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 世纪的电影创作中，儿童战争电影以表现儿童在战争中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主要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62 年苏联拍摄了儿童战争电影《伊万的童年》，作为回应，1963 年我国拍摄了电影《小兵张嘎》。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影片的深入分析，拟对这两部电影在主题表达、拍摄手法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原因进行探讨。
一、各有侧重的主题表达
儿童战争电影一般有两种主题模式，一种是表达小英雄历经磨难终成大器的成长主题，另一种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探讨战争给儿童带来的身心伤害，表达生命的主题。
( 一) 英雄主义，成长主题
电影《小兵张嘎》讲述了嘎子在战争中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在这一成长过程中，影片塑造了一个在战火中痛快抗敌的小八路军形象，失去亲人的嘎子在战争中找到了释放仇恨、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与此同时，嘎子的生活还充满了童真童趣，与老罗叔一起卖瓜、跟小伙伴摔跤嘎子的经历展示了儿童如何在战争环境中快速而健康地成长，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和教化作用。
在英雄主义的表达上， 《小兵张嘎》开辟了一条与同时期的同类影片截然不同的路径。《小兵张嘎》创作于我国的十七年时期。此间，我国的政治思想高度统一，人们回顾既往的反侵略战争怀有同仇敌忾抵御外辱的心理，战争题材的电影往往倾向于崇高历史书写和革命精神礼赞。这一阶段的儿童战争电影如《红孩子》《鸡毛信》等大多将儿童塑造成完美的少年英雄。而《小兵张嘎》却另辟蹊径，塑造出了一个有缺点、不完美的小英雄。例如，摔跤输给胖墩儿的嘎子在情急之下做出了咬人的举动。这一行为显然不符合一般英雄主义作品塑造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套路，但这一小缺点却将孩童的天真莽撞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使嘎子的小英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也使英雄主义的表达更加真实自然。
在表现成长主题时，影片选取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物件手枪。电影通过表现嘎子前后对待枪的不同态度来暗示其成长使命的完成。嘎子第一次得到的枪被区队长收回了，他心中满是不平。此时的嘎子尚未理解遵守部队纪律的重要性。后来嘎子再次得枪并将其藏了起来。不久嘎子被捕，直到获胜后才得以与战友们团聚。此时的嘎子主动向区队长坦白自己犯了藏枪的错误。这一举动看似微小，实则意义非凡。嘎子主动交枪的行为说明其实现了精神觉悟上的质变，他已经认识到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的安排。至此，嘎子的成长真正完成。
( 二) 人道主义，生命主题
与《小兵张嘎》不同，电影《伊万的童年》从人道主义出发，讲述的是生命的主题。影片塑造了一个在硝烟中身心俱损的小侦察员形象。战争不仅伤害了伊万的身体，还摧残了他的心灵。他讲话口吻刚硬，行事比成人还要镇定，完全是一副被战争摧毁了童真的模样。这样一个被战争异化了的孩子即使迎来了和平年代也无法在其中生存下去，这是战争带给儿童最致命的伤害。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表现战时的苦难生活，还将思考延伸到了战后，其反思之深刻可见一斑。
影片从人道主义出发，着力表现伊万所接受的危险侦察任务与其儿童身份的不相匹配。尽管背景环境是战争，但在导演的预设语境中，伊万却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理应得到成人庇护的儿童。一个儿童承担起本不该由他承担的责任，无所谓正义或非正义，面对幼小生命被战争无情戕害的事实，观众感受到的不是保家卫国的光荣，而是心痛和惋惜。在这里，个体承担时代责任的英雄主义神圣话语被消解殆尽，剩下的只是人道主义层面的对于战争伤害无辜儿童的深深谴责。影片结尾，苏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当苏军攻克柏林时，哈尔采夫上尉发现了伊万的档案，原来他早已被敌军处以绞刑。影片在胜利之时将伊万的死讯公之于众，表达出对于战争的强烈质疑和批判。
可以推想，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伊万绝不是个案，而是有一批被战争摧毁了童年的孩子在残酷的现实中苦苦挣扎，他们或死于战争，或幸存下来却带着永久的精神创伤。一个民族为战争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虽然最终取胜，但这样沉痛的胜利又有什么值得欢庆的? 面对战争，人类应有的态度是反省和拒绝。
二、战争伦理之于人权思维
《小兵张嘎》与《伊万的童年》两部影片之间其实是有着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的。1962 年正值我国大反苏联修正主义时期，拍摄一部针对《伊万的童年》进行批评的儿童战争电影是导演崔嵬接受的政治任务，影片《小兵张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正因为《小兵张嘎》是针对《伊万的童年》所做出的回应，所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表达不同的主题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但其实这只是两部电影截然不同的外在原因。面对同样的儿童战争题材，中苏两国导演拍摄出了两部精神风貌完全不同的电影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近代中国战火频仍，特定的历史环境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战争伦理观念。孙中山曾提出以战止战的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家进一步提出凡是符合人民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显然，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属于抵抗外辱、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正义之战。因此，所有与这场战争有关的行为就都成了值得肯定的正义行为。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参与这场战争都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重要选择。个人在战争中付出生命的代价并不足以成为人们质疑战争合理性的理由，这种牺牲属于个体为整个民族的解放而献身的光荣行为。这种战争伦理观念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接受和大力推崇。所以，即使没有批判苏修的政治要求，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下，当时的中国也必然会诞生出《小兵张嘎》这种思想积极、格调轻快明媚的儿童战争喜剧。
