顾炎武一样认同“有君无臣”论，认为“烈皇帝之英敏勤政，自当中兴，而卒致沦丧者，以辅佐非人也”。夏氏不仅认为烈皇帝手下“辅佐非人”，对于弘光朝也做如是观：“群臣之负烈皇帝也以私忍，群臣之负弘光帝也以营贿，其负国同也。”[12]（卷下，《门户杂志》）谢国桢认为夏允彝持论较平，尤其在评论党争时对于东林亦不妄加赞赏，认为对于亡国，党争双方都有责任，于此处我们也看到了夏氏“诸臣误国”思想的连贯性。1
对于崇祯朝“有君无臣”之说，明遗民的态度是分化的，有如王夫之、谈迁等人的反对，也有如顾炎武、夏允彝等人的肯认。更多时候，遗民们既怀着对崇祯帝忧勤一世却身死国灭的同情，又不得不在亡国之痛中去追论先帝之责。张岱说：“古来亡国之君不一……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认为崇祯帝不仅不是亡国之君，甚至可堪匹敌中兴令主。但是，即便有如此高的评价，在最后探讨君臣责任时，张岱终究是与谈迁等人不谋而合：“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同样强调了君臣责任的因果关系，认为“无臣”局面产生的根源仍在于崇祯帝的用人策略。但在最后的感慨中，张岱仍难掩对先帝的同情与怀念：“‘诸臣误朕’一语，伤心之言。后人闻之，真如望帝化鹃，鲜血在口，千秋万世，决不能干也！呜呼痛哉！呜呼痛哉！”[13]（卷1，《烈皇帝本纪》）
思辨性的分析与道德伦理的情绪交融，使得遗民的言说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被时人称为“明三百年，独养此士”[14]（卷10，《祭吴次尾文》）的明末文士吴应箕，在明亡后坚持抗清不屈而死。他曾在《原君》一文中设计了这样的主客问答体对话：“客曰：古有君明而国亡者乎？予曰：乌有是哉。”“客曰：是则然矣，然以先帝之忧勤，犹无救覆亡，则岂有荒暗淫虐者，而足义安保世乎？予曰：崇替者运也，废兴者数也。天之所去，谁能留之？”[15]（卷19，《原君》）
吴应箕首先明确提出一点，古来当国亡之际的君主中没有明君。言下之意，崇祯帝作为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并非明君，在此就否定了崇祯帝为“有君”的可能。然而吴氏的评论并未止步于此，他进一步提出人们心中的疑问，先帝虽非明君，却也并非荒暗淫虐者，忧勤一世，却何以难免身死国灭的下场？吴应箕解释道，亡国的决定因素乃是天运气数，在接连三个关于“运”、“数”、“天”的陈述中，对于亡国，崇祯帝已经不负有决定性责任了。吴氏的思路看似前后矛盾，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值得细究。他虽然指出崇祯帝并非明君，但更强调天数对于国之兴亡的决定作用，君主政治智慧和才干的不足并不构成亡国的原因。也即，亡国之君必非明君，而昏君历代有之，却并不一定都能致亡国，只有“天之所去”，才会最终导致亡国。因此，崇祯帝既非“有君”，又非亡国者。天命观的引入，使得吴氏对崇祯帝既批判又富于同情的明亡解释逻辑得以成立。
以上所见，遗民们基于共同的政治处境和个体化的思考，对“有君无臣”论大体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看法，有反对者，有认同者，还有流露出更为复杂情绪的质疑者。其中，对“有君无臣”论的反对和质疑，并不能代表遗民评价崇祯君臣的全部话语，然而却构成遗民关于明亡历史言说中的一种特征性要素。对故国之臣身份的坚守，与对故国之君的批判同时存在，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共体似乎更能成为明遗民精神世界的标签，也更代表着明遗民关于君臣伦理的思辨深度。 明遗民对“有君无臣”论的质疑，延续着有明一代士大夫对于君主批判的政治传统。明政权的覆亡并没有阻碍士论和士风的延续，遗民接续着崇祯朝士人关于“有君无臣”论的深层意涵，针对明亡事实，将崇祯朝士大夫关于“无臣”与“有君”之矛盾与内在关系进一步展开，将彼时对崇祯帝委婉的劝谏变成此刻痛定思痛的批判，无论王夫之所认定的“有臣”，还是张岱所说的“无臣”，其指向都落在了“无君”之处。在这个意义上说，遗民“非君”思潮的延续，正是明代士大夫政治传统的一种张扬。在明亡之后的“非君”，并不构成对“先帝”崇祯和明政权的背叛或疏离，而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怀念与忠忱，以及对遗民身份的自我认同，长久以来明代政治砥砺而成的士大夫君主论背后之道德自信，在明亡后的遗民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若无对故国先帝深沉之情感，若无对明代士气高扬的政治文化之继承，便不会有遗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反思与批判。
三、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认同与倡导