与中国不同，尽管当时的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从历史上看，这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在精神文明上历来更倾向于欧洲。苏联的许多作家、思想家都是在西方文化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西方思想为很多知识分子所接受。可以说，苏联在历史上是有重视人权的这种思维传统的。以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为例，他所创造的对话理论具有世界性的重大影响，其价值早已超出了文学理论本身。其对话理论阐释出了一个多元的世界，并指出对话才是人类生存的本质。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在营造一个众语喧哗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权力。这种平等对话的理论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这种维护人权的思维在电影领域也有所反映。1959 年，苏联导演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拍摄了电影《一个人的遭遇》，在影片中，导演没有渲染卫国战争的崇高，而是从维护人权的角度出发，表现战争带给一个普通人的肉体和精神伤害，表达了对于战争的抗议。不同的历史环境缔造出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苏两国对于战争的不同认识注定了两国导演在面对相似的战争题材时会有截然不同的构思角度，从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主题思想。
三、写实电影之于诗电影
( 一) 平实而精彩的写实电影
我国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创作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响，这一原则要求创作者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电影《小兵张嘎》作为这一时期此类影片的代表作，较好地落实了这一原则。从其拍摄手法上来看，影片基本属于写实电影。影片平实地展现了华北地区八路军的抗日活动，突出塑造了张嘎这个在战火中快速成长起来的小英雄形象，尽管该片以写实手法拍摄，但平实中亦有精彩，即使今天看来也不觉单调乏味，这要归功于电影创作者们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的艰苦努力和创新。
以影片的镜头语言为例，片中许多地方都实现了镜头的灵活运用。最著名的就是罗金保带领嘎子深入区队驻地时的那个长镜头，镜头的步步深入，增加了场景的真实感，同时也凸显出区队驻地的隐秘，增加了一种神秘感。此外，影片开始阶段，敌人绑走嘎子奶奶，嘎子回家不见奶奶便去广场上寻找奶奶。此时影片采用俯拍手法，以360镜头跟进，画面从众村民的头顶快速掠过，紧接着神情焦急的嘎子闯入画面，这使观众领悟到之前的镜头是以嘎子的视角拍摄的。这个镜头既凸显出嘎子寻找奶奶的急迫心情，又交代了周围的背景环境，一举两得。之后在表现敌人逼问奶奶的场景时，影片采用了仰角镜头拍摄奶奶，使人物形象显得格外高大，配合激越的背景音乐，突出奶奶面对敌人威逼时宁死不屈的崇高品格。当敌人的刺刀架到奶奶的脖子上时，影片给予了奶奶一个格外突出的面部特写，奶奶此时的神情是无畏和坦然的。镜头语言在这里被运用到了极致，起到了刻画人物品格的作用。此外，影片还运用了许多独具匠心的拍摄技巧，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 二) 梦境与现实交相呼应的诗电影
与《小兵张嘎》的写实风格不同，影片《伊万的童年》是一部典型的诗电影。这样的电影作品往往具有较强的情感色彩，追求诗意表现力。诗电影在20 世纪5070 年代的苏联有较大的发展，代表作品有《战舰波将金号》《土地》《雁南飞》等，苏联的诗电影创作是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的。初涉影坛的塔尔可夫斯基在当时解冻思潮的影响下决定拍摄一部独立构思的作品，他最终选择了诗电影，并设计出了梦境与现实交相呼应的表现手法，梦境作为影片的第二时空与战争背景下的第一时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贯穿影片的梦境共有四个，最后一个梦是在伊万已经死亡的背景下出现的，寓意深刻。梦的开始是母亲提来水桶，伊万欢乐地趴在桶边饮水，这似乎是延续了影片开始时的第一个梦境，但这绝不是导演在有意地为整部悲剧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在梦的结尾，伊万追逐一个小伙伴，两个孩子在沙滩上快乐地奔跑，随着跟镜头的步步推进，伊万似乎就要这样快乐地跑出观众的视线了，可是画面突然切换成了一棵烧焦的树，巨大的枯树最终填满整个画面，影片结束。这棵带有战争烙印、象征着死亡的枯树出现在本该用来展现美好事物的梦境中，给人一种现实硬生生插入理想世界并将一切美好破坏殆尽的残酷感觉，带给观众强烈的心灵震撼。
综上所述，电影《小兵张嘎》与《伊万的童年》分别作为中、苏儿童战争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各自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我们重新审视这样两部电影时，不能简单地以今天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来对其做出评判，而是要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民族文化相结合。我国近代以来的战争伦理观念， 十七年时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话语背景，共同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小英雄在战争中快速成长的传奇故事，而苏联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传统、影片诞生之时的解冻思潮则共同缔造出了一个战争伤害儿童心灵、夺走儿童生命的悲剧故事。这两种思路无所谓孰优孰劣，它们属于儿童战争电影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思想启迪。