在评价崇祯君臣和反思明亡的问题上，与遗民几乎同时发声的，便是清初的统治者。在这个话语场域之中，“有君无臣”论得到了迥异于明遗民的高调认可与张扬，对于“有君无臣”的观点，清初统治者竟与崇祯帝自我的判断颇为一致。他们接过崇祯帝关于“有君无臣”论的话头，将此说一再重申与倡导，构成了历史上易代之际新政权之于旧政权独特的历史评价方式。
顺治二年，摄政王多尔衮率先认可“有君无臣”之说，认为“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16]（顺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条）。顺治帝亲政以后，也沿袭了多尔衮的看法，在拜谒思陵时竟然大呼：“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17]（上，《崇祯〈补遗〉》）对“有君无臣”的极度肯认，在顺治时期的官方文本之中皆得以记录和体现。顺治十四年，在《谕修明崇祯帝陵诏》中，顺治帝写道：“（崇祯帝）原彼当年孜孜求治，宵旰不遑，o以有君无臣，薄海鼎沸，洎乎国步倾危，身徇社稷，揆诸正终之例，岂同亡国之君？”[18]（卷137，《世祖章皇帝谕祭明崇祯帝文》）顺治帝反复强调：“庄烈愍皇帝励精图治，宵旰焦劳，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g沓而营私。”[18]（卷137，《世祖章皇帝谕祭王承恩文》）在此一贯的思路基础上，顺治十六年，大学士金之俊拟撰崇祯帝碑文，正式代表清廷向臣民宣扬对崇祯君臣的评价和明亡原因的认识：“岂非天之所废，莫能兴之，而人谋不臧，适任其咎者邪？考史传所载，凡末季亡国之君，覆车之辙，崇祯帝并无一蹈焉，乃身殉社稷，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除了“天之所废”的天命论以外，“有君无臣”是清朝统治者宣扬的明亡之最主要原因：“於戏，伤哉！有君无臣，贻祸邦国，竟若斯哉！此明代往事之可为痛哭流涕者也。”[19]（卷99，《敕建明怀宗思陵碑记》）对前朝政治“有君无臣”的愤慨和对崇祯帝国破身亡的哀痛，清朝统治者的表达竟有甚于明之遗民！
康熙帝秉承这种明亡解释观点，也说天命和崇祯的君德：“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时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20]（卷56，《礼前代》）除了对“有君”的认同和强调，康熙帝对“无臣”的批判有了更具体的针对性：“明末朋党纷争，……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21]（第二集卷11，《谕修明史诸臣》）“党争亡国”构成了对“有君无臣”论的进一步说明。
《明史》的撰修最直接地受到了这些论说的引导：“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5]（卷24，《庄烈帝二》）关于崇祯帝的论赞仍秉持着“有君无臣”的观点。可以看出，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开始，经顺、康、雍几朝统治者，对明末“有君无臣”论的认同与倡导可谓一脉相承，构成除“天命论”之外，从人事角度解释明亡事实的一种官方话语。《明史》中关于崇祯朝臣的记载和评价，也是清廷倡导“无臣”论的一种反映。以内阁辅臣周延儒之入《奸臣传》最为典型，王鸿绪在此前撰《明史稿》时并未将其列入《奸臣传》，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论此事：“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24]（卷31，《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以当时人来看，曾仕崇祯朝的遗民李清亦不认同“奸臣说”。1
四、明清之际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明清之际士人的思想活跃、言论张扬，与帝王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系统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他们对崇祯君臣的不同评价（包括崇祯君臣的自我评价），对“有君无臣”论的不同看法，便是这种张力的具体体现之一。明亡前，崇祯君臣的话语言说中，“有君无臣”论是政治批评的重要内容;在明亡后的遗民著作与清廷言论中，“有君无臣”论还构成了对明亡的一种解释模式。虽然明亡清兴，江山易主，但清朝君主与崇祯帝、明遗民与崇祯朝臣，却各自呈现出了思想上的某种连贯性。同样，“士”的话语与“君”的话语之差异也并未随着易代而消弭，反而在此时更显清晰。明亡之后，一些遗民不仕新朝，却并非不心系天下，明清之际持论各方对“有君无臣”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不同立场之间的对话与博弈，其内在的话语意涵指向的是对君臣关系的不同思考。
在“君”的立场上来说，自万历中后期以来，君主的统治权威不断遭到挑战。崇祯帝在明末试图重塑君威，杀伐决断与频繁的官员调动作为君权的一种表达方式，使得“君”的话语得以张扬，改变了自万历朝“争国本”以来君主话语的默然局面，君臣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不再以臣的哓嚷与帝王的不作为方式展开。从前文崇祯帝与朝臣关于“有君无臣”论的看法差异来看，在关乎社稷的责任划分与君臣关系层面，君臣之间的对话并未取得一致，在态势上“君”的话语更胜一筹，“臣”的话语与前代相比表现出了委婉和屈从。但崇祯帝对“有君无臣”的强调，对“诸臣误国”的批判，在身死之后又很快淹没在遗民的质疑声中。
对于新朝而言，明代的广泛议政与士之于人主的批判力量，其所致的庙堂纷乱与君主权威下降已成为前车之鉴，而遗民的士论却更为活跃。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在政治上扩展统治领域的同时，思想上的统一和统治权威的重塑也成为当务之急。传统儒学体系中道统和治统的理论为统治者增强政权合法性与君主权威提供了思想基础，康熙帝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21]（第一集卷19，《日讲四书解义序》）将自己塑造成道统与治统合而为一的帝王形象。
雍正帝直言崇儒尊孔的目的：“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34]（卷59，雍正五年七月癸酉条）可见君臣之间尊卑等级的重塑是清朝统治者尤为着意之处，在恢复传统儒学以巩固统治和强化伦理纲常的背景下，清廷对崇祯朝“有君无臣”论的宣扬，虽表面上看新旧两朝有别，而对君论的抒发则立场一致，其实质是对君主话语权的强调和对帝王权威的重塑。清初君主对当下朝臣的警示和劝诫，亦蕴含在对“无臣”的批判之中。
在君臣关系的思考上，明遗民虽是前代所“遗”，自绝于新朝，但并未自绝于天下，士大夫的天下关怀与生民忧虑正是其思考的基点。同时，有关于君臣关系的激进思考并不构成对君主政治合法性的挑战，王夫之说，“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9]（卷1，《秦始皇一》），强调君主制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一姓之王朝的覆亡使遗民们痛心，而他们隐居不仕著书立说的同时，如黄宗羲的“明遗”之“待访”，未尝不暗含着对未来一代令主的期待。对“有君无臣”论持质疑态度的崇祯朝士大夫和明遗民，他们以朝政的败坏和王朝的覆灭为反思契机，试图弱化君臣之间的尊卑差异，强调君臣责任与义务的相对性，在他们看来，不良的君臣关系是导致明亡的重要原因，正如黄宗羲所说：“明之病，在君骄臣谄。”[35]在这个意义上评价崇祯君臣，即便他们认同“无臣”论，但却不能赞成“有君”说，这可以说是士论的集中表达。而对于崇祯帝和清初统治者来说，站在帝王的立场上，君威的至高无上不容置疑。君臣父子同属纲常伦理的范畴，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千古之义，臣对君的辅佐与绝对服从则是臣道的应有之义。明亡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官员的臣道已然沦陷。明末清初的帝王们对崇祯朝“有君无臣”论的认同，便是处在他们君尊臣卑的语境之中。 “有君无臣”论作为对崇祯君臣的评价，是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与统治者关于君臣思考的共同话题，其持论差异体现了士人思想传承与君主重塑君臣伦理之间的矛盾。而清朝统治者在政治合法性确立、逐渐掌握话语权之后，仍对“有君无臣”论的执意倡导，则进一步展示出扭转君臣观的帝王意愿。明末清初以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为内容的“有君无臣”论争，最终统一于强大的君权之下。至乾隆四年，官修史书《明史》的刊行正式代表朝廷发声，对崇祯君臣的论赞成为了不刊之论，此后关于崇祯君臣的评价不再纷纭，“有君无臣”论不再成为士人与朝廷争论的话题。经过清初几帝的努力，明中后期以来的抑君思潮终于沉寂，君臣观中的一抹亮色黯然消逝，传统理学的君臣思想重新成为时代的主导，清政权的一统江山完成了从政治地域到精神世界的全面拓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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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陈龙正：《几亭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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